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朱雲漢，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擔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並兼任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執行長，也是「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國際學術合作專案的負責人是台灣最具國際聲望之政治學者之一。在學術著作方面，編著有：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Citizens, Elections and Parties in East Asia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2008），「華人社會政治學本土化的理論與實踐」、「民主化與經濟衝突」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等十餘本專書。
原文摘自《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12年第一期，原標題：The Taiwan Factor。譯者：Mike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向民主邁進，那麼很大程度上可能出於台灣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源於台灣的政治和社會行動者對中國推進民主變革的直接衝擊，還源於「台灣是華人社會中第一個以及目前唯一得以確立的民主政體」這一事實。台灣成功的民主轉型不僅展示了民主和中華文化之間的相容性，它還為中共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可能的退出策略——如果中共有意摒棄一黨制威權主義的話。當然，中國是否會走上這樣一條發展道路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中共還遭受著一系列其他影響和壓力，這些因素有可能將中共推向一個完全不同的前進方向。
因台灣海峽的阻隔，台灣島在地理上便與中國大陸相分離，自1949年內戰結束、國民黨退守台灣以來，兩岸在政治上也相互分立。1987年，北京和台北當局取消了相互之間的旅遊和貿易禁令。自此以後，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由涓涓溪流匯成了滾滾洪流。2003年，中國大陸超越美國成為台灣最重要的交易夥伴。2010年，台灣遊客赴中國大陸旅遊人數超過600萬人次，目前有近100萬台灣僑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活和工作。台灣公司和商業人士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總額已超過1500億美元，並且大部分利潤都被用於再投資以擴大經營。台灣企業在大陸各地有超過70000個商業專案，遍及中國最偏遠的地區。
兩岸地理上的接近和文化上的共通，加之日益升溫的經濟往來和社會交往，使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合乎情理的社會和政治樣本。雖然多數中國居民仍通過受國家控制和政府審查的新聞媒體來認識台灣，但許多城市居民已通過衛星電視和互聯網來收看台灣本土的新聞和娛樂節目。一些大陸網站會原文引用台灣主流報紙的文章，這便繞過了大陸當局對這些報紙網站的封鎖。台灣本土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的影響力不僅在大陸中心城市能被強烈地感受到，還遍及整個華語網路空間。2011年，新浪微博上關注人數最多（近900萬人）的前三位媒體明星中有兩位來自台灣。
台灣的政論名嘴、政治喜劇明星以及脫口秀主持人在中國大陸家喻戶曉。部分台灣最知名的社會批評家的博客吸引了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線民。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對台灣政治的跌宕起伏保持著密切關注和討論。首次赴台的中國大陸遊客往往盯著電視熬到深夜，觀看台灣的政治脫口秀和諷刺節目。在2008年台灣總統選舉之夜，大約有2億大陸觀眾通過衛星電視或互聯網關注著計票過程。當前中國大陸最熱烈的網路話題之一便是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意涵的解讀。
