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北京日报《媒体热衷负面报道是受西方观念蛊惑》
北京日报最近不时“出彩”，在附和《环球时报》抨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简朴的平民作风是作秀，将其打成“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阴谋一事上，甚至比《环球时报》走的更远，其要求骆家辉公布个人财产的举动，不幸或有幸已成为世界级的笑柄。
5月18日北京日报又一次出手了，在搜狐新闻上看到有北京日报：《媒体热衷负面报道是受西方观念蛊惑》一文（以下简称《媒文》），这次它的大棒横扫的是“国内一些媒体，尤其是个别小报小刊”，罪状是“近来，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谓新闻中，不少是负面报道，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官员贪腐等热点层出不穷。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似乎中国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有问题，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发展前景迷茫黯淡”。
《媒文》只举出四项“负面报道”，用一个“等”字刹住，显然不愿多举，有意在掩饰之嫌。但既然后面还说了“层出不穷”，我就不辞劳苦再替北京日报举出若干来：
高房价已成新的大山压得普通民众呼吸困难，官员们仍坐享福利分房独善其身——“1998年房改后福利分房被明令禁止，但公务员系统内的变相福利分房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已经自成体系”（2010-06-28 经济观察报）；“截止到2012年年底，辽宁营口1000余名公务员以及部分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将陆续拿到一笔购房补贴，这个‘红包’约为五万元人民币，财政出资补贴总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2012年05月20日搜狐评论徐炳涛：《财政补贴公务员买房给社会公平添堵》转自5月19日《中国经营报》）。
普通百姓对看病贵难以承受，而“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新建的干部病房大楼，装修豪华堪称‘八星级’” (2011年10月20日《西安晚报》)。这对于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一则新闻是最好的回答：“湖北咸丰县一六旬老人潘启厚患病3年，久治不愈。为了节约费用供两个孙子读书而放弃治疗，喝农药自尽。据了解，潘启厚的小儿子于2011年患肝病去世，家中接二连三的灾难已花光6万元积蓄，并欠债14万元”（中新网恩施2月4日电）；
对普通百姓而言，上学贵、学校乱收费痼疾难医，小升初就开始拼爹，我的孙子为上公立幼儿园被自愿交纳了赞助费，给经办者送了礼还得感恩戴德，“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李让恒日前在接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潇湘之声记者采访时，力挺高校的乱收费，说“1万块钱，不算大事”（中广网长沙8月9日消息湖南台潇湘之声记者鞠文霞）；
两桶油依仗在国内垄断之强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专宰国人，“中石化在港不敢涨快跌慢 国内消费者权益被忽略”（2011年08月22日大洋网-广州日报）；
中国收费公路多（占世界80%）且暴利；养老金普通百姓和官员双轨制是对公平正义的公然践踏；国企拒绝用工体制内外同工同酬是对“外部人”的赤裸裸的剥削；动车零件天价的采购价格暴露了国企的管理的无能和背后的腐败；国有银行的暴利源自对普通百姓的盘剥；强拆血拆逼死人命；“我爸是李刚”耳熟能详；蚁族、屌丝新词不断；“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雷声隆隆；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的政府，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世界第一；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份额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官员的三公消费之巨令人瞠目；富豪精英移民浪潮、内地国人赴港生子是用脚投票……太多了，限于篇幅，我只好也用省略号来打住。这些事实媒体都有报道，我高看北京日报还不至于良心泯灭到肯定这些都属“正面”，应当就是《媒文》所说的“媒体的目光”“老盯着犄角旮旯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这些都是“犄角旮旯里”？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还是犄角旮旯吗？北京日报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乱七八糟的事”？我看一点不乱，相当清晰——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执政党“五不搞”，没有竞争，没有监督，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公权力已成凶猛的“利维坦”，执政党背离了它执政为民信誓旦旦的宣示，权贵们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贪得无厌，芸芸众生充其量只有庆幸“做稳了奴隶”而已。这些问题，不但关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乎人的尊严，关乎社会公平正义，请问北京日报，如此这般，能否认“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发展前景迷茫黯淡”吗？
“毫无节制地纠缠于个别音符”，“个别音符”？夹杂在“主旋律”里几可忽略，轻描淡写何其艺术。“负面”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甚至体育，方方面面，涉及每一个中国人当前甚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官员贪腐已成燎原之势，哪里还是什么“个别音符”！
“一个社会所需的，不是大量负面新闻所暗示出的不安定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别那么绕嘴了，换成“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是“报喜不报忧”得了，是这样的吗？
