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容忍贪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贪污就会冲击经济的根基，挖去社会道德的基石。政府纪律部队的贪污，会让这个政府本身显得无足轻重。贪污是毒蛇，潜藏在阴暗的角落，既不放过身份高的人，也不放过身份低微的人。贪污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必须掐住它的喉咙，把它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让那些自欺欺人的人——这些人闭上眼睛就以为事情不存在——我们要让他们醒悟！我们要提醒大众，任何贪污交易都有三个参与者，其中两者是利益授受的得益人，一者是政府。当犯罪者被定罪时，政府有最终的责任和决定权，来要求丧失的东西应该怎么偿还！”
第一章 过去
坐在旺角帝京酒店的咖啡厅里，黄先生说：“中国大陆现在的贪污，和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比，只是湿湿碎（小菜一碟）。”
黄先生的全名是黄国梁，从廉政公署退休前，他是总调查主任。三十多年前他还很年轻，廉政公署成立伊始，把大贪污犯葛柏押回香港，他是押解人之一。更早前，他是警察。
为什么离开警察，来作廉署，不言自明。那和七十年代的香港有关。
七十年代的香港，用狄更斯《双城记》开头那段话来说，“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
洪清田，香港研究专家。他告诉我，廉政公署的成立，既是反贪污的需要，又是英国人管治香港时期政治思想的体现。他说，英国人的管治很有讲究，有一种知识体系在里面。他们把管治当作一种学问。官员处理问题的时候，是把管治问题当作一门“科学”。
比如麦理浩。
“麦理浩具备三方面的条件和知识：一是殖民地总督，知道殖民地总督在英国的架构里该做什么。他的身份，他的任务。二是外交部。外交部不但能看到英国，也能看到其它国家、民族、种族和文化。外交官员跟殖民地一大不同是没有殖民地官员那么以我为主，外交官比较多元，知道平衡各方利益和多方面观点，站稳我自己的立场，但一定要多方面多角度考虑问题。第三方面，在经济上、行政管治方面，有社会主义和英国保守主义的那种“慈善”的心态，有社会主义的元素在里面。还有，他的行政能力非常强。”
麦理浩作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以外交部而不是殖民地部或军部背景的总督来到香港，并非偶然。从近的来说，是六七暴动。香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由六七暴动引发的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都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不再能把这里当成过去的那个殖民地来管理了。这是近因。
洪清田说，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内部政治发展在香港的体现。六十年代的一个时期是工党执政。英国政治在二战后发生了左转，有力的例子很多，比如煤矿国营化。对于殖民地、对于整个帝国，英国人的考虑都发生了改变，他们看到了更长远的前景，总的趋势是知道整个世界的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步来临的是非殖民地化，以及处理自身国内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这是英国派麦理浩来香港的内部原因。你看资料一般没人谈，但这个原因起的作用可能更大。”
当世界上出现非殖民地化的问题，比如非洲独立后失败的例子，英国人够聪明，开始顺应这个潮流。洪清田提到海洋性文化和大陆性文化的差异。大陆文化强调本体性和主体性。现在大陆和台湾把本体性和主体性混在一起谈，其实是两个东西。对于时代潮流，大陆文化是“创造时代”，主导整个时代的变迁。英国人不是，它的哲学和政治里有一种思路──你只能利用、学习这个事物的客观性的一部分、一小部分，还不一定正确。科学研究一定要准确、明确，但科学的准确性在一定时空里是会变的。
同时，麦理浩来香港前后，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公民社会也在形成。
六十年代是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态的，但开始种下种子，两方面，一，应用性的自由主义，二，应用性的个人主义，这个在中国文化里是被压抑的，最后变成道家佛家里面那种个人主义，个人逃开社会。在香港，这两个实现在生活中的每一方面。1840年那一天，一百多年。我说香港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最成功的一个例子。
反贪污捉葛柏可能是第一次由香港本身的问题示威游行的、第一次由香港本身的问题反政府。过去一百多年，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问题出现，怎么样理解、观察民意，他是非常清楚的。六七暴动的研究报告，有很多学问在里面。
但那时候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香港人是面对中国的，香港问题和中国问题经常混在一起。到六十年代，还没有人认真把香港当成自己的地方。不论是农民、工商界、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比较少人谈，香港的第三势力，把自由主义从面对中国变成面对香港。香港民主化运动基本上是继承这一部分。第三势力没有组织，而是用价值观。七十年代由下而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把西方的变成广东话。
那时候出现了香港节，“香港是我家”，提出归属感。但才开始时，洪清田一代知识分子把英国人提出的东西当笑话。因为他们是殖民地政府，和新界士绅这些中国商人结合在一起，而商人在中国社会依附权力，不讲道德是非。但现在看起来，在那时候民间最底层已经开始酝酿本土意识的知识分子。
当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后，怎样保护香港文化，中国拿回香港是不是会损坏香港社会的整体性，这些问题出现了，香港的公民社会形态才真正开始成形。但这个形成过程有两点很无奈，一个是被迫的，第二，是从负面论述的。不希望人破坏你，那到底你是怎样的。到目前都是这样的。
廉署的出现，则代表了当时英国管治香港理念的浓缩，很多东西包括在这个机构的建立里。廉政和反贪绝对不是孤立的，与政治之间互相关联互相牵动。廉署成立是由下而上的民意和由上而下的新管治理念的结合。正如姬达所说，成立时内部的反对很严重的，利用外部的游行压力，中和了。
第四章 两种体制的矛盾
一，今昔油麻地
油麻地，在清末割让给英国前就已经存在，是渔民靠岸晒麻网的地方，又有做用桐油修补渔船的活计，就被称作油麻地。历史上这里既不是中环那样的核心地带，商业也不发达，除了有座天后庙，让渔民靠岸，其它生意就是理发、米店、杂货铺、妓院、鸦片馆、长生店、仪仗花轿之类，是一个非常草根的地方。
到现在，随着西九龙填海和社区整合，油尖旺成为九龙的重要一区，指的是油麻地、尖沙咀、旺角这三个被弥敦道串联起来、合为一体的区域。虽然一体，却有不同，尖沙咀面向维多利亚港敞开，半岛酒店、美丽华酒店、文化中心、香港艺术馆、香港太空馆、各大奢侈品专卖店都座落在区内，所以繁华而璀璨。旺角是平民阶层的购物天堂，数码电器、漫画、二楼书店、日系潮流玩具、饮食、女人街、波鞋街，汇聚一起。油麻地夹在旺角和尖沙咀中间，陈旧很多。除了饮食，油麻地没有什么特别的消费，对于游客来说，这里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庙街了。除此以外，油麻地非常有名的还有果栏。
如果你顺着香港西部海底隧道，乘车从港岛西环钻入维多利亚港，再钻出来时，就到了九龙地铁站，能看到地标建筑“圆方”。再往前开车五分多钟，就到了油麻地果栏。被遮在维港沿岸的高大商务写字楼后面，这里的建筑颜色单一，灰白，呈现出石屎的原本色调，而且排列紧密。几十年的时间，风雨在石屎的基色上浸入了青苔般的深色。“果栏”就是生果市场，直到今天这里还是在做生果批发生意。果栏的建筑，似乎几十年都没发生过改变，低矮，风格杂乱，有的是粤式建筑，有的就是一个棚子。香港地产开发者似乎都忘了这块地方，虽然近年有民间团体提出来把果栏依原址改为北京798那样的文化区，话题兴盛了一阵像流言蜚语一样过去，这里卖的依然和几十年前一样，是生果。
