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讯,北京媒体刊载文章警告,靠大规模投资稳增长蕴藏巨大风险。新华网在首页显著位置刊登这篇文章。这显示,在总理温家宝提出“更为优先地稳增长”后,中国高层对如何“稳增长”出现不同的思考。
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文章全文如下:
进入5月以来,内外需疲软态势进一步显现。为防范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风险,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启动,据媒体报道,一些下半年的项目被提前到上半年,稳增长政策开始加码。
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至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至8个百分点来自于投资贡献。投资率如此之高,与我国长期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这些年来,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然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直接导致的是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错配。高投资不仅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避免地与高风险相伴“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如果产能扩张是建立在信用扩张基础上,生产过剩危机就必然会引起非常大的金融风险。
近两年投资迅速增长,资金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导致银行贷款规模急剧扩张,带来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衍生的巨额流动性,也成为滋生房地产资产价格膨胀、通货膨胀和债务膨胀的诱因。
无法遏制的投资冲动也导致巨大的地方债务风险。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膜拜”,投资自然对地方政府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无论是土地财政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其最后的去向都是进行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资。许多地方政府不惜突破规划,过度负债经营。金融危机期间,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大幅扩张,数量从2008年的2000个左右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巨额债务压力下,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急速膨胀,而其中银行业承担了大部分融资责任。由于大量的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的项目中,杠杆率高、现金流不足以及贷款集中度风险变得越发突出。
控制不了投资扩张和项目投资冲动,就很难控制银行信贷。目前预计,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等在内的在建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数额可能巨大,投资的粗放扩张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再度膨胀,投资贷款、各地方融资平台沉淀的巨额债务,以及通过银信合作流向“表外”的信贷,都可能潜藏较大的不良资产风险,增加金融业系统脆弱性,这可能在未来几年带来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上升。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的趋势,稳增长政策不应着眼于做加法,靠财政杠杆启动大规模投资。实际上,财政刺激更应该做减法,要从总量上降低税负成本,刺激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以减保增、以减促加,才可能避免陷入新的“风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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