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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沒有解決“壞皇帝”問題
斯坦福大學法蘭西斯•福山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0多年來，中國政治體制的基礎一直是高度複雜的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這個官僚體制一直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著一個龐大的社會。中國從未建立起法治——可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權的獨立法律制度。中國沒有建立起正式的權力制衡機制，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受各種規定及慣例約束的官僚體制，以及儒家道德體系。規定和慣例讓官僚體制的行為可以合理預測，儒家道德體系則教育領導人要考慮公共利益，而不能只顧個人權勢膨脹。今天運行的體制在本質上也是如此，皇帝的角色由共產黨充任。
中國政府一直無法解決的是歷史上被稱為“壞皇帝”的問題：不受制約的權力如掌握在一位仁慈且明智的統治者手裏，會有很多好處，但如何保證好皇帝會源源不斷地出現？儒家教育體系和官僚政府本應教化領導人，但壞皇帝仍不時出現，例如“邪惡的女皇武則天”，她殺死了唐朝很多貴族，或者明朝的萬曆皇帝，他曾一怒之下，近30年不上朝、不批奏摺。
在很多中國人的眼裏，最後一個統治中國的壞皇帝是毛澤東，他給中國人造成了無法言說的痛苦，而且在1976年去世之前，他的權力一直不受制衡。目前制約共產黨最高層決策和領導權的規則，反映了從這段歷史中吸取的教訓：政治局常委9名委員共同承擔責任；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任期為10年；67歲以上的人不納入政治局常委委員的考慮範圍。這些規則是為了防止有人利用個人權威主宰整個党和國家，防止另一個“毛澤東”的崛起。因此，中國的威權體制很獨特，因為它遵從關於任期限制和繼任的規定。
最近被整肅的薄熙來之所以對這一體制構成了重大威脅，原因就在於此。憑藉在重慶的基地，他利用媒體加強自己的權威。鑒於他是“太子党”，即革命英雄之子，他的權威本來就很強大。他無情地利用政府權力，不僅調查犯罪分子和受賄官員，還對那些積累了太多權力和財富的商人和競爭對手窮追不捨。他恢復了一些毛澤東時代發動群眾的手段，例如集會唱紅歌。與其他平淡無奇的中國高官不同，一旦進入政治局常委，他可能會通過一個獨立的權力基礎控制共產黨的領導層。
因此，難怪胡錦濤和中共領導層會利用醜聞的機會將薄熙來清理出局，搶在這位壞皇帝登基之前將他除掉。此事暴露了中國的一個深層次問題——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國領導層遵循的規則既不是憲法中明確規定的規則，也不是司法系統執行的規則。他們遵循的是中共內部規則，只能從中共的行為中去推斷。如果薄熙來成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他可能推翻這些規則。
因此，中國威權制度表面上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假像。中共沒有解決壞皇帝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共首先需要發展真正的法治，實現政治透明化，建立起正式的制度。
幾年前，我在北京與一位掌管某中央委員會辦公室的中級官員吃午餐，聊了很長時間。他告訴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樣的一場浩劫，不理解當前有什麼樣的制度安排來阻止文革重演，我就不可能理解中國。我看了看周圍那些中共仍在推崇的關於毛澤東的書籍和紀念品，問他，在中共對毛澤東的功過作出真實評價之前，文革那樣的事情是否還有可能發生？他那一代人對文革的可怕有切膚之痛，但成長于文革之後的中國人沒有，他們可能被鼓動，對文革產生一種懷舊情緒。薄熙來利用的正是這種對歷史的遺忘。那位官員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所以，一小群內部人遵循的非正式規則，最終不能真正取代正式的法治。如我們今日所見，受到法律和選舉約束的現代自由民主制度常常產生平庸或懦弱的領導人。有時候民主制度會讓惡魔當選，比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至少正式的程式通過法律和選舉制度對權力構成了約束，在真正的壞皇帝登基之路上放了一塊大大的攔路石。儘管在短期內消除了薄熙來的威脅，但中國的現行體系還未解決這個制度性問題。中國現在有現實的機會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即將上臺的新領導層抓住機會。
作者是斯坦福大學(Stanford)弗裏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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