到了夜晚，油麻地果栏比不远处的旺角人烟稀少很多，在这里做生意的人辛苦地搬运着一箱箱生果，从货车上卸下，堆码在铺头门口，因为他们通宵搬运第二天要卖的生果，有时还会被社区里投诉扰民。去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看电影，从这里下车走不远就到了。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的街对面，是白黑两色、外观保持得很好的油麻地警署，这座建筑历史悠久，从1922年开始作为警署使用至今，已被列为法定古迹，也是油麻地的地标建筑。
虽然是栋美丽的建筑，斜对面还是人流熙攘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但也许是因为对警署的天生抗拒心理，加上历史建筑散发出的压抑感，所以很少看到有人在油麻地警署前驻足。2008年5月，这里还传出一条社会新闻，在油麻地警署报案室27号房，一个西九龙冲锋队警长因为疑犯拒绝搜身，动用私刑，将对方打成重伤，这位警长因此被控严重伤人罪。这条新闻，更加深了油麻地警署的神秘与沉重感。
这种沉重感从三十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宗案件开始，就一直挥之不去。也许，作为一间坐镇在油尖旺这个香港最复杂地区的警署，各种是与非、对与错、黑与白，是注定要纠缠的。
顺带一提，香港历史上的“四大探长”，排名第四的颜雄，最后职务就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长。
二，油麻地果栏贩毒案
1977年2月9日，香港主要英文报纸登出了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ICAC扣留了12个警察”，记者说，根据消息，头一天一位九龙区的警方探长和十一位警察被廉署问话，他们涉及非法卷入一个贩毒集团。但是廉署发言人拒绝评论这个消息。
四天后，1977年2月13日，新闻里的消息更具体了。“星期二，12个警察——5个警官，3个警长，4个警署警长——被带往廉署总部和记大厦。”这12个警方人士是被带走讯问非法涉入已在两个星期前判决的一桩贩毒案。当时，毒贩chu kuan kong夫妇俩被判30年监禁，其他8人被判8至18年不等。廉署在该案审判结束后，得到了一些调查资料，不知道他们从资料里看到什么，紧接着星期二早上就打了电话给警署，开出一份名单，都是警察的名字，廉署要约谈这些人。
12个警察被问话后，各交了5000元保释金就释放了，回到警队继续上班。而廉署调查员旋即前往警署，调出警员的记录本和其它文件档案察看。
报道中提到的警署就是油麻地警署。
这时，“四大探长”中排名第四的颜雄，就在油麻地警署当差。
这一波拘捕零星进行，分别拘捕了21名涉嫌参与贪污的目标人物，事件不冷不热，直到当年5月。
1977年5月，对后来香港社会留下深远影响的油麻地果栏贩毒案正式掀开大幕。
三个月前，果栏贩毒案开审，这个月，贩毒案审判结束，贩毒集团首脑认罪，被判入狱18年；另外四名主犯被判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入狱十一年至十三年不等。有趣的是，当时的英文报纸报道这条新闻时，用了一条令人产生揣测的暧昧标题：《“Small”boss of drug syndicate gets 18 years》（贩毒集团“小”老板获刑18年）——首脑人物只是“小”老板，是否意味背后还有“大”老板？
报道说，被告Ma Ding-kit和Ng Kwong-yan在宣判后被廉署带走，讯问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贪污问题，同时被“请”去廉署录口供的，还有同一案件中未被起诉的Chow kee-foo, Ching Shiag。后来，因为协助廉署，贩毒集团首脑和一成员获法庭减轻刑期至十一年及八年，这是后话。廉署这么快就动手，因为早在贩毒案的审讯过程里，就有确实证据指向了警方毒品调查科，其人员有从贩毒集团收取贿赂的重大嫌疑——这些证据包括三名疑犯称有执法人员贪污，他们要揭发。
要是当时的记者知道，这个贩毒案涉及的贪污问题不仅仅和毒品调查科有关，而是更大规模的集体贪污，报道就不会到此为止了。
简单介绍下油麻地果栏贩毒案。
1975年3月开始，一个贩毒集团开始在油麻地果栏一带零售毒品。说是贩毒集团，并不是电影里那种跨国跨境的大规模毒品走私买卖，只是在一个社区内由“药头”小规模零售海洛因给吸毒者。这个集团人数规模不大，由一对夫妇和几个手下就打理了。打理这个集团的是外号“沙尘超”的chan man-chiu，。“沙尘”这个外号有“很嚣张”的意思，有人说他是“水房帮”的。“沙尘超”本人经常坐镇油麻地的大来酒楼，酒楼还给他留了专座，别人坐不得。在这儿海洛因被分成小份装入袋子然后分售出去。官方估计，他们交易额初期为每天30000元，后来达到每天70000元。一年下来上千万的金额有了。
一年多前被关入大牢的葛柏心里面一定很有怨气——官做得这么大（拿今天中国内地的官职比喻，他也算是一个省的公安厅副厅长了），手下“四大探长”谁贪的都比他多几十倍，油麻地一个“沙尘超”一年也能做上千万的生意，他贪了430万就被追得满世界跑，简直就有点“鱼腩”的感觉。
在后来针对警方内部涉嫌收受贿赂的审讯中，有在大来酒楼当过侍应的证人说，他就亲眼看过药头在酒楼专座分装海洛因，说明这个毒品零售集团几乎是在光天化日下贩毒。但就是这么明目张胆的犯罪在被扫灭前竟然活跃了16个月。
这16个月的“自由贸易”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沙尘超没把几百米外的油麻地警署放在眼里，要么是警察没把一年多前挂牌成立的廉政公署放在眼里。
葛柏不是跑到英国还给抓回来了吗？活生生的例子就挂那儿呢，怎么还有警察这么笨？
这说明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对于肃贪问题，英国人的看法和基层华人不一样。英国人认为把葛柏这个高官祭出来就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但华人的人情网络要深得多细得多。没有根本上的整治，基层的人还是认为肃贪和他们无关，整不到他们头上。油麻地果栏贩毒案牵出来的盘根错节的问题，说明廉署成立之初，即便祭了葛柏，很多华人警察还是没把港府肃贪的决心放在眼里。后来廉署花三十年时间落实姬达爵士的理念，以“三管齐下”——执行处肃贪让人不敢贪，防贪处推算贪污渠道让人不能贪，社关处到基层做思想工作让人不想贪——治理贪污，这才收到基本把香港变为亚洲最廉洁社会的效果。对华人社会的这种特点吃的最透的是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可以算得上近代中国的一大创举。
言归正传，沙尘超逍遥了一年多，先是在1976年4月被工商署人员扫过一次，然后8月份又被警方的毒品调查科大扫除，8月份那次行动很大，抓了八个人，沙尘超自己也落了网。但为什么一年多没事儿，突然就被“严打”呢？没什么明确的证据说明当时发生了什么，不过1977年香港的英文报纸提到一个细节，说其实有左派团体在1975年初——也就是沙尘超刚开始在油麻地果栏卖毒品时——就向警方举报了，后来没见警方有举动，就在政府门前发起了抗议，之后毒品调查科才动手。具体情况怎么样，当时的亲历者才能知道了。
毒贩也不是吃斋的，这边一被整，那边马上揭发，向廉署告状有人收过他们的贿赂——要死大家一起死。
5月份贩毒案一审完，廉署向几个愿意配合的毒贩录了口供，然后开始准备向涉嫌贪污的警察动手。香港电影里碰到这种情节，通常是调查员这边录完口供，那边就上门拉人。现实比电影缓慢得多，这次和葛柏案不一样，对手不是一个人，而是涉及到集体贪污，而且香港警察在1967年解决左派暴动后被冠以“皇家”头衔，地位更大牌。所以，这次廉署一准备就是四个月。
四个月后，1977年9月19日，阵型排好，大戏上演。
三，四十，九十，两百，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枪
9月19日凌晨，和记大厦，廉政公署执行处办公室，上百调查员等候行动命令。他们被分成50多个行动小组，每组2至3人，他们将会兵分两路出动拘捕嫌疑人。这次的嫌疑人不是普通百姓，是警察。
对象特殊，廉署已经把这次行动预先知会了警方高层，因为有些在名单上的警员可能有工作安排，为了不影响警务正常运作，警方需要临时调动人手替代那些会被逮捕的警员。一切准备就绪，50多个行动小组分头前往不同警察机构，这其中就包括油麻地警署和CID（重案组）九龙区总部。记者跟踪采访，发现直到当天夜幕降临，CID九龙总部门前还停着两辆廉政公署的车。
廉署的车停在重案组门口，当然不是来唠家常的。