正如台灣的大眾傳媒在報導台灣民主新聞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那樣，許多台灣本土的社會行動者也通過自身的資訊、觀念和實踐知識來推動中國的政治自由化。致力於一系列廣泛社會議題——從環保到消費者權益保護再到救助受虐婦女——的台灣非政府組織與其大陸同行之間建立了廣泛的聯繫網路。例如，台灣本土宗教團體在中國大陸傳統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的復興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佛教正當性的正式認可鋪平了道路。# 與此同時，其他非政府組織則説明傳播公民行動方面的理念和實踐。2007年，台灣最大的佛教慈善組織慈濟基金會成為首個在中國大陸正式註冊的海外宗教團體，並且該組織建立了中國大陸迄今為止最廣泛的私人慈善網。
台灣企業家在引領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的社會變革方面也助了一臂之力。除了作為投資者、雇主以及現代管理訣竅和國際市場准入的提供者之外，他們在形塑地方治理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地區規劃及工業發展領域。全中國有數以百計的台商協會，他們在一系列政策議題上與地方政府打交道。台灣專家及台商在許多省市為工業、科技和貿易園區的建設提供幫助，其中包括福建、廣東、湖北、江蘇和上海。台灣顧問及台商幫助江蘇省落後的縣級市昆山市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腦及電信設備製造中心，並且當前所有渴望成為高科技樞紐的中國中型城市均在模仿「昆山模式」。
在建設現代法治國家方面，台灣也已成為一個關鍵的知識來源；法治國家是自由主義的憲政主義的先決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家和官僚已對台灣司法體系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詳細審查。由於台灣司法體系立基於德國成文法而非盎格魯撒克遜普通法，因此它在中國司法體制改革中所能發揮的影響比遵循普通法的香港更大。在中國近年來對其民法、刑法、訴訟法和破產程式以及監管框架進行修訂的過程中，台灣的法律學術成果一直是最大的海外思想來源。身為台灣最大法律事務所之一的理律法律事務所，與中國最頂尖的兩所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和浙江大學法學院有著密切合作，每年都會聯合舉辦商業及法律領域的研究生專題研討會並派遣其資深合夥人到兩所法學院擔任客座講師。
兩岸學者和專業人士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近年來也有所增多，特別是在金融和銀行、公共行政、管理科學、地方治理及調查研究這些領域。許多專精於公共行政的台灣前政府官員和學者幫助中共各部委高官更好地認識內部控制及橫向問責制，這些機制已內嵌入台灣的預算、審計、行政程式及公務員考試等國家官僚體系之中。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修訂中國地方選舉的規則和程式時，官員們參考了台灣選舉法及選舉程式並尋求引入台灣方面的相關專家。
台灣政府在促進兩岸接觸方面僅發揮了有限的作用。事實上，在李登輝總統(1988–2000)和陳水扁總統(2000–2008)治下，台灣政府為兩岸交流製造了許多障礙，使台灣本土的社會行動者無法在中國大陸充分發揮其潛力。隨著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贏得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兩岸迎來了和解的新時代。由於體認到台灣軟實力的重要性，並認識到傳統的公共外交可能激發中國採取反制措施，馬政府在協調兩岸文化交流方面一直避免扮演一個明確的角色。自發的民間動議有著更多的迴旋餘地，原因是它們看起來具有更少的攻擊性、干涉性及威脅性。
相似的挑戰
中共領導人密切關注著台灣的民主轉型並從中吸取教訓，尤其是2000年敗選後國民黨執政霸權崩潰的教訓。中共許多黨內精英在國民黨的命運與中共可能的未來之間看到了諸多相似之處。兩黨的起源和早期的組織發展不僅驚人地相似，還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兩黨均崛起於20世紀初，均致力於在帝制中國的廢墟上重建國家和社會，並拯救中華民族免遭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兩黨均採納了列寧主義政黨的構造：秘密行事、組織嚴密、由先鋒隊所領導、主要以群眾為基礎、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則。兩黨均具有自封（並相互競爭）的歷史使命：國民黨肩負民族主義使命，而共產黨則肩負社會主義使命；兩黨均將自身強加於國家和社會之上，實現了制度性霸權。
1949年之後，國民黨的演變與共產黨迥然不同。儘管如此，就權力向最高領袖的集中、黨和國家之間的共生性以及党國向社會滲透的方式而言，國民黨在台灣所打造的一黨制威權政權，卻符合典型列寧主義政黨的許多組織和運作特徵。# 此外，在長達30餘年間，國民黨（與中共很相似）對其統治的社會進行組織，對其所身處的政治舞台加以安排，並闡明一種世界觀以賦予自身政治統治以實質性和連貫性。
