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中國模式與民族主義 三之三 (完)

明報月刊

通觀中國當代民族主義，除了對抗性和一統性的特點之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它仍然有建構性的一面，需要注意的是，這裏所謂「建構性」一語，既非道德評判也不具功利判斷的意義。所謂建構性，僅僅從其目的指向否定或肯定角度給出描述；如反美反日為否定，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平崛起」」等則是肯定的。比如，大躍進時期的「超英趕美」一類的口號具有建構特點，但並不意味着不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同樣，建設「和階社會」看似包容，但實際上也不排除其可能壓制不同聲音的功用。

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建構性。第一是外交方面。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再到「大國外交」，中國外交政策走勢的變化明確體現了中國崛起的步伐。鄭宇碩教授《中國外交中的民族主義問題》一文為我們提供了這一觀察角度。第二則是民間角度，從1996年的《中國可以說不》到2009年的《中國不高興》，再到2010年的《中國站起來》之間有沒有某種邏輯聯繫？從敢於說「不」到表達「不高興」，再到宣示「站起來」，其間層層遞進，蘊含着某種從反抗到主宰的趨向。整體看來，民間民族主義煽情主要以排外、仇外的對抗性表達為主線，但其間也一直貫穿着自卑與自大交織的情感線索。從1996年的對抗到2009年的矯情，這一變化同中國的經濟、政治實力在全球範圍的提升不可分割，也同官方的從「 韜光養晦」到「大國崛起」的外交轉向大致同步。第三則是中國主流輿論視角，與上述趨勢同時，中國政府亮出的「和平崛起」、「和諧社會」、「提高軟實力」等口號也被中國媒體廣為宣傳，直至最後形成中外「互動」的所謂「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

「罔顧人權犧牲正義」的成功？

確實，「中國模式」是一個國際話題，如從喬舒亞‧拉莫（Joshon Ramo）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算起，「中國模式」的發明權恐怕應該屬於美國人。同國際上潮起潮落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奇跡論」一樣，「中國模式」也是世界面對經濟起飛而試圖作出解答的理論。2009年後，「中國模式」漸漸佔據了中國輿論討論的中心。同西方談論的初衷相仿，「中國模式」之所以引起中國國內媒體熱烈討論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的強勢增長。但是，二者還有着重大區別。西方所講的從「北京共識」演繹而來的中國模式是經濟增長模式，而中國本土更熱衷於社會模式。不同論者雖然對「中國模式」給出了很多界定，但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條：政治專權與經濟放開。對於宣揚和着力建構這樣一種「中國模式」的論者說來，討論和詮釋所蘊含的第一要義也就順理成章地集中於論證中國政治、經濟全方位的成功。這是否屬於一種高調的民族主義？由旒於世界經濟危機及全球化的衝擊，中國以外的不少輿論企圖從「中國模式」中尋找靈感，找到救治西方現狀的新思路。但是，以「中國模式」論證中國的成功實際上在中國本土遭到強烈的質疑。批評者認為，經濟的成功不能取代政治制度的改造，目前中國的所謂成功其實是罔顧人權、犧牲正義、揮霍資源、破壞生態的成功，這樣的成功並非成功。實際上，隨着中國社會衝突日益加強，制度危機日益顯現，無論是以「中國模式」，還是「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來論證中國成功的企圖在中國本土都難以立足。

不過，從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圍繞「中國模式」的議論，有必要區別開放性的討論和建構性的詮釋。客觀上講，無論中國經濟、社會有多少問題，中國政治改革如何滯後，中國經濟的增長仍是一個現實存在。如何解釋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成功），是一個開放的話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回答，包括自由主義者的回答。正如不少論者所指出，中國經濟的成功本身即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向西方學習、實施市場經濟的結果，是接受普世價值同世界秩序接軌的結果，對「中國模式」建構性的詮釋則不同。建構性的詮釋企圖將「中國模式」定於一尊，將中國成功的原因說成是中國政府拒絶民主改革的正確決策，是中國歷史與道路的獨特，將開放性的討論納入國家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框架之下。

民主制度不適用於中國？

在中國，鼓吹「中國模式」不遺餘力的代表人物大概非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潘維莫屬。他認為「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挑戰「市場與計劃兩分」、「國家與社會兩分」、「民主與專制兩分」，從而促進中國學界對本土文明的自覺和中國話語系統的形成。如果我們將上述企圖證明中國成功的嘗試稱作「中國成功論」的話，潘維的論述則企圖從民族主義角度詮釋「中國模式」，這即是所謂「中國特殊論」，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說一部分中國學界精英致力拼構「中國模式」的用心是將中國經濟成就從理論上毋定下來的話，而所謂「中國特殊論」即是為了回答為什麼這一成功是可能的問題。如果說「中國成功論」旨在論證中國現行制度的合理性並緩解公共輿論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的話，「中國特殊論」則旨在證明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優越性。在這裏，「中國成功論」與「中國特殊論」互為表裏、互相論、互為因果。同「中國成功論」在中國本土難以立足的情況相反，「中國模式」中所蘊含的「中國特殊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蘊，因而，也沒有受到有力的辯難。

