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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楊潔篪的喇叭論說起
FT中文網公共政策編輯 劉波
在3月6日的全國“兩會”上，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就中國對外政策及對外關係回答記者提問。這場問答涉及了南海問題、俄羅斯大選、敘利亞與伊朗局勢等時下國際熱點話題。被媒體視為亮點之一的是楊潔篪就中國周邊外交的表態——“這個世界是一個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著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沒有喇叭。但是我始終認為，數字比喇叭重要。”這句話迅速得到廣泛引用和點評。
楊潔篪此語或可解讀為：雖然外界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有很多微詞，但密切的經貿聯繫證明了這一關係的正常和友好。近年來，國際媒體對中國周邊政策變得更“強硬”(aggressive)的表述越來越多，楊潔篪的話也可視為對這些批評的回應。
不過，從大的角度來看，此語也表明中國領導人已認識到爭奪國際話語權、爭取議題設置能力、更多宣傳對本國有利的論點論據的必要性，也認識到世界各國在這些方面的能力差異。
楊潔篪所暗指的中國“喇叭”沒有外國響，也確實是一個現實。一方面，這和中國自身對外表達機制的不足有關，“軟實力”依然欠缺。但“喇叭論”也不能解釋一切：“喇叭”的響亮與否並非影響國際輿論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一國掌握了最大的話語權，並不能保證其對外政策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例如，論話語權，美國可以說是最強的，中國較弱，但歐洲、中東等地的反美主義浪潮遠遠超過“反中主義”，尤其是在美國的小布希政府時期。僅僅把焦點集中于提升話語權和改進宣傳策略，並不足以改善一國的外交利益。
當今世界，媒體龐大、資訊氾濫。有人認為，更多元化的資訊讓公眾更能正確地對待各種國際問題；也有人認為，過多蕪雜資訊會讓真正重要的資訊淹沒在“資訊泡沫”之中，反而給予話語霸權者更大的左右輿論、主宰公眾思維的優勢。這兩種效應也許都存在。但筆者覺得還是前一種效應更明顯。事實表明，公眾、尤其是知識水準更高的公眾，基本是能分清是非曲直，能分清宣傳的謊言和事實的真相的。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這個道理在資訊自由化的今天也適用於國家。美德不會因宣傳不足而失色，過錯難以被過度宣傳所掩飾。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外界對中國的疑慮與批評增多，這很正常，就像美國一直承受著各方最多批評一樣。或許國際媒體的渲染增添了一些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但不能因有這個因素存在，便無視確實可能導致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緊張的一些切實原因。
回到楊潔篪的講話。的確，中國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發展迅速，這為政治上的良好關係奠定了基礎，但經貿關係密切不能確保政治關係不出問題，也不代表中國的周邊外交已經盡善盡美，毫無可檢討、修正與改善之處。
具體的可改善之處有哪些？筆者認為，第一，中國應該更加重視周邊外交，因為國際局勢的重心在向東方轉移，單純依恃中美關係良好這個軸心，不足以確保中國的和平國際環境。
第二，在中國，尤其是社會上層，言必稱歐美的情況比較明顯，中國應努力提高社會公眾對周邊國家歷史、現實的認識，增進與日、韓、印度、東南亞國家等的民間交流，以旺盛的民間外交作為官方外交的牢固基礎。
第三，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周邊國家摩擦增多在所難免，在涉及具體爭議或衝突時，中國應掌握應對技巧，儘量把爭議具體化、現實化，而非政治化、原則化，涉及經濟利益的談經濟邏輯，涉及領土糾紛的談歷史證據、國際法依據，避免因把問題泛政治化而引發誤解，增長敵意。
最後，跳出周邊關係的框架看，中國整體國際形象和軟實力提升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國際上“喇叭大、喇叭小”的問題確實存在，但最重要的不是“喇叭”的大小，而是那個“吹喇叭者”的整體形象和風範。世界上有些國家的對外宣傳力度並不大，但國際形象和國際影響力卻非常好，例如北歐國家。有些國家在這方面投入很多，卻不一定收效大。例如，在海外建一百個“孔子學院”帶來的正面效果，或許還不及一次“毒奶粉”或“小悅悅”事件的負面影響大。
所以，中國古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是沒有現實意義。中國認識到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並為此投入資源，並沒有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內修文德”（改善民生、提升民權、促進社會公平），“外彰義舉”（公正處理國際爭議、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訂、應對全球性問題、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權益），這才是提升國際形象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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