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電影《我還有話要說》因為直接與楊佳案對應，以至於還沒播映，便遭到警方跨省、跨境、甚至跨國的警告和封鎖，導演應亮的自由也因此受限。
文/朱曉玢
應 亮的《我還有話要說》是一部獨角戲，除片尾曲，全片沒有配樂。故事時間跨度兩天半，講述一位單身母親在獄中見到兒子後回到家，為兒子準備監獄裏穿的衣物、 見律師和記者、為兒子的案情寫材料的故事。這部劇情片引人注目的特別之處，在於故事情節與現實一一對應，入獄的兒子叫楊佳，單身母親叫王靜梅。
電影5月初安排在韓國全州電影節展映。據電影節主辦方稱，影片放映前，某韓國青年聲稱代表中國某電影公司提出購買該片版權的要求，但只購買版權而不再在電影節中播放。主辦方沒有接受此要求，影片因而得以在韓國順利展映三場。一 個多月前至今，上海市的國安、國保、公安多次造訪應亮在上海的父母家，要求應亮停止播放該片，他們還透過聯絡四川公安部門找到應亮太太彭姍在自貢的父母 家。自稱是上海市對外聯絡辦的兩名工作人員，曾派人來香港與應亮約談，但拒絕在應亮任職的香港演藝學院伯大尼校區裏見面。
要求停止播放影片的理由是：影片傷害了當事人的感情、與事實不符、以及揭露了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好的方面。
應亮就此諮詢了律師。律師認為，若上海警方認為影片與案情不符，可以將當年的案情公開重審，這是中國司法界都在呼喚的好事；傷害當事人的感情則應是由具體的當事人提出，屬於民事訴訟，無須動用警方。
被監控的導演
2008 年7月1日，北京青年楊佳闖入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持刀砍死六名警察，砍傷五人，被認為是上海市有史以來最大的襲警案。案件始於楊佳2007年在上海騎 租用的自行車經過閘北區時，被警察以自行車來歷不明為由攔下，雙方發生爭執後，楊佳被帶回警局盤查六個小時。事後楊佳提出行政賠償，但雙方始終不能談妥， 導致楊佳在事發九個月後以血案終結其中恩怨。2008年11月26日，楊佳以故意殺人罪被執行死刑。
這 起案件在處理過程中曾被公眾指出諸多疑問，有關部門對閘北區法律顧問謝有明介入此案擔任楊佳辯護律師，以及楊佳母親被強制送入北京警方精神病院等質疑，至 今諱莫如深。現在，劇情電影《我還有話要說》也因為直接與案件對應，以致還沒播映，便遭到警方跨省、跨境、甚至跨國的警告和封鎖。
應 亮2011年接受香港演藝學院的邀請，擔任該校的駐校藝術家，訪港一年。有知情的朋友轉告應亮，警方私下曾放言：「應亮一回內地就逮捕」，出於安全上的考 慮，他暫時不會離開香港，但自己的簽證今年9月將到期，能否延長現在仍是未知數。親人、朋友和學生都在擔心他的安全，他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卻說，「並沒有 什麼害怕的，我只關心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我在監控狀態下已經一個月了。」
應 亮在Facebook上給學生留言：「作為一個香港人或其他民主體制裏的人，你們一定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一旦發現某些可貴的東西正在失去或被掠奪， 一定要捍衛之。我今天對同學說：假設我現在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睡一個平安的覺，不可能自由地行走，無法安定地吃一頓飯，與朋友和家人聊一次天。你們看，這 些日常生活裏完全由個人自主支配的動作，竟成為一種奢侈——是的，這就是現實。我在MFA的紀錄片課上說過，中國的現實比電影更誇張更有想像力，當時台灣 來的同學沒聽懂，我猜他現在應該懂了…… 假設香港人有一天也無法自由地吃飯睡覺行走和聊天，將是莫大悲哀，而香港確實正往這個方向滑去。找我談的警察說：雖然你在香港，但畢竟是中國公民，就得由 我們管；即便香港其實也是由我們管的。」學生們紛紛回應支援。