后来，当时曾参与行动的调查员张华邦说：“情报显示，我们的拘捕目标，有些正在当值，所以部分行动小组直趋他们当值的警署；此外，其余数十名目标人物则集中居住在同一幢警察宿舍内，因此该警察宿舍成为我们第二个目的地。”吕树洞复述行动小组调查员的描述说：“在警察宿舍内，差不多每一层都有我们的同事，同时向不同单位叩门、入屋搜查证据和拘捕疑犯，整幢宿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一下子变得人声鼎沸，情况真是一时无两。”
这一天，廉署拘捕了40多个警察，包括1个探长、5个警长、若干警员。
还没结束，第二天，廉署又带走了40多个警察。两天之内，被拘捕的警察达到87人。这是廉署成立三年来在单一调查案中拘捕人数最多的一次，而被捕的警察大多是曾经在1975年至1976年间于油麻地警署当差的。有一个警方人士很不爽地对记者说：“拂晓的时候，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廉署的人敲门带走。看起来警察是检控的对象，但是其它政府部门呢？”
后来成为总调查主任的王耀宗，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一进入廉署就参加这个案件的调查，到了晚年他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说：“拘捕行动发生后，拉了很多警务人员，拉人后要把他们的枪组合一起交还给警方。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枪。”
这次大规模扣查行动刚一开始，就显示了震撼效果——1967年香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引发大规模骚乱，香港警察弹压成功后，被英女皇嘉奖并赋予“皇家”头衔，成为“香港皇家警察”，地位骤升。90年代的电影《跛豪》里有句台词形容“四大探长”之一、九龙区华总探长“雷老虎”吕乐：“据说港督都没他罩得住。”虽然是电影，未必真实，但当时警察在香港社会的权力影响可见一斑。
这次廉署两天就抓了87个警察，从来没有人这样在太岁头上动土，警方内部有些人一时乱了。又有消息传出，廉署要拉的人不止这87人，行动陆续有来，稍候还会有一百多人。于是警方内部出现了小规模的反弹，有警队的司机因为听说廉署拉的人里有他们的长官而拒绝出勤，一些抗议的警察要求和分区警司Barnes会谈，但Barnes拒绝接见他们。
还是《跛豪》里雷老虎那句话：“我告诉你，这次不一样，姬达（首任廉政专员）的话是认真的。”有些形势，基层不明白，高层明白。雷老虎了不起，他懂政治。
姬达是认真的，认真不是靠讲。一个月后，1977年10月26日，除了被拘捕的87人，被锁定的警务人员达228人，加上其它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一共有262人被盯上。
228人里，20人是警官，职位由探长到总探长不等，还有两人是警司。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被怀疑与油麻地果栏贩毒案有关。当时的报道推测，被interdict的警察里，有人可能因为涉及毒品交易而被检控——根据修订条例，当发生与贪污有关联的犯罪时，廉署也被赋予调查的权力，若是这样，将是廉署成立以来第二次把涉嫌贪污以外罪名的嫌疑人送上法庭。
报纸形容这个局势为——破天荒。
四，这一次，游行的主角是警察
这么庞大的数字，有可能对香港的日常警务构成影响。于是警方发言人赶快出来缓颊，安抚民心：“目前警队人数为17300人，这228人只代表了总体的1.3%。”意思是不会影响到警务的正常进行。言下似乎还有另一层意思，类似中国大陆反腐败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干部队伍大部分是好的，腐败分子只占“一小撮”。
这228名受到interdict的警察不用上班，警察证件被收回，每个月领取75-100%的薪水。虽然没有被逮捕，但他们中大部分的调查资料已经由廉政公署交到律政司（Attorney General）的办公桌上，什么时候抓、用哪种方式抓，就等律政司一句话。
过去都是我说了算，现在招牌都快被廉署拆了——警察忍了一个多月，忍不下去了。
几名警务人员写了一封请愿信，向当时的警务处处长Slevin表达对廉署的怨愤。警队有17300人，超过11000人签署了这封请愿信表示支持，比例不是1.3%，而是64%。
1977年10月28日，又是一个破天荒，警察大游行。
这天，两千多警察上街集会，游行至香港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请愿书，抗议廉政公署权力过大，甚至有人提出要把廉署解散。廉署前社区关系处处长余黎青萍女士接受笔者访问时说，当时局面很紧张，“警察都是陀枪的。”
后来，其中大约四十人情绪激动，径直前往和记大厦廉署执行处所在地。
难道是去喝咖啡吗？一个字，打。
现在还能看到一幅照片，当时没穿制服的警察从外往里推廉署办公室的门，一位调查员站在门口拼命挡住，双方扭打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在纪念香港回归中国十年的纪录片《解密百年香港》中，前廉政公署执行处副处长徐家杰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那道门（执行处办公室的门）被他们推得拱了出来，好像孕妇的肚子一样，那道木门很厚的，几十个人推，被他们推得拱了出来，门随时爆裂。有些秘书，打字的女同事，害怕到哭，因为当时正在上班。平常的柜台，两三个人才搬得动，有个同事他一个人就把它搬上去了，文件柜叠文件柜把门顶住，‘无情力’很厉害，当时很紧张。”
从来只有老百姓游行警察看场子的——警察游行，谁来看场子？
五，局部特赦令
上千警察游行，还有人带枪，事态的变化也许港督麦理浩也没预料到。事情搞不好，难道要出动驻港英军来弹压？这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也威胁到英国管治香港的平稳，是谁都不愿见到的结果。而英国人在政治手腕上非常老辣灵活，可以圆融处置的，绝不会用过激手段。《孙子兵法》说：“多算胜于少算，何况无算乎？”没有胜算的事，英国人不会去冒险。
麦理浩决定特赦一批人，来缓和这个焦灼的形势。这次的特赦，不是赐予具体的哪个人，而是以时间来衡量。麦理浩要做这个决定很辛苦，他不是和事老性格，不然也不会在任内提出建立廉政公署自找麻烦。他不能贸然作决定，需要廉署给他提供意见支持。
当时任社区关系处处长的余黎青萍，是廉署的创立元老之一，三十多年后的现在，笔者坐在他办公桌旁问起她的廉署经历，依然可以感到那种连现在年轻人都有点缺乏的清爽果断的气息，但说到1977年油麻地果栏案引发的警廉冲突时，还是可以感觉到她情绪的波动。
“那天是11月5日，姬达和执行处长穿梭于港督府和我的办事处，我们开会讨论，尝试去衡量评估正在调查哪些案件，哪一个日子前的个案可以放弃但又不伤害公众情绪。坐到六点多，姬达说，你可以先回家了，我记得那天，那天是我妹妹唐历（农历）生日。回家后，我一直打电话给姬达，10点钟电话通了，姬达只说了三个字‘watch the box’，看电视。电视里节目被打断，麦理浩要发表特别报告，特赦令，每一年11月5号对我来说都是个特别日子。”
麦理浩发出的特赦令，即“局部特赦令”。指令除已经进入起诉程序及涉嫌特别严重的罪行外，廉政公署停止调查1977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贪污案。
直到现在笔者在翻看一些关于香港历史的书籍时，有些中国大陆出版的书里，还会用带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口吻评论“局部特赦令”的影响。其中一本写道：“当局的这种做法，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完全在意料之中，然而这样一来，对于廉政专员公署，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大大降低了廉署的办案效率和社会威望。进入80年代，廉政专员公署检控人员，逐年下降。……但是从另一面去分析，市民看到廉政公署并不像刚开始那样敢于碰硬，连廉署总部被警察捣乱，工作人员挨打也毫无办法，对它失去了信心，从而对于协助廉署办案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笔者不同意这种评论的依据，翻看廉署的数据资料，一方面是被检控人员的数字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是具名而非匿名举报在所有举报中的比率一直上升，如果市民对廉署“失去信心”，敢于具名举报的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而且，说这种话的人，并不了解英国人的管治手腕的世故老辣。
