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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被遗弃的宾馆 calflier001/Flickr
文｜刘锐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熔毁的概率是万年一遇。核电站有安全可靠的控制，三层安全系统防止故障发生。”1986年2月，在《苏维埃生活》杂志上，乌克兰能源与电气部长VitaliSklyarov如是说道。
两个月后，4月26日凌晨1：23，出事概率“万年一遇”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核灾难。火势绵延了十天，释放出大量高辐射物质。即使形势如此严峻，官方仍反复宣称，一切尽在控制之中。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自始至终凝存在的烙印：它，不仅仅是一场夺取数千条无辜性命的环境灾难，还是苏联高度僵化和无能的官僚体制结下的必然恶果。正如时任苏联能源部副主任的格里高利·梅德韦杰夫所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从设计、管理到日常运营都极度草率马虎，到1986年才出事反倒叫人意外。
赶英超美，苏联的民用核能大跃进为切尔诺贝利埋下隐患。事故发生后一周，官方就督促要尽快开始建造五号反应堆。
隐患，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前就已经埋下了。在苏联，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作为大国抗衡杀手锏的核工业，更是毫不含糊地政治挂帅。70年代，冷战正酣，苏联和英美在民用核能领域展开竞争，美国和英国到了1972年已经造了50多个核反应堆，而苏联才7个。为了赶英超美，以及满足国内的电力需求，中央下令快马加鞭发展民用核能工业，七八十年代，RBMK的设计、建造和运营都处在紧急状态，为了尽快完成建设，必要的安全措施被省略了。即使是灾难发生后不到一周，1986年5月2日，苏联电力部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虽然发生了事故，但建设队伍还是要履行社会主义义务，尽快开始建造五号反应堆。”
灾难发生前，苏联是唯一一个有核但却无核安全法律的国家。其他国家早在核能发展初期纷纷就核安全问题立法，比如1945年法国、1946年的英国和美国。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两年前，起草过一项核安全法律，但是从来没有实行，即使是在事故发生后。核事件如何赔偿等法律问题是国家机密，苏联人民无从知晓。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使用的RBMK反应堆存在先天缺陷，而颟顸的苏联核电站管理体制让这种缺陷放大，最终酿成大祸。
199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第二版切尔诺贝利调查报告INSAG-7，否定了之前的观点，灾难的主因不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操作失误，而是RBMK的设计缺陷，目前多数调查支持这一观点。RBMK反应堆在700百万瓦特以下（约最大功率的四分之一）时，反应堆的活性区就会变得极不稳定，很难控制，且容易造成连锁反应。这是一项致命的设计缺陷。切尔诺贝利的4号反应堆就是在低功率下做测试时发生爆炸的。
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本可以通过制度的管理来弥补，但是，苏联核电站的管理漏洞比反应堆的设计缺陷更加严重。苏联政府将所有RBMK核电站都从军事化的苏联核能工业（Minsredmash）转交给民事部门能源与电力部。而能源与电力部此前从来没有运营核电站的经历。1970年，切尔诺贝利破土动工之时，核电站的主任之前只在煤炭发电厂工作过，对核电站并不精通，他曾云淡风轻地说，“它（核电站）比热能发电站容易操作多了，我们有经验丰富的员工，不会出意外。”当时负责苏联所有核电站建设的能源与电力副部长之前是建造水力发电厂的，另一位负责开发核电站的部门负责人甚至压根没有任何技术经验，之前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主工程师是电工，曾在热力发电站和国家电网工作。总而言之，能源与电力部在运营核电站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RBMK的开发者、苏联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夫说，“（想象一下）你在开车，打错了方向盘，发生了事故。是引擎的问题吗？还是汽车设计者的问题？所有人都会回答，是司机技术不好的缘故。”
而主要负责部门常年各自为政，互不通气，无疑让这种原本就漏洞百出的体制更加不堪。反应堆的开发者和Minsredmash的官员甚至从来没有告诉核电站的员工，RBMK存在哪些问题。此前，RBMK已经多次出现故障，1975年，列宁格勒核电站的RBMK反应堆就发生过核泄露，伊格纳利纳核电站也出现过故障。1982年，切尔诺贝利的一号反应堆发生部分熔毁，经过几个月的修复，才重新投入运行。 对于RBMK的安全隐患，切尔诺贝利的员工却一无所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采访了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表示他们不知道RBMK反应堆的设计缺陷。
灾难发生后，官方的反应不是立即施救，而是习惯性地掩盖。核电站附近的儿童在事发后第二天仍照常上课，直到一天半后才撤离。整整18天后，民众才苦苦等来政府的回应。
反应堆的先天缺陷只是埋下的祸根，如果官方应对及时，灾难或不至于这么严重。灾难发生后，官方的反应，不是立即施救，而是习惯性地掩盖。灾难发生后，核电站的主任抵达现场，发现四号反应堆已经爆炸，屋顶被掀掉，大火在燃烧，然而他却向上级报告，反应堆完好无损，辐射在正常范围内。一个小时后，有下属向其报告，核电站附近的核辐射已经超过正常范围8万倍，对此主任的回应是，以涉嫌传谣、制造慌乱为由逮捕了他。这种做法在当时，算是“标准动作”了。一位80年代初期任职能源与电力部的中级官员称，“那个时代，核电站的任何事故和故障信息都被要经过部门的严格审查：只有上级觉得有必要发布才会披露。”
直到灾难发生的第18天后，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打破沉默，在电视上发表演讲，“一旦我们收到可靠信息，将会告知苏联人民，现在我们可以说，因为采取了有效措施，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他否认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称官方只是不知道实情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下，苏联政府不像往常一样，严格控制媒体，而是允许他们深入现场、接触相关官员和医生，但是毕竟苏联还是那个苏联，本性难移，针对事故的所有资料都被列为“绝密”。事故发生后的前18天，政府始终一声不吭，而国际媒体一片喧哗，它们从各种渠道挖掘信息，比如在北欧国家测量核辐射数据，于是出现了这样现象：发生在本国的灾难，需要从外媒了解。政府甚至下令，要求医疗人员在被核辐射感染的清理人群的诊断中，不要使用“急性辐射综合症”，而是用其他术语代替。
1991年，乌克兰议会成立的委员会在调查了切尔诺贝利灾难。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称，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事发后的反应是“完全的谎言、虚假、掩盖、隐瞒，”是苏联体制犯下的罪。调查委员会在获取了当年乌克兰共产党保密文档后发现，中央高层很早就知道事态之严重。26日下午一点，距离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爆炸不到12个小时，高层官员就已获知反应堆爆炸，大量核辐射物质溢出。但是，在切尔诺贝利旁边的普里皮亚季，灾难发生的第二天，孩子们竟然照常上课，室外活动照常举行，还举办了16场婚礼。直到一天半以后，政府才开始撤离居民。
据灾难发生时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工作、现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高管的弗拉基米尔·阿西莫洛夫回忆，1982年他们向上级递交了系统保护苏联核电站的报告，但是收到的反馈却是，“西方是资本主义，有压迫，他们不考虑人民，所以反应堆出故障，比如三哩岛。但是，我们的反应堆是安全的，因为它们是苏维埃的！”然而就在四年后，“安全”的苏维埃反应堆爆炸了。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英译者Keith Gessen在英译本序言中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切尔诺贝利是偶然发生的，但又是裙带关系、懒惰以及漠视民众的必然产物。”这，大概是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最精准的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