尋找楊佳
應 亮說，拍片時他很重視自己的感受。2008年7月1日下午楊佳案發當日，應亮回家路過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他當時看見分局門口圍了一圈人，回到家才知道 幾小時前那裏「出事了」。另一方面，應亮的外婆曾經是上海市閘北區的區委書記，分管過閘北分局，對應亮來說，分局是一個有童年記憶的地方，小時候的他曾經 多次去過閘北分局的舊樓，在那裏做功課。時間和空間上的隱隱契合，令應亮感到——這個故事離他很近。
恰好在2011年底，韓國全州電影節的「三人三色」項目邀請到了應亮。「三人三色」是韓國全州電影節的固定項目，開始於2000年。電影節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三位導演拍攝30分鐘的短片，過往知名導演賈樟柯、蔡明亮都曾參加過這個項目。
應 亮透過網絡和楊佳的母親王靜梅聯絡上，王許可並認同電影的拍攝。全片選擇在深圳拍，雖然沒有和楊母見面，但應亮此前收集參考了來自網絡上的資料、 艾未未工作室拍攝的紀錄片《一個孤僻的人》、王靜梅歷次的採訪片段、律師的博客、以及網友上傳到youtube的關於王靜梅的生活視頻，「一個母親，她唯 一的兒子死去的消息，居然還是從別人口中得知的。這個細節很打動我。」
劇 本寫完後，應亮發現這會是一部70分鐘的長片。影片用了較長的篇幅，描繪楊佳的母親王靜梅，如何將楊佳的衣服拿去樓下的裁縫店，請裁縫師傅把衣服的拉鍊換 成鈕扣，褲帶換成鬆緊的。全片除了經王靜梅的允許，在片頭和片尾使用了幾幅楊佳的真實照片外，甚至沒有出現楊佳這個角色。飾演王靜梅的耐安，曾為婁燁的電 影擔任過製片。
「這個角色對演員的挑戰很大，幾乎沒有什麼台詞，需要靠表情和情緒去體現楊佳母親當時的心境。耐安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員，她處理得非常好。」應亮說。
他也曾想過是拍一個改編的故事，還是根據真實的人名和地名對案件進行對應的故事。後來考慮到表達力度，應亮選擇了後者。
今年，應亮還將帶著《我還有話要說》參加歐美等地的電影節。他慶幸自己在作品完成之後才受到政治上的干擾：「電影的感情要表達出來，讓人能感受到，製作時是需要很安心的。如果我像現在這樣，需要應付各方的壓力、面對各種媒體，也許作品就不是現在這樣的了。」
基於情感的表達
不過他也說，這部電影和「三人三色」是不是邀請到他沒有太大的關係。它只是促動應亮現在就做而已。如果這次沒有拍成，也許八十歲的時候才拍，但他總是會拍出來。
應 亮擅長刻畫社會變革中小人物的改變和命運。他的作品不少都取材於他和太太彭姍長期生活的四川。成名作《背鴨子的男孩》，借鄉村男孩去城裡找已經發達的爸爸 的故事，折射西部城鄉生存狀態。應亮說，他就這樣拍了幾年片子，逐漸覺得很迷惑，不知道這樣拍下去有多少意義，於是他後來開始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從宋莊的 獨立電影學校到香港演藝學院，搞策展，搞教學。
他 正在製作的新片，是一部半紀實半劇情的電影。故事也是來自一個真實的案例——2004年四川自貢一起因汽車失控而掉入河中導致54人傷亡的重大車禍。應亮 是當年這起意外車禍的目擊者之一。2009年應亮基於這個故事，完成了一部叫《慰問》的短片，而現在他正在做關於此的一部長片。
片中紀錄的部份，來自應亮對事件倖存者、公交公司負責人、遇難者家屬的採訪和調查。直到今天，這起車禍發生的真實原因都沒有得到公開，在調查的過程中，應亮開始質疑地方權力運作的失當導致管理漏洞，甚至對大家共同生活的環境感到失望。
應亮說自己沒有想過用電影為小人物「發聲」。「『發聲』，是一個政治性的表達。我拍電影時更關心情感有沒有到位，我想，如果情感到了，『發聲』是自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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