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人權陣線警權關注組的統計顯示，2011年香港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這個數字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而2010年這個數字僅有50人。
文/陳嘯軒
香 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司法獨立也獲得《基本法》的保障。然而，近年香港因為遊行示威被檢控的人數，卻有增加的趨勢，更有巿民為此要換來牢獄之災。有社運 人士質疑，司法機構近年傾向以「重刑」處罰罪名成立的示威者，以配合政府當局對他們的打壓。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認為此說難以成立，然而律政司在部分 案件的檢控工作「把關不嚴」，部分基層法院法官在審訊時較傾向警方的說法，已對社運人士起到了一定的威懾作用。
警務署署長曾偉雄在2011年1月上台以來，被指作風「鷹派」，對社運分子採取強硬態度。民間人權陣線警權關注組的統計顯示，2011年共有416名示威者被逮捕，而2010年僅有50人。2011年的數字是1967年「六七暴動」以來最高的一年。
2010 年被捕的示威者中，並沒有人被判監。但在2011年被捕者中，迄今至少已有七人被法庭判處監禁。先是在今年1月11日，因為在去年4月於中環街頭抗議港鐵 加價，衝上台搶走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的麥克風，被控「擾亂公眾秩序」的黃軒瑋、周諾恆，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處罪名成立，判囚十四日。3月20日，去年9 月率眾衝擊立法會議席出缺遞補機制諮詢會，被裁定擾亂公眾秩序及刑事毀壞罪名成立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九龍城判裁法院被判監禁兩個月。同案的四名被告陳 倩瑩、鄧建華、容偉棠、黃洋達，被指與梁國雄「共同行事」，也因為同樣罪名，各被判囚三星期。
據悉，這次是香港法院首次把「共同行事」（joint enterprise）的法律概念，應用在與示威有關的案件。所謂的「共同行事」，是指在刑事案中，被告人雖然並無直接參與行動，但卻被視為案件的同謀，情況又有如在搶劫案中，負責把風者也被視為同謀之列。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對《陽光時務》表示，法庭把「共同行事」概念引入與示威相關的案件，做法值得相榷。「他們（被告）事前有否共同安排，這個要很小心去推斷。某人做了某些行為，不能代表我就要負責。」他形容這次法庭的處理「有些不謹慎」，有待上級法院去處理。
對於在今年首季，便有七人因為參與示威被法院判監，近年活躍本土社運的「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連串事例顯示，特區政府以更強硬的警察打壓及法律檢控手段對付社運分子，並指從案例可見，法庭可能於未來案件中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反映政府及其司法機關改變其政策及措拖。」
不過，多年來一直與義工以「觀察員」身份，出席香港大小示威遊行場合，觀察和記錄活動過程的羅沃啟，不相信司法機構或者法官，會與政府當局配合打壓示威者。「法庭怎樣判決，或者判刑的輕重，有時候很難講的，但法官判案很難完全脫離社會，不少判決也是反映社會的情況。」
羅 沃啟解釋，在處理初審普通刑事案件的裁判法院，不少俗稱「釘官」的法官，都較傾向接納控方說法，較傾向把被告定罪。「不少基層法院的法官，對公民權利的執 著較少，觀點比較保守，在審訊時對示威者較嚴苛。他們與現實也有很大距離，傾向相信警方說法，卻未必清楚警方與示威者長期積聚的怨氣，也未必能夠看到警方 限制集會自由的不合理方面，因此往往在審訊過程中，起到維護建制的作用。此外，新聞報道往往也聚焦於遊行示威的衝突場面，也令到包括法官在內的社會大眾， 較少機會能夠理解示威者的怨憤。」
「相反，較高層法院的法官，例如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等，在涉及公民權利的官司上則會較為開明，故此以往不少這類案件，都有賴上級法院的糾正。然而，上訴主要是處理法律觀點的事宜，法庭不會再審理『事實的真相』，而是審視法律運用在已呈堂證據方面，有否不合理的地方。」
羅 沃啟又指，除了《公安條例》所列的「擾亂公眾秩序」以外，近年警方和律政司也傾向以「襲警」罪名，起訴在遊行示威時與警方發生衝突的巿民。然而，警方在處 理襲警案件時，現時實質上享有過大的酌情權，可以任意選擇罰則輕重懸殊的襲警罪作出檢控，既不合理亦不公平。他批評，就特區刑事檢控工作負最終責任的律政 司，對牽涉集會遊行的政治檢控案件，沒有作出合理把關。
目 前香港有兩條內容相若的襲警罪，執法當局可以選擇以《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或者是《警務條例》第63條作出起訴。兩者對襲警程度均無細緻「分 級」，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有分別。前者的量刑較重，最高可判處監禁兩年，而且根據法例法院被剝奪了視案情判處緩刑的酌情權，干犯此例襲警罪成的被告，如果被 判監禁必須即時入獄，不得緩刑。警方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作出襲警罪檢控時，必須事先徵詢律政司法律意見。相反，《警務條例》的量刑較輕，最高刑罰是罰 款6,000港元及監禁六個月，警方也毋需先行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人權監察的統計指出，在2002年至2006年的五年間，只有4人因為參與遊行集會因涉嫌襲警而被檢控。然而，在2007年至2009年三年間，共有24宗涉及示威表達活動的襲警檢控，無論案情如何，全數均被當局使用罰則較重的《侵害人身罪條例》的襲警罪檢控，無一例外。
相 比之下，更多其他與示威表達活動無關的人士，獲以罰則較輕的《警隊條例》襲警罪檢控，當中大部分人都被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等非監禁刑罰。當中最惹起公眾爭 議的，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的侄女Amina Mariam Bokhary被控襲警案。案發前已有兩次襲警罪案底的Amina，因為在2010年1月醉酒駕駛肇事後掌摑警察，同年8年被法庭判處襲警罪成立，但卻獲 輕判感化令。事件當時引起香港輿論譁然，還觸發幾百名巿民上街遊行，抗議法庭判決「偏坦權貴」。
上 述的Amina案，當時警方就是以刑罰較輕的《警隊條例》襲警罪提出起訴。羅沃啟認為，不少被捕的示威者縱使沒有刑事紀錄，案情也沒有Amina般嚴重， 但卻被警方以刑罰較重的《侵害人身罪條例》襲警罪名起訴，可見警方檢控決定的草率和缺乏理據。公眾也因此有理由相信，警方和律政司在檢控示威者時特別嚴 苛，有針對示威者和打壓表達活動之嫌。
近 年較受公眾矚目的示威者涉嫌「襲警」被法庭判囚案，包括在2008年1月爭取普選遊行中，涉嫌用手肘撞跌一名警員致其倒地受輕傷的「本土行動」成員馮炳 德，最後被囚十五個星期；以及在2010年6月，在中聯辦門外抗議內地當局重判地震維權人士譚作人，因為意欲出手查看女警肩章號碼卻被指襲警，最後判囚十 四天的網上電台主持人楊匡。
羅 沃啟指出，近年因為參與遊行示威被控襲警者，在原訟法庭的定罪率並不太高，只在約四成左右，反映警方在很多案件，也沒有足夠勝算把被告入罪，令人質疑警方 意欲藉著起訴「麻煩」示威者，以對社運分子起威懾之效。「警方決定檢控誰，以《警隊條例》或《侵害人身罪條例》起訴，都有很大權限。如果案件『不夠料』， 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情況和沒充份證據的情況下，警方根本就不應該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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