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韩寒的“太平洋的风”，他描述了两个在台湾的小故事，
一是眼镜店的老板因为无法满足顾客的服务要求，而愿意送隐形眼镜给客人应急。二是出租车司机主动把韩寒遗失在车上的手机送回酒店。韩寒因此感慨中华文化脉络不断，只是被香港及台湾继承了。我看了这个故事并不惊奇，这确实已经是台湾的常态，但我第一时间浮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职业社群应有的专业性。
一次我的好朋友告诉我，他带了一位大陆朋友住在台湾的一家五星饭店中，这位朋友在大堂打电话没看路，不小心走进饭店围起来的珠宝展示区，撞歪了陈列桌，撞乱了陈列品，他正害怕有人要他赔偿时，没想到大堂经理跑出来连说道歉，说不应该把陈列品放在客人会走过的地方，害的客人受惊了。经理马上命令工作人员把陈列区搬到墙边以免挡路。其实这是商业社会的专业伦理与专业水平，当服务业演化到台湾今天的阶段时，上述两个故事是自然而然的，韩寒马上把它们上纲上线变成中华文化在大陆断绝的宏大叙事，我倒觉得有点过度推论了。
台湾能有今天的专业性其实是二十多年来社会在危机中自我演化的结果，二十多年前，官员事事要贿赂，医生处处收红包，学者时时傍大官的情况也很普遍。最早“起义”的职业社群就是教授，他们自组织起来从事了自清运动，清除学术腐败，改革官本位制度，产生了一群真正的公共知识份子。他们又在自己专业领域中带动了一个又一个的职业社群自清运动，医疗改革，行政革新，国会监督，最后也最艰难的是至今仍努力不缀的司法改革。实业界也是一个又一个的行业自新，建立行业伦理，提升行业水平，今天看到的服务水平就是行业伦理、社群监管、舆论监督以及法律惩治（法律也往往是这些职业、行业社群推动制定的，而不是领导拍大脑出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这一切是学中作，作中学，慢慢演化出来的。昨天一群台湾学生来我这里聊天，说对北京第一印象是交通好乱，车子会闯红灯。对台湾年轻人而言，这己是很新鲜的事了。但我告诉他们，二十多年前的台北交通可比北京还乱，我两次差点因为闯红灯的车子丢命，一次是我走过街，闯红灯的出租车紧急刹车，车头就要碰到我的腿，一次我已停车在红灯前，高速闯红灯的大货车害我紧急换道，要不然早已命归黄泉。我在大陆开车这么多年来还没遇到这么恐怖的情况。
在社会危机的九零年代，台湾各类社群自组织起来推动社群自新与社会演化的过程里，中华文化是不是很重要？答案是肯定的，大有帮助，但却很难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必然的产物，更难确定九零年代初社会改造开始时，台湾的中华文化就传承的多么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别忘了，台湾一方面在推动“文化复兴运动”，逼着我们这一代人天天背四书五经，另一方面，现实却是白色恐怖中到处抓“匪碟”，鼓励着学生告发老师，同事相互出卖，亲友彼此监视，对中华文化的伤害也绝对不少。所以韩寒凭一两个台湾印象就很煽情的上纲上线到中华文化脉络在大陆断绝，在台湾存续，倒觉得是在抒情，在消费政治，而非说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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