然而，內戰後的國民黨政權與中共在關鍵道路上卻有所不同。首先，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同時還透過安全聯盟及經濟夥伴關係）與西方保持著密切聯繫。其次，國民黨承認私人財產權利，支持市場經濟，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法治的制度化。第三，國民黨贏得了一個獨特的發展聯盟的支持，該聯盟以台灣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為基礎。吊詭的是，自1970年代末向西方開放並著手推進市場導向的改革以來，中共也同樣偏離了經典的列寧主義政黨模式。隨著中共從極權主義向發展型威權主義的轉變，它已然逐步趨近於國民黨的政治發展軌跡。
在領導長達三十餘年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之後，中共的霸權地位當前面臨著五大政治挑戰，這些挑戰與國民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面臨的挑戰類似。國民黨當年以一系列策略性和制度性調試措施對挑戰作出回應，該措施原本可能是漸進的甚至是裝飾性的，但事實上它們卻意義重大。第一項挑戰是如何以一種新的政權合法性基礎取代已然破產的主導性意識形態以及不再可信的革命任務。前總統蔣介石之子、1978-1988年間身為台灣總統的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第二代領導層，擱置了「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党國使命，並以「建設台灣」和「均富」的新口號取而代之。國民黨第二代領導層努力透過台灣基礎設施的現代化以及工業部門的升級換代來實現這一新的願景。國民黨政權還透過對民粹主義的採納來提升自身的合法性，承載這種民粹主義的是一個慈悲、親切且熱心公益的領導層，它體現了無私、節儉、自律的儒家道德。
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採取了類似措施以應對這一挑戰。江澤民主席(1993–2003)提出的「小康社會」願景及其繼承人胡錦濤所發出的「和諧社會」以及中國「和平崛起」的呼籲，代表著中共以與大多數民眾產生共鳴的方式重新界定政權存在之理由（raison d’^etre）的最新努力。類似措施還包括胡錦濤主席對民粹主義的「新三民主義」（三個為民）信條的採納，# 以及總理溫家寶和藹可親的領導方式，該領導方式與蔣經國極為相似，蔣經國經常拜訪村民和工人並會在第一時間趕往被天然災害侵襲的地區。
國共兩黨先後遭遇的第二項挑戰是：隨著新的社會力量在其組織範圍之外的興起，如何重建黨的社會基礎。國民黨第二代領導層為因應這項挑戰，試圖將自身從先鋒隊轉型為全民政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國民黨大力招募的新黨員不僅來自其以往的支持者群體（包括外省人、軍人、公共部門雇員、教師及農漁協會的成員），還來自不斷發展壯大的企業、專業人士及城市中產階層，這些階層從國家所實施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中獲益。更具體而言，蔣經國試圖以更年輕的技術官僚、有留學背景的學者和經党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所培養的優秀台籍本土人才使老邁而衰弱的黨員隊伍重新煥發活力。在1980年代的巔峰時期，國民黨黨員人數幾乎占到台灣成年人口總數的18%。
2004年，中共領導層決定擴大黨員基礎，一如國民黨幾十年前所作的那樣。秉持一種被稱為「三個代表」的新的指導性原則（該原則於當年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共將自身命運押在了經濟改革的受益者身上。中共不再是「三大革命階級」（農民、工人和士兵）的先鋒隊，如今它聲稱自己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雖然這種對私營企業主、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進行籠絡的努力往往被譏諷為「裝點門面」，但它的確反映出中共試圖調試自身以適應中國變化了的經濟和社會環境的努力。
應對一個更加多元的社會
第三項挑戰是：如何捍衛黨對有組織的社會生活的壟斷，使其免遭自主性社會運動和自下而上的公民組織的侵蝕。早在1950年代，國民黨便已將商業和職業協會、工會、農民、國家雇員、記者、知識份子、學生及其他目標群體吸納進了接受政府經費補助的統合主義組織之中。1960和1970年代，這些組織充當著國家官僚機構和黨組織在私營部門的臂膀。但隨著私營企業主重要性的與日俱增，國民黨不得不正式承認私營部門的經濟實力。從1980年代初開始，既有的商業協會成為國民黨進行政策諮詢以及協調工業政策的功能性管道。尤為重要的是，來自「三大」全國性組織（即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以及頭牌的工商協進會）的代表步入了國民黨的權力核心，並被授予國民黨中常委成員資格。