油麻地果栏贩毒案中涉及的贪污调查，引起警廉冲突和麦理浩颁布“局部特赦令”，确实对廉署造成震荡。余黎青萍说：“贪污的人就事要你放弃。我的第一个责任是去安抚同事，让他们看到我依然——，特赦令后，社会治安恢复现状，市民都替我们打气，那天收音机里一路都能市民为ICAC打气的声音，还有廉署举报电话266366，市民直接打电话去举报中心为我们打气。这些是给ICAC好强烈的强心针。”
余黎青萍一个接一个去廉署地区办事处安慰同事，但她在办事处反而被同事鼓励，“大家个个的心里都不忿。”1977年的那次事件，看起来是廉署的挫折，但反而赢得了香港市民的同情和敌忾之心。
对油麻地果栏案的记载，多数资料写到局部特赦令就结束了。
其实，事情没结束。
六，以退为进，麦理浩的另一步旗
随着局部特赦令颁布，廉署停止了对很多牵涉油麻地果栏贩毒案的人员的保释管制，11月底，116人不再需要到和记大厦的廉署办公处去报到。据说当时廉署已经完成了对此案的调查，完整的报告已经交到律政司手上，而律政司根据局部特赦令，决定对一部分嫌疑人不予起诉。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上的反弹。社会人士接受传媒访问时，有人感到失望，认为这一消息比局部特赦令更使人震惊，根本就是政府在帮警方的忙；也有立法局议员说，廉署一方面要遵守局部特赦令，但一方面也要对不在特赦令范围内的嫌疑人继续调查。
据当年的《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说，局部特赦令让六百人左右免于被调查和起诉，但这份特赦令罩不到的大约还有一百多人。
今天回头去看，局部特赦令并没有让廉政公署打击贪污的职能停顿下来，但当时确实让香港政府的决心和威信受到损害。
什么算是威信受损？表现之一：警队里一些人眼看后面没有追兵，喘口气，反击。
1977年圣诞节过完，反击来了。香港警察可以根据个人需要组成或者参加一些警察团体，类似警队里的“工会”。这些警察“工会”名称不同，代表警队里不同阶层的利益。举最近的例子说，2009年6月底，因为对薪酬架构问题不满，香港警队里四个职方团体——员佐级协会、海外督察协会、警务督察协会、警司协会——声称要发起警察游行，从港府高层到社会舆论大为紧张，后来游行没有进行，就是警务处长和这些协会的主席商量后“拆弹”。这件最近发生事让社会很不满——面临金融危机，港府公务员都在减薪，而警方却要求改善“薪酬架构”，其实就是加薪，时间又赶在每年“7.1”回归日这个游行高峰期的敏感时间，让人觉得警队是在借机加码。虽然和1977年警廉冲突中的游行性质不同，但是凡有记述，都拿它和1977年的那次游行相提并论。
回到1977年，局部特赦令下了，廉署开始放人了，但还有一些嫌疑人不在特赦范围内。圣诞节过完，一个员佐级警察团体（rank-and-file association）向港督请愿，要求“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来调查油麻地果栏贩毒案中涉及的集体贪污问题”，还要求“律政司和廉政公署速速决定，还要不要起诉那些嫌疑人”。后者的主要理由是，那些不在特赦范围内的可能遭到起诉的警员，他们和家人的生活面临压力和歧视。
说白了就是：一，让廉署靠边站；二，特赦令范围内的要放人，不在特赦令范围内的也尽量不要动。
一个游行逼来了一份局部特赦令，局势不错，现在他们想全身而退。毕竟还有一百多人命运叵测。
双方僵持了两个月，事情似乎胶着静止，但双方都在重新调整部署和策略。1978年2月25日，廉署出招，发出一份新闻稿：“廉政公署有鉴于律政司之间及有关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之调查，将会进行一连串之认人手续，以协助律政司决定对该案之检控对象。”
说白了就是：这事儿没完，检控即将开始。
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一个场景：原告拉出证人，指证被告，然后双方在法庭上一番唇枪舌剑，随之正义得到伸张或是罪恶继续逍遥法外。因为看得太多，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事实上认人手续很重要：一，从“战术”层面上说，它是决定最终裁决的关键证据；二，从“战略”层面上说，若非调查证据和控罪的方向已经心中有数，律政司不会轻易提出让廉署进行认人手续。也就是说，这件事已经上了轨道，要扳回来？不可能了。
有人急了。报道说，有个警员在所属部门的楼顶要跳楼自杀，后来即时被同袍发现劝阻。压力太大了。
于是3月初有警察团体又发起游行，规模小得多，一百人上下。不过他们不是针对廉署，而是针对警务处处长Brian Slevin。他们说，在1977年11月，警务处长曾让105名涉嫌与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有关的警员写下各自的不满和自辩信，但现在他们怀疑Brian Slevin把这些资料交给了律政司，变成对他们不利的证据。警方高层发言人否认说，警务处长并没有转交这些信件，而且正在和有关机构磋商。
3月中，检方打算采用污点证人。检控的风声越来越紧，警察团体的代表要求会见港督陈情，被拒，要求见律政司，被拒，要求会见负责监督廉署的委员会的人，被拒。
可以感觉到，这些不知道前途会怎样的警察出现了慌乱焦虑的情绪，被逼到了墙角，但这种情形和局部特赦令颁布前有了微妙的区别。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在特赦令颁布前，警队里担心会被廉署调查的是所有过去涉嫌贪污的人，单单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牵出来的就以近三百人计，其他所有过去贪污过的警察会想：廉署刚成立三年，前总华探长吕乐远避加拿大，后又逃去台湾，但也在通缉名单上；1975年把前总警司葛柏抓回来，1977年葛柏才出狱，又办油麻地警署——昨天是葛柏、吕乐，今天是油麻地，明天就有可能是自己。过去贪污在香港是家常便饭，警队更是重灾区，1977年11月5日警察游行，是所有人都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感。特赦令颁布后，除非罪行很严重，其它就既往不咎了，对卷入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的人来说，奥援顿时少了一大块，为他们出声的，主要是代表前线警员利益的员佐级团体（JPOA）。
然后，麦理浩在局部特赦令后又使出了第二招，如果说局部特赦令是被逼无奈的“城下之盟”，那这一招就有点“棉里藏针”。这一招叫做“殖民地条例第55条”。
殖民地条例第55条规定，如果内务官员有涉及错误行为的严重嫌疑，但又缺乏有效证据起诉他们，那么允许总督将殖民地政府官员免职，不需审问、不需上诉，而且只要总督觉得情况适合，被免职者没有退休金。但释出这一条，总督需经过英国政府同意。
麦理浩向foreign and commonwealthe office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说，如果不使用这一条例，要根除香港的贪污，要重建香港警队的纪律和品德，是mission impossible。英国政府同意了。
1978年4月8日，律政司的起诉名单和港督的殖民地条例第55条同时发出，二十多人被起诉，118名警务人员被强令退休——麦理浩手留了一手，给他们全额退休金。
使了这一招，大局已定。
早前担心命运的嫌疑人现在心里五味杂陈。那些被炒鱿鱼的警察一方面失去工作，仕途到此为止，而且名誉扫地，但另一方面避免了刑求，逃过一劫，还有退休金拿，也让他们的家人送了一口气，据说还有家人为此设宴庆贺。得知这条消息后，钟士元爵士对传媒说：“我们都清楚香港警察的状况，我认为那些强制退休的人以这种方式脱身很幸运。”立法局议员Rev Joyce说，对一个团体来说有必要“砍掉败枝，好让新组织长出来”。但也有人觉得这对那118人不公平，“应该起诉那些有证据的，释放其余没有证据的，如果118人中有些是无辜的怎么办？他们的朋友邻居都会认为他们有罪。”
这一步棋让早前为争取前线警员权益而一直寻求与政府谈判的警察队员佐级协会（JPOA）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一名该团体的公关负责人因为对传媒说，该团体对118名警察被强制退休没有意见。结果他被指责为背叛，随后向该团体的主席递交辞呈。
如果说一直以来港府对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的处理，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警队内部的反弹，那么在局部特赦令和殖民地条例第55条先后释出后，最后的障碍已经被瓦解了。随即，律政司起诉24名警察和2名工商署人员。