何謂「中國特殊論」？所謂「中國特殊論」當然是以西方尤其是現代西方參照系的。仍然按照潘維對「中國模式」的總結，中國特殊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官民一體的「社稷」社會模式。第二，一黨執政的「民本」政治模式。第三，國企主導的「國民「經濟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潘維並不滿足於總結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也不僅僅將中國模式局限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年，潘維也企圖將「中國模式」置於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大背景之下加以論證。當代中國經濟的成功，不僅證明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高效，也證明中國文化的優越。而無論中國現行制度的高效，還是文化的優越，均得益於中國數千年之文化傳統的特殊。因此，民主制度不適用於中國，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體系也不適用於中國。

參照近代歐洲民族主義演變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到這樣一種「文化特殊論」並非當代中國文人的新發明。法國大革命後現不同指向的法蘭西民族主義和德意志民族主義即給我們提供了十分有意義的借鑒。法國大革命後，法蘭西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號召，傳播以普世價值為支柱的政治民族理念。受法國普世理念的衝擊，德國以文化民族與之抗衡。宣稱民族之所以為民族，乃是因血緣、語言和共同的史才成其為民族（同種同文）。這就是近代歐洲開放與封閉兩種趨向的民族主義之起源。在這裏，開放或封閉並非一成不變的價值判斷，歷史上法蘭西開放的民族主義也並非和平的羔羊，也曾為拿破崙的帝國擴張提供藉口。但是，封閉的民族主義則只可能將民族帶上狹路和絶路。法德不同取向的民族主義給我們提供的教訓是，一、防止以武力強加理念，即使這一理念放之四海而皆準。二、防止以特殊拒絶普世。近代德國的歷史為此提供了教訓。德意志封閉的文化民族主義為後來希特勒的種族主義開啓了理念上的先河，而德國最終仍然必須接受自由、民主的普世理念。

證之於中國語境，以「文化特殊論」為內核的「中國模式」具有一明顯的悖論。一方面「中國模式」以其特殊性挑戰民主模式，拒斥現代普世價值；一方面裹挾中華「文化優越論」，希圖向其他國家輸出自己之「獨特」模式。以特殊對抗普世，「中國模式」無輸出之可能；以優越與否論高下，意味着比較和競爭。中國模式果然優越，當然可以輸出，但比較和競爭既是一種開放的體系，於是中國接受普世價值的大門打開了。「中國模式」是否是世界最優越之模式？中國可否選擇其他模式？中國儒家傳統中的天下主義本身蘊含着普世主義和華夏中心主義兩重性。相對於德意志民族以種族、血緣為認同尺度的傳統，中華文化以一套禮儀典章文明規則為認同準則。這一傳統，相對於異文化有封閉的一面（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相對於以種族血緣為尺度的民族，卻具有廣闊的開放性。今天的中國，是以普世主義的天下主義為指引，走向規範與價值認同。還是以華夏中心主義為支撐。關閉文化大門，拒斥全球規範，答案不證自明。

本次討論組並沒有直接涉及「中國模式」的話題。但是，馮崇義教授通過觀察2008年4月24日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華人萬人遊行個案，分析狹隘愛國主義的得失（見《從澳洲華人的愛國表演看病態民族主義的禍患》一文），何曉清女士對海外留學生認同問題的詰問（見《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情緒初探》）均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窗口，窺視「中國模式」母本鍛造出來的行為方式，阪井臣之助先生《中日民族主義之比較》一文，尤其是李春福關於《韓國視角下的中國民族主義》一文的介紹，言簡意賅地點出了在韓國視角下，華夏中心主義遠不是中國漢族集體想像中那麼的浪漫和詩意。韓國學者將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稱為「新中華主義」，強調其對外膨脹與對內分裂的特性，並將此與「中國威脅論」掛鈎。這一視角正可以填補從中心看「中國模式」的盲點。

和平競爭 民主治理

正如我們組織此次討論組的初衷，觀察民族主義的歐洲視角是可以互補而且也應該互補的。歐洲近代歷史不僅為觀察民族主義的演變提供了借鑒，也同時為當今民族主義的出路提供了參照。同中華文明一樣，歐洲歷史也充滿了血腥。歐洲歷史上的民族主義為民族國家的建立提供了動力，同時也是暴力與恐怖之淵藪。正因如此，戰後的歐洲人痛定思痛，放棄民族主義思維，建設歐盟，從制度上尋求抑制民族主義的霸權運動，開創了國與國之間和平競爭，民主治理的新模式。從這一思路出發，今天的歐洲依然可以稱作制度創新的先行者。也正是從這一角度，法蘭西研究院院士讓‧貝詩萊（Jean Bechler）教授在其《國際體系與文化個性：昨天與今天》一文中提出的思路值得重視。在他看來，當今世界局勢呈現出一種近似當年歐洲多極博弈的態勢，即美、歐、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世界級大國之間的角逐有可能趨向一種平衡博奕遊戲。只有遵守規則才是最為合理的和對各國本身最為有利的選擇。換句話說，在當今地緣政治版圖上，即使各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擯棄狹隘和好戰的民族主義，選擇遵守共同遊戲規則也是各國政治之良策。作為後發性的民族國家，在走上歐盟超越民族、超越主權的道路之前，逐漸將民族情感納入規範認同與和平競爭的軌道應該是中國民族主義較佳的出路。

三之三‧完

作者是旅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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