國民黨領導層採取了一種兩手策略，以應對在既有的統合主義結構之外所興起的自主性勞工及環保運動、消費者權利團體以及其他宣導公益的組織。首先，它頒佈了「人民團體法」（1989年），以對這些志願者團體進行登記和規範。其次，它將肩負勞工事務、環保及消費者保護職責的政府機構升格為部長級，並有選擇地將社會運動中的溫和派領袖籠絡進這些新部委的諮詢機構。隨著草根非政府組織的法律空間及動員力量的擴張，党國向結社生活進行滲透的範圍必然會收縮。
當前中共所統治的社會正在經歷劃時代變革，並且隨著國家-社會關係的演變，國家對公民施加控制的程度亦發生衰退。形形色色的新行動者，尤其是有著留學背景的專業人士，已出現在國家官僚機構、出口部門以及高等教育等關鍵領域。這一現象改變了統治集團並催生出一個更加多元的的社會，並帶來了新式政治話語和政治參與。它也賦予新的司法、監管及市場結構以必要性。為將新崛起的社會階層吸收進黨和政府，中共不得不引進很大程度上以績效為基礎或以市場為基礎的新的組織規則，以取代社會主義指令經濟下的等級制結構。
中共政權同時還在應對社會抗議浪潮。在快速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的表像之下，湧動著無數針對政府的社會不滿。這些不滿源於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法律歧視、腐敗和地方官員的濫權、缺乏適當補償的土地徵用以及環境退化。與1980年代初的國民黨類似，中共領導者在處理大眾抗議時已展現出調適性，有時甚至是容忍。中共政權已經對國家財政優先專案作出調整，以緩解不均衡發展所導致的負面後果；已增進了國家行政和監管能力，以應對正在湧現的社會問題和市場失靈；已指示地方當局謹慎處理社會動亂事件，以避免動亂升級。。
中共政權還必須抗衡中國結社生活的激增。 草根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湧現，它們往往拒絕遵守障礙重重的登記程式以規避當局監管，這對党國曾經無所不在的對組織空間的控制構成了重大挑戰。同樣，地下宗教派別甚至有組織犯罪團夥的與日俱增也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儘管如此，中共政權透過重新激發既有群眾組織的活力，在保持與某些關鍵支持者群體（工人、青年、婦女、商人、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及文藝界）的聯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與此同時，中共對其他社會群體實施了更嚴厲的打壓，如地下宗教運動、異議知識份子、人權律師以及獨立勞工運動。最顯著的發展則是在國家與私人部門之間充當媒介的仲介組織的快速壯大。在中共的許可下，像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這樣的商業和工業協會以及相對應的政府機構已經設立起來，並被正式納入國家認可的組織機構中。為奪取政策優勢，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往往通過設定議程、提供替代選項以及施壓以追求有利結果等方式，捲入了一場在它們與政府機構之間以及彼此之間所發生的激烈爭奪。
國共兩黨所共同面對的第四項挑戰是：如何遏制並控制日益興起的受需求驅動的大眾媒體以及與官方機構相競爭的替代性資訊源。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國民黨仍對大眾媒體、電影及出版物實行嚴格審查。它停止發放新的辦報許可證並限制報紙所允許出版的最大頁數。然而，對獨立新聞和批評意見日益升溫的需求持續削弱了國民黨對資訊和思想供應的壟斷。黨報的讀者逐漸流向隸屬於國民黨但卻歸私人所有的報紙，後者為了擴大發行量往往規避政府機構的審查。獨立出版商則不斷與執法部門玩捉迷藏遊戲，並想方設法從重印禁書、禁刊中獲取可觀的利潤。然而，雖然國民黨給予獨立平面媒體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間，但它仍維持著對廣播電視的嚴格掌控，並成功促成了支持有序且漸進政治變革的廣泛共識的形成。
同樣地，中共當前正在努力應對中國媒體快速商業化和國際化所帶來的政治後果，並且與國民黨一樣，中共強力捍衛它對電子媒體的所有權。然而，由於中共的監管力量因線上社交媒體的激增而岌岌可危，與20世紀末的國民黨相比，中共所面臨的挑戰要嚴峻得多。1997年12月，中國的互聯網用戶約為67萬；到2010年12月，該數字飆升至4.57億。正如楊國斌所言，「這種通訊革命是一場社會革命，因為普通人扮演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變革施動者的角色。」 由於數十億的訊息以無線方式傳輸，資訊和意見的洪流每天都在整個互聯網空間穿梭。為了監管中國線民，中共政權正在打一場與時間和技術創新為敵的不可能獲勝之仗。