七，审判
1978年9月，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正式开审，大法官是英国皇室御用法律顾问（QC）Michael Maguire，他还是英国的二战英雄。审讯过程中廉署提供了85名证人，半数是普通证人，但关键证人是污点证人，即果栏贩毒案中的毒贩，其中包括“沙尘超”。
审判过程中一些证人的证词还原了当时贪污状况已经糜烂到什么程度。
大法官说，沙尘超卖白粉一天的利润是37000元，而一名被告一天就收受他800元的贿赂，沙尘超给警察和其他公务员的贿赂为10000元——1天！这个数目是什么概念？当时公务员薪酬比较高的为每个月一千多元，自己算算。
不只是钱，最可恶的是，为了让警察的包庇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毒贩和警察还会沆瀣一气栽赃其他人。有些倒霉的吸毒者向毒贩买白粉，沙尘超会时不时把消息偷漏给警察，让警察来抓人——抓的当然不是毒贩，而是吸毒的人。
法庭上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个人要找一个毒贩借钱，同时另一个人去买白粉，在场的还有一个碰巧上门的女人。四个人坐在床上，突然警察破门而入，在现场搜出毒品和3000元现金。四人被带回警署后，警察把毒贩单独带到一个房间，让他联络他的供应者，假装让再提供10包白粉，以便拘捕，然后押他回到住处。等待供应者时，毒贩对警察说他身边有1000块“茶钱”，家里还可以另外给1500，警察在收了2000块后就把他放了。警察回警署对被拘捕的另外一个人说，毒贩中途逃跑了，这事要他来抗，然后把在现场搜到的两包白粉用报纸包了塞在他的口袋里。另外一个被无辜拘捕的人，被抓的时候身上只有5把钥匙，之后却多出来几把，成为涉嫌毒品交易的证据。这两人走衰运，后来一个被判有罪，一个无罪释放。被判有罪那人就成了替死鬼。
还有一名毒贩说，他和另外一名外号阿马的毒贩同时在果栏被警察拘捕带回警署，但他被抓时身上并没有货，稍后却被硬说有8包白粉是他的，而阿马却被释放了。无独有偶，另一位污点证人说，他曾看到阿马把成卷的钱交给警察，有一次他见到数目为5卷。
有毒贩当庭作证时，提供了很详细的“派鬼”“派片”数据。他在贩毒团体里专门负责给黑钱，所以要把这些钱的数目记在账簿上。据记载，警署的两支小队，每支每天都能从他那里收到200块，警察个人还会收到另外数目不等的黑钱，根据级别高低和亲疏远近，有的一天50，有的20，最少的5块。这名污点证人说，有个姓孙的警察还在尖沙咀警署时两人就认识，后来在油麻地果栏这单案子中，他约孙姓警察出来，给了100块当见面费，之后派给小队的钱就由孙来转交。孙的职务调动后，他又约了接手的警察见面，一来就“孝敬”了500块当见面礼，据他的账簿记载，因为有几天没有派“队费”，几天后他一次过就给了1540块。
除了污点证人，还有以前在大来酒楼打工的侍应作证说，沙尘超在大来有专座，他经常看到有警察来和沙尘超坐下来谈，有的是制服警员，有的是便衣。法官问他怎么知道那是便衣警察，他说看到对方衣服下面有枪套凸出来的痕迹。这名侍应说那些警察吃饭常是沙尘超埋单，而且他也看到过沙尘超把钱交给那些警察。
……
这些证据，虽然被被告否认，说这些毒贩都是社会败类，所以故意提供假证据来诬陷曾经的对头。但此时他们的信誉已经很苍白，证人说的话有几分真假，社会舆论和法官心里有数。
审判接近尾声时，法官Michael Maguire说：“如果人们容忍贪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贪污就会冲击经济的根基，挖去社会道德的基石。政府纪律部队的贪污，会让这个政府本身显得无足轻重。贪污是毒蛇，潜藏在阴暗的角落，既不放过身份高的人，也不放过身份低微的人。贪污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必须掐住它的喉咙，把它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让那些自欺欺人的人——这些人闭上眼睛就以为事情不存在——我们要让他们醒悟！我们要提醒大众，任何贪污交易都有三个参与者，其中两者是利益授受的得益人，一者是政府。当犯罪者被定罪时，政府有最终的责任和决定权，来要求丧失的东西应该怎么偿还！”
真是掷地有声的演讲。
整个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分三宗审判：第一宗被告19人，为警长和警员，宣判时，14人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一年零七个月至两年不等；第二宗被告4人，为警员和前警员，宣判时2人罪名成立，各被判入狱两年；第三宗被告2人，为政府工商署人员，两人罪名成立，分别入狱三年和五年。
至此，轰动一时的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落下大幕。
八，尾声
“油麻地果栏案”是典型的集团式贪污。
沙尘超说过：“‘派片’确保得到保护……我们派片的方针是，只要来‘开数’的人能说出他本人或他代表的人的身份是真实的（警察），我都会派，绝对不会得失他们。”他也会主动上门找能“保护”他们的人，自动送上黑钱。
进入七十年代，警方和廉署都在打击贪污，警方内部会每隔数月或半年就把负责某警区某工作的人转换岗位，以此减低互相勾结贪污的机会。但那些贪污的警长会在调职前照会沙尘超，甚至把接任者介绍给他们认识，就像上文中提到的两位警察先后与沙尘超负责派片的人见面。
现任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吕树洞当年是调查小组的主要成员，他说：“这宗案件受贿的单位众多，有些警长亲身向负责派片的人取款，他们可能不定期或间中来收片；有些会开立户口定期定额收钱，俗称‘开数’；有些贪污集团交由特聘俗称为‘收租佬’的人负责（我想到的是《雷诺传》里吴孟达扮演的那个角色）。黑钱的金额，由每星期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视乎收片人士的议价能力，职位高权力大的会索取多些黑钱。”
廉署成立之初，他们似乎还不当回事。抓了一个葛柏，很多人认为只是杀鸡给猴看。这次油麻地事件，廉署初生牛犊不怕虎，上门拉了两百多警察，警方里的贪污者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就算不是贪污的警察，也许也会觉得廉署过于强势，对1969年刚被赐予“皇家”称号的警队太不给面子。一场冲突，反贪和贪污双方完全揭开了底牌。局部特赦令和殖民地条例第55条，可以说是港督麦理浩出面，让双方各让一步，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从此，有组织贪污在香港被基本扑灭了。
麦理浩来香港赴任前，曾拜访前任港督戴麟趾，请教治理香港有什么忠告。戴麟趾对他说，“不要随便翻开石头，因为一翻开，隐藏其下的蛇虫鼠蚁便会纷纷爬出”。
麦理浩翻开了，由廉署动手。葛柏那一块不是廉署翻开的，是警方自己动手，所以问题不大。再翻开油麻地果栏这一块，真的像戴麟趾所说的那样，很多贪污者跑了出来，甚至一度让驻港英军戒备。但麦理浩处理得很好，混乱一阵，换来香港三十年的清廉法治，值得。
廉署成立时，也有两个执法机构并存的疑虑。这个案件也让两个执法机构的并存问题爆发并解决。廉署从警察游行的事件中大概也学到经验，执行手法不能太鲁莽，就像前廉政公署执行处副处长徐家杰说的，“名单上有两百多个嫌疑人物，一抓就抓了过百人，……他们全部保释候查，那些人每天不用上班，在怕，在担心，担心家里，担心自己的仕途，一伙人坐在一起就在聊这些，都在想怎么保护自己，加上别的案子担保的，其他案涉及的警员，他们经常开会看看有什么对策，当时大家的气氛很不健康，终于就爆发出警廉冲突事件。”至于传统上贪污温床的警队，经此一役，清除了害群之马，那些侥幸没被起诉的，也被强令退休，整个建制得到了更新，今天香港警察成为世界公认最优秀的警队之一，近年美国和英国联合申办的统计调查，并根据世界各地警队的总体进行细项评分，结果香港警队被评为亚洲首位，也是世界首列。
经过77年的冲突，警廉双方也有不成文的协议，任何一方要拘压对方的人，都要有对方另外一人陪同。现在，双方关系良好，高层定期开会互相通报讯息。
最大的赢家，其实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香港人。
第六章 廉署三支箭
一， 三箭并进
三箭并进，这是堪称香港“廉政之父”的姬达爵士在创立廉政公署时给廉署设定的架构。如果要说姬达爵士留给香港廉政的财富，除了“打老虎”之外，最宝贵的大概就是这个很多人也许并不注意的“三箭并进”理念。