仅举一例，回忆“大跃进”那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我还没有查找你北京日报在当时是怎么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的，但是你的老大——人民日报，为当好毛泽东荒谬绝伦的决策的吹鼓手，抛弃报道真相是媒体职业操守的底线，逃避对于真相的探究，不顾普通人最基本的常识，曾经连篇累牍地报道全国各地放出诸如亩产万斤的卫星，为浮夸风推波助澜是不争的事实。对导致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的旷古未有的人类灾难，人民日报难辞其咎。北京日报《媒文》的写手，不知道你的老大这段“光荣”历史吗？如此报道营造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真的是“一个社会所需的”吗？你还要学当年的人民日报？
“个别小报小刊” “热衷于散布一些负面、极端的情绪和言论”。且不说称其它同行“小报小刊”露出自大和狂妄，单说“极端的情绪和言论”，上述我指出或没指出具体媒体的报道，当然是媒体人出自良知持批判而非赞许的观点，即作为“负面”来报道的，但报道的是事实，媒体并未编造，行文也多是事实的陈述，间或有只言片语的评论，但都是理性平和的，哪有什么“极端的情绪和言论”？如果说有“极端”，那是报道的事实本身极端的荒谬、极端的不公、极端的无耻、极端的赤裸裸、极端的明目张胆、极端的悲惨……导致受众“极端的情绪和言论”倒有可能，即所谓的民怨沸腾，但那原因在报道的事实本身，不在报道事实的媒体，指责报道事实的媒体毫无道理。
“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有的则是利字当头，为了赚取些廉价的掌声，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
秉承权力创造一个虚无缥缈的空泛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概念的技法，《媒文》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显然是说成为蛊惑人心的坏东西。
是否应该排斥“西方”文明，这已经不是问题，不但马教就是“西方”的，当今中国社会还有多少不是学“西方”的？执政党的垄断宣传不是从西方的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学来的？对此，张博树先生指出：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
新闻的本质是‘宣传’和‘灌输’，而不再是报道事实真相。
新闻的内容和传播范围，也就是，公众可以知道些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哪个范围的哪些人可以知道什么，只能由党来决定并控制实施”（张博树：《推进新闻制度改革， 落实中国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五柳村2011年12月25日收到）
《媒文》表明，“新闻的内容和传播范围，也就是，公众可以知道些什么，不能知道什么，哪个范围的哪些人可以知道什么”，北京日报要替党来决定了，但要“控制实施”，其未必有那个本事。
《媒文》写道：“一直以来，西方的那套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在国内一些人中十分吃香。有的媒体工作者更是言必称西方，将‘新闻自由’、‘第四权力’等奉为金科玉律。在他们眼中，宣传国家的发展成就就是‘虚伪’的，而揭黑唱衰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实际上，这恰恰是不懂西方新闻观的表现”。
我承认我“不懂西方新闻观”，也不想懂，但我知道西方的媒体都是私人办的，受众就是它的衣食父母，又绝没有权力指令谁公款订阅，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它的报道屡屡失信于民，受众就不再买它的报纸，它的收视率就会降低，它的广告收入就会减少，它就有破产的危险，市场竞争的法则有效地约束媒体必须自律，更何况西方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未见得就比你北京日报不强，不少事例证明，倒是西方媒体人的职业操守很值得北京日报连同你的老大人民日报好好学习，雷颐先生的文章《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19日 23:05 经济观察报）就是最好的注脚。恕我以下引用该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征”一样突然迸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正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
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小说中有一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
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
“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呈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挽救了美国的制度与社会，使之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这个所谓的“天下之公器”自主的、强有力的监督。（引文完）
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都有“负面”，社会的进步就是不断克服“负面”的过程。“负面报道”的目的是后果也必然是克服负面，孙志刚案、乌坎事件的良性发展，媒体的“负面报道”功不可没。
《媒文》凭什么断言“负面报道”就是“唱衰”，“极易涣散和分化社会共识”，就是“围观起哄、煽风点火”？
《媒文》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是否属好为人师？媒体的责任是报道真相，提供不同观点表达的平台，民众不缺智商，是非自有公论。反右、大跃进、文革时期党媒一边倒的“舆论导向”将中国社会导向了哪里，北京日报难道不知道？
强调新闻媒体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说“要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和社会效益，不能为了那一点蝇头小利，就自降格调，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人当枪使”，说的好。
讲“社会责任”，就不能只当某一个政党的喉舌；应当注重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不能只注重政府的利益；北京日报本是社会公器，是全体纳税人供养的，但表面上是受到体制所赐的厚待，哪里是“一点蝇头小利”！北京日报的诸先生们是否为“五斗米”“就自降格调，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人当枪使”，人们是会看清楚的，我看《媒文》拿这个话教训别人，不如用以自警更合适。
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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