兩岸一黨制國家先後面臨的第五項重大挑戰是：如何應對隨社會經濟的現代化而來的相互衝突的經濟利益以及大眾日益興起的對政治代議和政治參與的需求。在國民黨領導層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所進行的所有制度性調試中，沒有哪項措施比允許全國代議機構實行有限的大眾選舉影響更大。藉口中國仍在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國民黨中止全國性選舉幾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並無限期延長1948年在大陸選舉產生的現任代表的任期。1970年代初所發生的一系列災難性外交挫折迫使國民黨在1972年推行有限的選舉開放，之後在1980年、1989年又分別有所擴大。每一次擴大，都有更多的立法院和國民大會議席由大眾選舉產生。
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開放舉措當時似乎並無風險。畢竟，國民黨當時已發展出一套將有限的大眾選舉控制在地方層面的經過實踐檢驗的方案：為了吸納台灣本土精英加入政黨建構過程並為威權體制提供些微的民主合法性，該黨早在1950年便在鎮、市、縣一級以及1954年在台灣省議會引進了選舉。在基層，國民黨將當時既有的恩庇侍從社會網路納入黨組織。在省級以下的每一個行政區域，國民黨都至少保留兩個相互競爭的地方派系以爭取公職及租金。這些派系之間的激烈競爭有效堵塞了反對派候選人進入地方選舉的管道。在此基礎上，國民黨中央領導層便可享有一種由不同地方派系所共同促成的整體上的選舉勝利。因此，在近30年間，國民黨只需面對主要由持反抗立場的地方派系所構成的虛弱而缺乏組織的反對派，這些反對派並無角逐全國政治舞台的雄心，對國民黨的主導地位幾乎不構成威脅。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台灣推進民主開放的時機已然成熟，全國性代議機構的逐步開放啟動了國民黨政權的消亡之路。在1970年代的後五年間，一個由具有全國性政治目標的反國民黨獨立候選人所組成的鬆散聯盟得以形成，逐漸以「黨外」的稱號而廣為人知。黨外候選人利用選舉過程培養大眾對民主改革的渴望，並促成一種獨立的台灣認同。受到1977年省議會和縣長選舉成功的鼓舞，黨外聯盟穩步朝著一個准政黨組織發展變化，並最終於1986年組建了民主進步黨，以示對戒嚴法的公然藐視。
蔣經國決定容忍民進黨的建立，並在一周後宣佈意欲解除戒嚴法以及許多其他長期的政治禁令，這些舉動在實質上決定了國民黨威權政權的命運。這種由現任統治者所發動的政治自由化，其意圖是作為引導式轉型或「分期付款式民主化」的第一步。伴隨多階段憲法改革進程的推進，國民黨成功確保了一種有序推進的民主開放，並使轉型期延長至將近十年。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部分原因在於，民進黨無力將自身的改革計畫和日程強加於彼時的國民黨政權。而國民黨的社會經濟發展計畫已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基礎，並且該党當時已然鎖定了關鍵選民的支持，從而限制了反對派可資利用的動員及對峙策略的選擇範圍。
其結果便是，在台灣從一黨制威權政權向「一黨獨大型政權」（該體制最好的例證是自民黨在日本的執政）的轉型中，國民黨有能力謀劃整個轉型過程，從而使一個准列寧主義政黨不僅在威權崩潰中得以倖存，還將危機轉化為轉機，這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是一個孤例。假如關於國家認同的政治分化並未在黨內出現並導致內部分裂，國民黨極有可能在民主轉型之後執政更長時間。
如今，中共領導層認識到，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轉型已然催生出對問責、代議及參與的不斷升溫的需求。中共感受到，它不得不降低各利害關係方參與決策過程的門檻，並使體制對中國社會日益多樣的訴求變得更具回應性。 不久之後，中國的城市階層將要求進一步的政治開放。台灣「分期付款式民主化」對下一代中共領導人而言是一個有益的樣本，中共下一代領導人在尋求一種可行的退出策略方面將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台灣的經驗已經表明，對於一個霸權性政黨而言，在成功的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上，謀劃一場和平而漸進的、逐步脫離一黨制威權主義的轉型是可能的。
儘管在國民黨第二代領導層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所遭遇的難以維繫的政治格局與中共領導層當前微妙的政治情勢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但雙方統治精英可資利用的策略選項卻並不相同。與中國党國極為不同的地方在於，國民黨政權飽受三種結構性缺陷的制約。首先，國民黨易受到外國行動者的影響和壓力。台灣在市場准入、安全保障以及對國際組織（如APEC和WTO）的有效參與方面一直嚴重依賴美國。在民主轉型之前，台灣是一個相對較小且缺乏戰略安全感的社會，它需要民主化以恢復其國際合法性並維持最重要盟友美國的支持，而當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是一個日益崛起的全球強權，並是美國的戰略對手。
