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11-5-2012
「也有一些外國評論家認為，我對鄧小平太客氣了，對他在毛澤東手下做過的一些事，對他在1989年6月對示威者的鎮壓，對他拒絕給民主化改革更多支 持，我應當有更嚴厲的批評。……但是我相信，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的一聲槍響，為中國的歷史多添一道難癒的傷口。《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對這一段歷史，有以下的描述。
戈巴卓夫訪問北京
5 月16日是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點作了最後一次清場的努力。廣場上的大喇叭廣播說，政府正在與學生代表對話。官方的廣播敦促學生考慮國 家利益，停止絕食，返回校園。但他們仍然拒絕離開廣場，而且有愈來愈多的人群前來支持他們。政府別無選擇，只好取消原定在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有重兵 把守的機場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儀式。
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
4月25日，鄧小平決定發表警告學生的社論的當天， 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後來，當戈巴卓夫訪問結束、外國媒體的最重要人員也都離開後，鄧小平準備採取行動。5月17日下午4點，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 （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聯絡人楊尚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與會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紫陽解釋說，局勢很嚴峻，每天 仍然有30萬到40萬人在示威。他認為除非撤銷嚴厲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不會自願離開廣場。
5月17日被迫決裂之後，趙紫陽對計劃戒嚴的會議不再知情，他也拒絕向公眾宣布實行戒嚴。5月19日趙紫陽致信鄧小平，再次試圖勸說他軟化「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儘管此時他已經知道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戒嚴失敗
進城的士兵大多是農村青年，學生們很快就組織起來，同被堵住的卡車上的士兵交談，試圖讓他們相信學生們在從事正義的事業——他們要爭取更多的自由，結束腐敗。有印刷機可用的圍觀者很快印出了反對戒嚴的宣傳頁到處散發。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況又準備不足，顯得有些同情學生。
準備武力鎮壓
5 月20日一過，鄧小平讓軍隊暫時撤退的同時，立刻指示楊尚昆準備坦克、裝甲運兵車、卡車和足夠的武裝部隊，以便克服一切抵抗。這時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已十分 擔心軍隊和高層在面對市民反抗時能否保持堅定的立場。5月20日，八位在實施戒嚴時未被徵求意見的退休將軍交給鄧小平一份反對使用武力的聲明。鄧小平和楊 尚昆派了兩名最高層的軍事領導人逐一拜訪這些將軍，向他們解釋實施戒嚴的原因。
籌備新的領導班子
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布。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布對他的任命。
鎮壓
沒 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6月3日凌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 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 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
6月3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了進攻計劃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6月4日即星期日凌晨1點，軍人們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着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變得恐慌。
據 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4點半到5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地承認了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政府也不否認 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6月4日幾天後說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軍人和 23名學生，大約2000人受傷。
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搜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2008年為止她總共搜集到近200個姓名。認真研究過這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300人到2600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
假如？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
批評鄧小平的人說，假如他在1989年4月26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
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
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
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鄧小平時代》（摘錄自〈鄧小平時代的挑戰〉）．之二．明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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