所谓三箭并进，指的是廉政公署下辖的三个并行的机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
执行处的职责是对贪污举报进行调查，对贪污犯罪进行打击。
防止贪污处，任务是总结和分析有可能发生贪污的环节，预先制定规划，着力在体制和程序上堵截防止贪污发生的可能。多年来，防止贪污处不间断地审查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减低可能发生贪污的机会，防患于未然。
社区关系处，是廉署里的教育机构，通过在社区、学校以及公共媒体上宣传反贪意识，令香港普通人认识到贪污的危害和支持肃贪工作，培养个人诚信并建立廉洁的社会文化。
用廉署自己的话来说，执行处让人“不敢贪”，防止贪污处让人“不能贪”，社区关系处让人“不想贪”。
通常说到执行处，会给人冲锋陷阵的感觉，而另外两个处则是站在幕后。其实这是误解，这三个处功能有别，但工作却并没有先后的分别，要说冲的话，三个处都在各自的职责领域里冲在最前面，所以才能称为“三箭并进”。
说到执行处，其实那些大大小小的、真实的、虚构的、拍成电影电视的案件已经给人充分甚至夸张的印象。另外两个处，在廉署这个机构里，在香港这个廉洁社会的形成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却少人知道。
防止贪污处，其法定职责可以在《廉政公署条例》中逐一看到：
１， 审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以利于揭露贪污行为，并确保认为有可能助长贪污的工作方法或程序得以修正；
２， 向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首长建议，就其工作常规或程序作出认为有需要的修改，以减少发生贪污行为的可能；
３， 因应私人机构的要求，就有关消除贪污的方法给予指导、意见及协助。
在法律下，防止贪污处更被赋予权力，可以要求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提交有关的工作指引或文件，甚至可以进入部门办公室和要求有关人员响应提问，以及查阅有关档案、记录、账册及日志等。根据法例要求，防止贪污处在协助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推行防贪之余，也特别设有“私营机构顾问组”，为公司、企业或其它私营机构提供适当的防贪服务，落实“全方位式”的防贪策略。
香港反贪经验里比较值得注意，也是中国大陆所缺乏的一条，是防止贪污处会主动制定针对各个不同政府部门的建议，说起来其实相当简单，原则就是“从简”、“问责”、“透明”。
所谓“从简”，即简化该部门的制度，精简程序和减少不必要的关卡，贯彻“该管的才管，不该管就不管”原则。这一点说来简单，其实相当不容易——中国历史，每当说到一个朝代一个政府开始出现严重腐败问题时，都会紧跟着一个名词，“冗员”。以清代为例，因为绕过科举考试直接用钱“捐”到有名无实的衔头——“出身”，要想当官就要等“补缺”的机会，常常一个官缺后面等着数十个人。这些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职，却可以凭借“出身”结交朋党，交换利益，从中滋生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不了解其中症结和奥妙的，看一看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现代小说家高阳的《胡雪岩》就非常清楚。官员多，办事环节多，就给腐败增加了机会。今天中国的腐败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涉及的腐败，很多时候就是一层层官员太多，一层层机构太多，须要花肥巨额经费去养活这群人，截留、克扣问题非常普遍、严重。所以廉署防止贪污处把“从简”作为对其它政府部门或公营机构的防贪建议之首，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问责”，即公职人员须对本身行为、决策负责；机构也应设置制度，加强公职人员，特别是主管人员的问责。
“透明”，即政务尽量做到公开，以确保决策公平公正，也同时让外界加强监督。
从这三点建议来看，中国大陆的反贪，在后面两点已经开始在做，只有“从简”一条，似乎遥遥无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廉署防止贪污处工作的职员并不多，约为五十多人，在廉署三个处里是人数最少的一个部门。但这个部门的人都算得上专业人士，各有所长，不少具有专业资格，如会计师、核数师、工程师、测量师、信息科技专才。
通过拥有专业资格和对特定领域有资深了解的专才，而不是普通官僚，来分析“贪污路线图”，并找出其中的漏洞，才真正具有防止贪污的效率。以后文将会讲到的“圆洲角短樁案”来说，正是因为执行处从防止贪污处借调了对建筑工程有专长的人员，才能分析和揭开一项建筑项目中的各个隐藏的作弊环节。
如果把廉署的执行处比喻为“战士”，那么防止贪污处可比喻为“参谋”。
二，培育向善的人性
一个是“战士”，一个是“参谋”，至于社区关系处，那就像是“大使”。
社区关系处承担着像普通人介绍廉署形象、推广廉洁理念的责任。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廉署宣传广告和海报，还有众多廉政案件的剧集，都是出自社区关系处之手。在廉署成立早期，人们对贪污的余威犹有畏惧时，社区关系处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即通过设置在社区里的廉署分处，让人感觉到廉署是一个可以令人放心和信任的机构。
通过两段访问，可以更清晰地认识社区关系处。其一是廉署创立时，跟着姬达爵士一起“打天下”的余利青萍女士；另一位是《狮子山下》的编剧，现任香港电台广播处处长的黄华骐先生。
余利青萍访问：
１，您加入廉署，是自愿还是受邀？
我是1974年3月9日投入廉政公署的。
当时我的职位是特别助理筹划，是为社区关系处筹划的。早前姬达爵士，当时我在政府做政务主任，姬达爵士叫了一位同我大概同期的同事，两人一起去见他。他就向我们讲解廉政的理念，肃贪倡廉，之后我们两个就离开了。当时我继续在油麻地民政署，应该是时候转职了，而当时的公务员事务科，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事务局，叫我上去，首长说，政府给我两个职位选择，一个是荃湾理民府，就是现在的民政事务局，助理理民官，我都有兴趣的，一个是去廉政公署的助理。问我想做哪个，要说是邀请我去呢，也不是。不假思索，决定去廉政公署。
这是一个新的机构，是合约性质的工作。为什么选择呢？第一是我很热爱肃贪倡廉这个理念 ，第二是我知道在职的人是很少进去，当时报界的标题是，入职廉署要断六亲，但我觉得，一点都不是。我丈夫我兄弟姐妹都很支持。肃贪倡廉这个理念这么崇高，如果这样也要断六亲，我觉得值得。如果你做这么一份工作，朋友亲戚都要避开你，那也就不是真正的朋友了。
我投身廉署是这样一个过程。
3月9日我第一个进去，因为是筹划，都没什么人，没有秘书，除了斟茶倒水不是我自己，其它都是自己做，后来才有秘书，后来才有一两个人帮手。
到那年4月，我就周围去拜访人，采纳意见。和姬达爵士讨论，他当时已经有一个概念，三管齐下，精锐的侦查部队，让人不敢贪污，防止贪污处，要堵塞贪污漏洞，让人不能贪污，第三个社区关系处，教育的方式让人不想贪污。这个是好好的理念。
怎么做教育呢？我们要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做全民教育，透过学校，透过和市民的亲密接触，讨论，透过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接触，还有就是透过传媒。
那年4月，纸上的筹划完成之后，要到立法局的财务小组拿拨款。拿到拨款后就展开招募工作。
你说是不是邀请呢？不是，是招募。当时还有其他有识之士，和我一样认为肃贪倡廉很重要的，也逐一加入。比如周容，还有黄华骐。有些在职人士不想离开职位，但有些年轻的人，想进来做肃贪倡廉。年长的就顾虑较多。
初初我们连办事处都没有。但认为需要有社区性的与人接触，地区性的办事处。初初好少人。到1974年圣诞节，公务员事务科叫我上去，halen，你下去都有一段时候了，我们也要看怎样整顿你的位置了。通常都会有调职的，但这次才9个月哦，这么快。所以我过了非常困扰的一个圣诞节假期，我非常难忘的一个圣诞节。几天里我一直思前想后，我究竟应该继续留在廉署，还是等政府来规范整顿，之后我再上去见，我脱离政府，正式投入廉政公署。
我完全没要求我要做什么位置。筹划的职位，在公务员里是最低级的，我刚刚做了6年。如果我去荃湾理民府，老板放假，我可以做署理。
