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高调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适时发表社评《知识分子应敢于在舆论场说真话》说,知识分子可以赶别的时髦,唯独政治的时髦不能赶。应当表现出定力,不重复他们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曾反复表现出的软弱和摇摆。
中国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舆论场在形成一种偏激的强制力,要求公开发言者把批判体制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营造这种氛围的人未必很多,但他们很活跃,形成了声势。不少人感受到了压力,说话变得很小心。还有一些人主动配合之,打造自己“民意英雄”的形象。
中国知识分子的说话环境一直不太好,曾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政府的强有力控制。改革开放以来,来自政府的控制在减弱,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如大学)尤其变得很弱,但来自舆论场这股势力的压力则快速增加。
这造成与舆论场接近的一些人,走向所有言论都“批判化”的极端。似乎他们看到的所有现实都是负面的,说的每一句话都愤愤不平,都在控诉“公权力”。这同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和感受显然并不一致,因为通常一个人不可能从未受惠于国家的进步,眼前永远都一片漆黑。
进步而复杂的中国具有多面性,很多人对它的感情同样是复杂的,爱它,但也会恨铁不成钢。这本来很真实,但却不被舆论场上反体制的强制力所接受。那股势力只欢迎“恨”,而不允许“爱恨交加”。
有人认为这种极端的舆论力量是对官方舆论的有效平衡,认为它有总体的建设性,有助于中国社会真正多元化的形成。
但真实的情况是,这种舆论倾向的强制力在明显过头,它没有表现出有自我修正的愿望和能力,而且在西方的鼓励和支持下,出现恶性膨胀之势。它开始打击异己,试图建立话语霸权,并且开始实际影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
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知识官员”和“知识商人”,而特指直接依靠发现、积累并传播知识为生的人。
现在的危险是,舆论场上的偏激力量已经开始控制知识分子当中的很多人,形成对他们的权威。本应以知识和求真为生的人,开始在舆论压力下“挑着说话”,为取悦舆论说“半真半假的话”,甚至直接说假话。
说真话难,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老问题如今有了新的缘由。一些人对求真的放弃来得很快,人们没有看到有什么强有力的抵抗发生。
中国需要一批有勇气、有水平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敢于同当前不健康的舆论倾向公开斗争,敢于在舆论场上反对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简单灌输,帮助中国公众建立符合国家现实的价值判断体系。
知识分子可以赶别的时髦,唯独政治的时髦不能赶。当前西方对中国大搞“政治挂帅”,互联网上跟着起哄的人不少,知识分子应当表现出定力,不重复他们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曾反复表现出的软弱和摇摆。
知识分子应当努力说真话,这个“真”至少有三个含义:一是与具体事实相符,二是真心话,三是它们应当自然多元,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组织得高度一致。
互联网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主导性载体,然而它的价值取向与中国社会的真实价值取向有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在扩大。对此政府需要反思,然而在政府影响舆论的能力随着国家改革必然下降时,民间一些力量必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今天舆论场对“真”的定义是扭曲的,扭转这种扭曲,离开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参与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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