其次，國民黨戰後威權秩序的意識形態基礎就其本質而言是不穩固的，它基於這樣一種爭議性主張：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外省人為主導的國民黨領導層一直在打一場艱苦的防禦戰——身處全球民主化浪潮之中，卻仍固守其憲法外安排（即戒嚴法）；當幾乎所有主要國家均將外交承認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時，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面對台灣認同的興起，仍力挺中國認同以與之對抗。到1980年代的後五年，對於以民主方式將權力從外省精英手中重新分配給台灣本土公民的必要性，國民黨已日益難以抗拒。
第三，國民黨也受到自身意識形態和制度承諾的約束。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至少在原則上認同民主規範，贊同異議者的權利以及參加公開政治角逐的權利。國民黨基於以下理由來捍衛其戰後在台灣實行的一系列威權安排：國家處於海峽對岸中共政權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之下。國民黨戰後的威權統治建立在一種超憲法安排（憲法「臨時條款」）和緊急法令（「非常時期」法令體系）所構成的體制之上，後者替代了1947年憲法的許多重要條款。然而，1980年代初兩岸關係的緩和使台灣民眾的受困心態開始軟化，並使國民黨政權維持緊急狀態的理由變得不再充分。對國民黨而言，對大眾要求回歸憲政「常態」訴求的壓制變得日益困難且代價高昂。然而，國民黨依然堅強有力，因為它有能力掌控選舉優勢，還因為它有一個團結一致的政治聯盟來支持其發展戰略，該戰略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解決了經濟增長和平等問題。因此，國民黨對自身威權統治進行和平轉型的選擇可謂水到渠成。
中共的行動自由
相較20年前的台灣，胡錦濤這一代中共領導層所繼承的結構性條件的苛刻程度在許多方面均較低。首先，中共政權不存在曾使國民黨飽受制約的那種意識形態或制度性承諾。中共自身承諾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而非西方式的自由主義的民主。中共的權力壟斷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推崇，從而排除了對權力的公開角逐。此外，雖然中國民族主義曾是國民黨精英的一種負擔，但卻仍是中共最為寶貴的政治資產。胡錦濤關於中國和平崛起的願景，回應了大眾對中國崇高世界地位的嚮往，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支柱。
此外，就意識形態而言，西方的理念和價值觀在中國仍未得以確立，尤其是當面對兩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手之時：首先，中共的社會主義遺產被所謂的新左派重新啟動，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將美國民主歸結為金權政治，並主張國家在解決不平等、地區差距以及隨私有化而來的猖獗腐敗及不公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其次，在中共政權的支援下，中國的文化認同、中國哲學及世界觀尤其是儒家學說開始復興，隨著國家從共產主義的撤退，儒家學說被赫然呈現為一種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替代選項。
在世界上所有的轉型社會中，中國——由於其幅員遼闊以及過去的反帝鬥爭歷史——是最不易受美國或其他任何工業化民主國家影響的國家。相反，中國在營造更具善意的外部環境方面，享有一種與日俱增的戰略和經濟能力，尤其是在其政治和經濟影響力所輻射的亞洲地區。此外，當今的世界與台灣當年啟動轉型時的世界迥異。全球民主化浪潮已然消退，在發展中世界該潮流已讓位於拉裡·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稱的「民主衰退」。隨著歐洲財政危機的加劇以及2008年以來困擾華盛頓的政治癱瘓一直驅之不散，即便那些長期以來被中國自由派知識精英所欽羨不已的西方發達民主國家也在穩步喪失其吸引力。與此同時，中共所允許的地方層級有限的選舉多元化並未達到一個臨界點，因此尚不足以啟動台灣所經歷的那種自我推進的制度演變。沒錯，村級選舉已成為基層政治生活的一個日常特徵，並且它們也的確代表著中國追求一個更具問責性政治體制的重要步驟。但村級民主在整個威權大環境中的影響力仍是有限的。