但1975年头，我决定正式离开政府。我对姬达爵士说，我申请加入廉署。我没要求具体做什么职位。一个部门有处长、助理处长，我根本不会考虑做什么职位。我刚刚三十出头，就想做肃贪倡廉工作，他们觉得我适合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啦。但姬达爵士，已经和我脾性等待月工作了大半年。见我时，彭定国见我，说，halen，你好细个，又好年轻。说，我们想让你做助理处长。我当时是政务主任，可以升任高级政务主任。首长第一级，跳级。
我从来没认为我因为个子小，年纪轻不适合。当时陈方安生已经做首长级。个字小不重要，重要是你有没有热情冲。
所以不是邀请我，是我自愿加入。
２，您在加入廉署前，有没有看到过身边的贪污问题？
贪污没有，就是有占小便宜的。我去廉署工作前，工作的地方在油麻地果栏，一个伯伯，我到写字楼，民政处，就看到三袋美国生果，他给的，一袋给我爸爸，两袋给我的副民政主任。我说，对不起，我们不能收。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后来那个伯伯很不高兴，说，每天我在果栏扔都扔这么多。我说，扔就扔罗，那你这不是扔些垃圾给我？为什么送给我爸爸不是送给我呢？因为我爸爸过去都是公务员，为什么要在我爸爸退休几年后通过我来送呢？我就让我同事退回去给那个伯伯。
第二件事，有人以庆祝我结婚为题，送礼给我。我得罪过一些街坊领袖，他们要请我结婚围酒，我说，不用客气了，我不想骚扰你，你也无谓送礼给我。
根本上，廉署工作背后，我的家训，我的教育，圣玛尼诺中学，给我的影响很深。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是名节。
３，您觉得刚刚成立时社区关系处的职能，和现在比，有什么差别？
社区关系处的职能永远都是教育，模式大的差别没有，也许有细的方式比重差别。比如课本啦，拍片啦，现在有钱可以做精致些，过去没钱，自己做，就粗糙些。内涵对象有些不同。内容有些不同。初初是解释给人听，现在我相信人们已经熟悉多了。以前给人一种恐惧，现在没有这种恐惧。
他们恐惧的是我们的法例。当时尤其是对草根阶层，告诉他们不需要行贿不需要给黑钱。但我相信现在不需要讲得这么基本。对象不单是对学生，草根阶层。当时我们也都有去做商界，公务员。就像那个经典的海报“轮到你都不是你”，黄华骐做的。
总之职能、模式没有差异，现在内容、对象更广泛些。
廉署的主力都在执行处，是树立威信。我们去做些软性的，两百多个职员，做学校，做新闻，还有宣传制作，落区去和市民接触。社区分处还要直接接收举报。亲自具名投诉的最有用，可以跟进，实际接触交谈。有间房，完全保密。他们好威，我们就是建立一个信任。社区的人怎么看我们？姬达爵士说，现在避开我们，怕，但若干年后市民一定欢迎我们。当时说，哇，好象盖世太保，KGB，但你考证下，执行处那些人都很斯文很有礼貌。
４，很多人关心，廉署自己怎么防止贪污？
招聘时要查家籍，但人都会变，如果自己的机构都有败类怎么办？姬达爵士很令人敬佩的一点是，他说过：假如（内部）有个违规人士，马上要铲除。宁愿有一阵子的谣传，也好过藏污纳垢，短痛好过长痛。一旦离开，剩下的就是廉洁。
５，廉署成立之初，社区关系处拍的片子有很多著名人物，像是金庸都有参与。
对啊。像黄华骐，梁立人，本来两人是伙伴好朋友，创作《狮子山下》。周荣。拍片有许鞍华，陈德鲁。初初不够钱，请香港电台帮我们拍，都是当时著名导演，谢丽珠，张敏仪……徐文峰，新世界，明天会更好。你可以看到，年轻一辈很多精英。年长的就没人进来。我一直都是助理处长，但没处长。我一路是帮自己找老板。他们就称我创处处长。当时年轻一辈很合拍。平均年纪是26。
还有金庸，为我们审片。但就不是全职，就是督导者，委员会。金庸是我们社区关系处的。当时认识了一些很资深的传媒的朋友。许鞍华为我们拍片，后来不够钱，我们自己同事做跑龙套演员，还有李思齐，郑裕玲，刘松仁，关聪，石修。讲相声，把廉政工作的焦点带出来。还有就是黄华骐的《静默的革命》，姬达爵士取的名，quiet evlution。
５，１９７７年警廉冲突时，您受的冲击大不大？
77年，姬达爵士在媒体上公报，说，集团式的贪污已经被我们压低。如果一个人的脊骨被粉碎，就站不住。所以警察就开始带枪上街游行。
当时社区关系处受到的冲击主要是情感上，受冲击主要的还是执行处。
那天星期六，我办事处在中国联合银行，united China building。 电车路旁边，11月5日，姬达爵士和执行处长，穿梭于港督府和我办事处之间。要我尝试衡量，如果在哪个某个日期前作特赦令，要我对市民反应评估，是公关评估。商议哪个日期，我是负责评估公众情绪；执行处也要评估，他们是评估哪个日期的话要放弃多少个个案。那天坐到六点多，姬达爵士觉得七七八八了，让我回家，我一路打电话给他，到夜晚10点，一路都不在家，10点通了，他只说了一句话，watch the box。
我即刻回家，打开电视，麦理浩作特别报告，看到那个，我“哇”一声哭出来，吓到了我丈夫。虽然一阵痛心，但随即想到，不应该这样，因为贪污的人就像让你放弃。我第一要去安抚同事，要让他们看到我依然生气勃勃。
姬达爵士有个很好的理念。每年每天，照8晚10，都要有人在工作。姬达说，贪污不会因为你朝九晚五就停歇。
特赦令后，我让车长带着，每一间办事处都去。不能放弃，你放软手脚就中了奸人的心意。
６，有种说法是，局部特赦令颁布后，市民对廉署信心下降。
错，刚刚错。以我对民情的评估，开始大家是恐惧，然后会为我们打气。我坐在车里，收音机一路听，听到的都是市民为我们打气，让我们不要放弃。打电话进来都是为执行处打气。我又心痛又开心。这给了廉署一个很强烈的强心针。77年事件后，人们开始对廉署有很强烈的支持。
记得在福来办事处，同事反过来安慰我，怕我不开心。不单是福来，个个都是，而我觉得，市民从那时开始是个转捩点，开始是有戒心，有些观望，但我相信自此之后，大多数都知道廉署是真的在做。姬达也有对传媒说过，一个人要他有好大影响力，怎样写一个标题就有很大影响力。你一定要给和权力有关的薪酬。当时的薪酬是不相称的。你想你照片出来，要给钱，要想你照片不出来，更要给更多的钱。正途找不到的，就找偏门。很多行业要谢姬达爵士。
７，现在有人说廉署权力过大，您怎么看？
这种说法早期就有。现在觉得讲人权，讲私隐，不单是廉署的事，任何一个行业都这样。但讲自己时什么都有，讲别人就什么都没有，全都是单方面的。我始终认为，透过廉署，香港在国际的形象都非常好。姬达说，廉署会让社会变成一个光明正大的社会，他的愿望是这样，不枉他披星戴月。
８，姬达爵士是个怎样的人？
他是早期来香港。据我所知，他的生平，小时候很贫苦的家庭，在伦敦东区。没读过大学。当过空军，参过战。来香港后在渔农处，一来就去鱼市场祝福，很帮渔民。很年轻时就做渔农处处长，大埔理民府，后来做到布政司，副港督。可以走的地方他就不坐车，不分昼夜、周末，去社区中心、大学、公务员写字楼。74年一年200多次开会。很节俭，朴实无法，非常顾口齿，很讲道理，预备退任后去电话公司当总裁，他当自己是香港人。但生病时麦理浩在病榻旁要他来作廉署。我没听过他准备离开香港。他是当之无愧的廉政之父。
还有他的太太，很支持他。有人很担心他的安全，因为他习惯每晚沿着半山散步。也曾经看到电梯里有人向他鞠躬，马路对开向他鞠躬。相反…… 某些人从头很尊重，有些人就很恨。1978年离开廉署后，政府要请他回去做布政司。
９，您怎么离开廉署的？
我离开时是80年5月20日。临别时200多人，一个总处7个分处。我不走，阻住其他人晋升。肃贪倡廉不是只靠这些人，你在家里教好子女也一样，你在哪里都可以。千万不要阻碍住公署的发展。都是要离开了。我不是要大富大贵的人，而是看重个人声誉。你是清廉的，父母都有名声。
黄华骐访问
１，当时怎么去的廉署？
余利青萍找我去廉政公署的。
２，当时的心情怎样？
实际上在当时的香港，社会上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反贪污。
我是抱住真是很热切的心情，想着后生去做反贪先锋的。那个是种理念的热忱，所以和我一谈，我即刻很认真考虑。
我当时在港台做《狮子山下》做的很开心，也有一定的成就。在港台当时做到高峰了，《狮子山下》是当时最热的节目，就觉得我究竟还可以做点什么呢，年轻人就像找多点空间去发展，做警察的节目啦，作年轻人的剧集啦，当时也有几个想法，当时政府的财政在紧缩，几个计划都无法找到足够的财政预算去做。就变成廉署和我谈的很快就反应到。到今天回想下，那个决定是对的。反贪污，廉署在全世界都做得有数的。