被賦予正式立法權、財政預算通過權並有權選舉各級政府最高行政官員的地方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許更有前途。中國經濟利益的多元化以及不斷深化的社會分層已經對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產生了影響，同時還影響著人大代表在設定政策優先性及起草法律法規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中國正在崛起的企業主和專業人士階層尚未成為一股自主性的社會力量，不足以孕育出類似於台灣的政治反對派。與20年前的台灣相比，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具有更強的國家中心性和國家主導性。中國國有企業仍然佔據著經濟制高點，並且大多數私人企業依賴國家行動者以緩解中國管制型市場的資源限制。此外，國家對企業層級決策過程的參與，尤其是對企業治理、勞工關係和公司財務的介入，仍是中國以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的一個核心特徵。進一步而言，大部分私人資本持有者均與党國代理人及機構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仍有能力對地方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施加絕對影響，並保持對當前有限的政治多元主義的約束。
另一方面，像中共這種根深蒂固的霸權式政黨可以將漸進的政治自由化過程拖延很長時間。與國民黨相比，這一點對中共而言更加真實，因為中國比台灣強大得多，這使其可以在一個限制程度較低的外部環境中運作轉型事宜。如果中共可以避免不可挽回的黨內分裂（威權體制下往往源自對權力繼承的爭奪），可以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可以有效解決日益懸殊的地區差距和經濟分化問題，它便可以在中國維持長期的霸權地位，這並非不可想像。
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共必須在強制和物質收買之間保持恰當平衡，同時採取一種糅雜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策略；必須重建國家的治理能力，並對既有的代議機構和協商機制加以調整以容納一個日益複雜的經濟和多元的社會；必須將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結合起來以應對社會經濟問題；必須有選擇地對新興社會力量實施籠絡，並不斷充實其人才庫。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國民黨第二代領導人所採取的策略，面對當時台灣社會經濟的快速變遷以及國際地位的日益惡化，他們將台灣的政治自由化以及相伴隨的威權削弱進程延長至將近20年（從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
無論中共精英如何評估其戰略選擇，在中國大陸公民眼中，台灣的民主軌跡仍然是一種至關重要的、深具啟發意義的社會實驗。隨著圍繞中國的政治未來所展開的智識辯論日益高漲，對台灣民主經驗的不同解讀將繼續塑造大陸公共話語範圍。
與此同時，台灣本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行動者均是中國民主變革潛在而有力的催化劑。台灣所具有的變革力量不僅在於它所經歷過的經濟現代化、社會多元化以及民主發展，還在於其「中國性」。台灣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保留並踐行著中國的社會習俗，飲食習慣，身體健康觀念，生、死、命運及超自然觀念，以及家庭倫理。台灣模式所體現出的諸多現代性元素令人鼓舞，而台灣與中國大陸共同的語言和文化遺產則賦予台灣生活方式以相關性、可感知性和可接觸性。在台灣，現代性和傳統的結合生成了一個活力四射且持續演進的社會。
2008年3月以來兩岸關係的改善加速了雙方的交流並深化了社會聯繫。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遊客和交換生首次踏足台灣，台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也在增強。然而，台灣要對大陸發揮真正的影響力，它就必須首先提升其年輕民主的整體品質，使台灣公民以台灣的政治體制為榮。長遠而言，如果台灣下一代領導人願意與中國就建立在民主原則和規則之上的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的長遠前景進行接觸，那麼台灣便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政治影響力。只有尾巴仍然與狗保持一體的時候，前者才可以搖動後者。最大化台灣的民主軟實力是台灣保護其長遠利益的可資採用的最好也許是唯一的策略。這樣做將強化中華民國引導兩岸關係未來走向的能力，儘管兩岸在硬實力上的失衡會與日俱增。該戰略也將使台灣成為東亞乃至世界舞台上一個重要的建設性成員。如果無法抓住這一千載良機，台灣便會面臨風險，有可能變得日益脆弱、無關緊及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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