３，当时在廉署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好多的一时之选。我入去做宣传教育的工作，当时是一个很新很大的挑战。当时大家对廉署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究竟它想做什么呢，会不会搞乱香港的经济？会影响全体公务员的士气？会影响香港的商业运作？好多好多疑问，也有很多恐惧。当时有很多任务，第一要解释廉政公署的成立，它的理念是什么，它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会不会只是你搞乱经济，制造恐慌？所以主要是解释理念，还有就是在教育方面鼓励人们举报贪污。现在说好像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举报贪污是很多人不敢去做，实在担心势力太大，会影响他们，所以要给大家认识贪污的害处，还有举报贪污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事，不需要怕，可以堂堂正正进去具名举报贪污。这些都是当时我们要面对的挑战。
初初进去，我们是用很多不同形式去宣传教育，包括上街街头表演，两个明星用很娱乐的方式讲出贪污的害处，电台广播啦，宣传短片啦，海报啦，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啦……但当然，最有力的形式是电视。
外部都给我很多部门之间的疑虑，或者法律方面的考虑，比如我们拍《静默的革命》那套剧集，是以真实的个案来改编。
执行处的同事说，哇，你拿真实的个案来拍？给不给得你看的？高度秘密的哦！第二，你要将案件的人物重现出来，拍成剧，他们就有很多疑虑，喂，人家已经判了刑，他的家人看到以后会不会影响很大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第二，法律是更加严重的问题，你将那些犯罪的人的故事重新拍出来，会不会构成毁谤？侵犯个人名誉？等等问题。廉署执行人员的形象问题。诸如此类，内部都花了相当的时间、心血去沟通。最后就认为，可以，可以拿来，相当长的时间达成共识。
４，廉署选中你，是否因为《狮子山下》的成功？
《狮子山下》，安，写实，好接近生活。出于生活，反映生活，特别是草根阶层的民生。所以我们从剧本也好，人物形象也好，都尽量去做到写实。而演员那方面，我们都不会选择大明星，因为明星的形象很多时候是定了的，某个性格……所以如果你要写实的话，主要就是找能演戏的人，也包括演员，能够演到其中人身份的人。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很写实，能反映到身边的生活。
在廉署我做《静默的革命》就是用这个方式，以能演戏、适合那个角色为标准来做。是真实写实的剧，以真实案件，所以我们对准确性包括内容、事实，力求有根有据，在法庭审讯过，证明那些事是发生过的，我们不可以……比如他有一个太太，我们不能说他很风流有很多个太太，都要根据法庭上的事。有相当特色的是，贪污的人，很多时候是相当精明的人，贪污案是一些相当利用思想性去犯罪的，所以正邪的对立相当鲜明，戏剧的冲突很浓，可以说是高手过招，我们就不用添油加醋，案件本身是相当有吸引力了。
表现反贪的剧，和表现其它的剧，比如黑帮的，有什么很大不同？
我相信，表现一队精英执法者去破贪污案，大多时候不是靠武力，不是用动作。不是用枪械，是智利斗智力，科学，推理。动作性并非很强，但戏剧性一样很强甚至更强，因为斗智的过程真的好看。它的特色就不同警匪片，警匪片的动作就很强。
５，您印象比较深的广告有哪些？
廉署早期的广告很经典，好像《小贩》，连行家看到都很有好感。
我自己都不很记得，三十几年了。我就记得在监狱里面审贪污的，我印象都很深。
６，警廉冲突时您什么感觉？
我是1974入，1976走。警廉冲突时，我都受到很大的感情冲击，也担心当时香港反贪污工作会不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挫折，甚至停滞？但是后来发现廉署的领导都相当坚强，当时的港督也很支持，后面发现解决得相当顺利，我自己个人安全就没怎么担心过。
７，廉署工作是否影响当时和朋友的关系？
当时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大家不明白廉署这个庞然大物究竟要做什么，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会有这种情况的。我在廉政公署做，亲戚会有一些保留，比如他自己会不会都变成你的对象，但是，最明显是我们出去拍剧集，说我们是廉政公署的，他本来愿意的，但就说对不起了。都试过。就知道，最初期，大家的疑虑是在那儿的。
８，但是疑虑是出于什么？有没有好转？
我相信后期，几年间转得好快。我们有些分处的同事去做宣传教育，亲身感受到。很快大家就了解到廉署的工作。最明显的反映，应该是廉署举报贪污的数字，升得很快。通过廉署一路做下去，开始是不具名，后来具名、亲身的举报增加很快。宣传都很有效。
９，廉署工作经历对之后工作有没有影响？
有正面有反面。我离开廉署就去拍电影，电影行业在当时都很复杂，也有些杂音，比较不常规。入了那个圈子，有的人会远离你。有的方面你是吃亏的，比如有的事他们都习惯要“疏通”下，但你走进去，他们是不会“疏通”你的，知道你是廉署的，可能你的机会是弱了的。但另一部分，会认为你这个人是信得过的，廉署的人应该是可以信的。如果要找忠诚的人，廉署工作的经验是一个不错的见证。
１０，香港社会风气从贪污变成廉洁，哪一个时期是比较明显的？
１９７７年，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决定了特赦，也解决了危机。但廉署锲而不舍，也让民众了解到贪污的危害和反贪污的需要，都觉得廉署不是可怕的，而是对社会有好处的运动。它原先设定的三箭并进，教育、防止、执法，这个是相当好的全面性的动作，基本上从态度上改变，除了惩罚犯罪的人，也起到了防止作用……（局部特殊令）是很全面，考虑得很周详的一个方面。对贪污打击不难，改变态度非常不简单。
通过教育、宣传，从基本观念去改变是很重要的。我们小时候，甚至加入廉署时，都觉得，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如果给钱可以加快社会的效率，这是当时似乎很多人会接受的说法。要改变这些观念，要长年累月多方面去改变人们的想法。把教育、防止加入到工作里，这是廉署做的最成功的地方。
１１，一般都知道，在廉署的收入都很好。您加入前后，是多了是少了？
我从政府部门跳到廉署，完全没谈过条件，你升我职啦，加我薪水啦，完全没谈过。完全很自愿的。以原薪、原级过去的，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升级，薪酬那里完全没分别。
１２，还记得当时的同事吗？
我们都是传媒入去的，需要那种经验。有在无线做的，有在港台做的。很破例的一个，狮子山下的编剧，从国外回来的，没香港毕业证书的。政府以外的人。我过去大半年，负责新闻那块，也接触过由报界过来的。
１３，很多人关心廉署自己怎么防止贪污？据说招聘时要考虑有没有比较好的个人记录，还说有特别的方法去挑人。
我想又不觉得很特别做了什么。我当时在港台，hallen不断游说我。我在港台做的事，在争公义、为民请命，我从中学到做工，身家都很清白，贪污与我绝缘。
１４，那您的具体工作是？
我具体负责小组叫文教创作组。制定了用媒体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针。也要靠我们自己执行我们的政策方针，用什么方式去达到目标。街头表演，电视电台，宣传海报，教育小册子。铺天盖地。很少做一个宣传教育工作这么持久，规模这么大，这么值得做。我想整个社关处，他们每天接触不同的人，各区，各种层次的人，他们想知道什么，疑虑在哪里。这配合到我们，先定好我们的位置和策略。
１５，您加入廉署前看到过什么贪污的例子吗？
我做过小贩，做过工厂，接触面比较广。做小贩要派鬼给警察，见到无论商业机构或政府，都听闻不少。从小就听到。我是第一个人在香港电台做《狮子山下》时做了一个剧，关于贪污的，引起相当大的震动。那是根据真实案件，描写“大树的枯枝”，也描写了忠职的公务员。反响很大，在公务员队伍里，还有报章，人们不断跟进这件事。在香港政府媒体公开讲贪污是第一次。当时政府酝酿要成立廉署。我那个剧是根据很早的案件，房屋署文员贪污的案件。以前大家都避免不去谈。那是第一次。
不是神秘，是大家很专业，工作上的事，回家都闭口不谈。他们也似乎知道，不会再讲。
16, 同事有什么不同？
早期那般人都很有理想。对社会的理想追求比一般人强烈得多，正义感普遍相当强。社区关系处很多同事，性格纯朴，工余之后没听说过去烟酒的地方。这是很早期的那批。现在就不知，但选人是很严格，我相信。
（张俊峰，三联出版社编辑，《反贪停不了──廉政公署启示录》作者。本书节选自《反贪停不了──廉政公署启示录》。本文为作者赐稿。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0期，周刊下载：http://my1510.cn/article.php?id=83617a8b2677a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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