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迩東晨
希特勒与希特勒主义：命定之人
大独裁者早期欲实现的10大目标
作者：尼古拉斯•费尔维瑟
一
当此历史节点，阿道夫•希特勒的追随者似乎成为德国境内最强大的集团；伦敦的《泰晤士报》最近刊文称，“希特勒的运动已经不再是街头小混混的鼓噪，而是毫无疑问地代表着当前最强大的民心走向，对此，英国的当家人应该予以足够重视，”对这位非凡人物的思想、他所抱持的信仰及其形成过程加以辨识，恐怕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当希特勒身陷囹圄——1923年巴伐利亚的“啤酒馆暴动”后——之时，为了用理论武装他的追随者，他开始奋笔疾书，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由此而来的《我的奋斗》之作，如今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译者注：或译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圣经，由“纳粹”官方的出版社在其信徒中全力推广。它并不是要（事实上，希特勒也一再否认）向人们提供一份详细的行动指南，或是描述具体的行动步骤，以便在他领导的党取得德国实际控制权后，用于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理想；尽管如此，这本书确实清楚地表明：一旦大权在握，他将遵循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立场倾向和信仰。
至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其它国家流传的理论上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其它强力救世运动之间究竟有多少相似之处，我无意在此做出决断。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具有共同点。我也不会探察希特勒如何受惠于尼采或者特赖奇克[译者注：亨利希•冯•特赖奇克，1834～1896年，德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普鲁士学派成员之一]。我要做的只是根据他本人的言论，理出有关他的立场的头绪。他在1923年的立场，如今仍然是他的立场。而我们如果基于他的书中[1]呈现的证据对他作出的评判，也一定是公正的。
希特勒政治信念的主要宗旨，可以概括如下：
1. 极端推崇民族国家主义，这源于他的信念，即雅利安人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日耳曼人，属于秉承神旨而得胜利幸存的选民。
2. 极端仇视马克思式社会主义，认为它从根本上抗衡着他心目中的国家至上和种族国家的理想。他声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是以其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全部是法国大革命反自然的和有害的民主遗产——调制的一种有毒的教义，其作用是毒害雅利安（也就是，日耳曼人）至高无上的纯洁理想。
3. 极端仇视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所有雅利安人的敌人，是雅利安纯净之国的腐蚀者。这些寄生虫，希特勒说，创造了马克思式社会主义并使它成为可资利用的重要工具，以便将他们自己融入健康、纯种的种族国家，从而在同时破坏这些国家的民族理念和纯粹的人种。作为雅利安文明的毁灭者，他们一直缺乏创造自身文明的能力。
4. 他关注社会改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其作为大众接受他的理想而要具备的先决条件。
5. 他鄙视普通人的智商和民主体制，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经进化到了更高层次。
6. 他鄙视国会，认为这些机构是这种民主的器官，它以无能之辈的多数票取代了一个能力超强的领导人的决定权。不仅如此，希特勒说，国会是犹太社会主义者这个敌人的天然运动场。
7. 他执意于个人品格的力量和全部权威集于一身的机制（到此为止，仅限于他自己）。
8. 他提倡经济国家主义，不信任国际资本，偏爱小型的由当地人控制的商业组织。希特勒害怕银行以及所有新奇的控制信贷的思想。他反对股份制公司，强调个人所有权的价值。简而言之，他相信经济利益和经济主导者要绝对服从种族和国家利益。
9. 他坚持认为，德国必须在欧洲获得更多领土，这是确保国家扩张和进步（将当前种族净化和民族理想的伤害终止之后）的关键要求。
10. 他坚持认为，法国是首要之敌。他辩称，德国首先要击垮法国，然后才能启动征服俄国（唯一可能的土地来源）的进程。
希特勒将这些离奇之念全都追溯至他的早年际遇，唯独他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情结是个例外。后者似乎激发了他有意识的思考并成为他人生的指导原则。他将自己视同这个理想，并说服他人与他一样做到这一点，这种自大心态是他领导天赋的原动力。无论他的领导力最终走向是好是坏，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以大师般的技艺将自己的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他因此成为德国政坛上不容忽视的一个力量。
到目前为止，他还未表现出具有担当政府重任的能力，但若由此妄下断论说他缺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能力，则不免轻率。他只是尚待验证。然而，在过去10年间，他确立了自己对一场运动的领导地位，其支持者众多，不下800万，而且，他能取得如此成果并非仅靠言辞激烈的讲话。
二
从希特勒自述的青年时代，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在孩童时期便是个狂热的日耳曼人。他说，身为奥地利人，他一直将日耳曼血统的每个人都当做一个民族看待，而且渴望使散落各处的这个民族都团结在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之中。希特勒将奥匈帝国的非日耳曼臣民视为外邦人，他支持德奥合并，使说德语的奥地利成为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他不再忠于哈布斯堡，因为日耳曼民族的爱国主义与哈布斯堡王朝维护多民族混居帝国的追求之间存在根本冲突，而后者也不可能采行专一的德意志或德意志化的政策。值得指出的是，希特勒12岁的时候，就“迷醉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公平地说，瓦格纳的音乐作品常常洋溢着日耳曼民族英雄般的激情，这恐怕是吸引少年希特勒的根本所在。
他17岁之前，大部分时间在林兹度过。此后，他离开孤儿院，从林兹搬到维也纳。当时的他身无分文，但内心充满对有关日耳曼的一切的热爱，对艺术的热爱，和成为画家的勃勃雄心（后来放弃了绘画，迷上了建筑学）。据其本人记述，此后的6年，他一边打工谋生，一边沉浸在刻苦研读和社会观察之中。他认为这段经历使他萌生了那些后来指导他人生以及发展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然而，所有这些都从属于并发源于他将日耳曼人视作上帝选民的基本概念。
在维也纳贫民窟中经受的贫穷的磨难，使他意识到，若想在缺乏生活必需品人们中间唤起健康的民族自豪感，是不可能成功的。于是，他开始对改善人民生活感兴趣，并最终促使他将“社会主义”纳入他建立的政党名称之中。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一样，转向社会主义是传播他的伟大思想的必经之路。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致力于改善英国大众的生活条件，目的在于使他们能够聆听他关于艺术的教诲。希特勒成为社会主义者（按照他自己的定义）的原因是，只有这样，德国民众才会接受他关于国家主义的教义。
希特勒深信社会改良的必要性，并开始关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但他不久就发现，他的理想与那个党的理想完全缺乏共同点。社会民主党人痛恨他视为神圣的任何东西。他们嘲笑“祖国”的概念。他们对宗教和道德百般嘲讽。他们利用身体和精神上的恐怖主义建立自己的政党，腐化了本质上应该很好的工会，使之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看起来，阶级斗争是国家主义的必然摧毁者。为了对抗正统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常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的国际主义和阶级观念，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倾向。这可以轻松地解释何以他的运动能够得到并不希望他当权的资本家们的支持。
从他在维也纳打工的经历以及由此获得与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的接触中，他逐渐开始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毁灭福音”，但希特勒声称，通过犹太人，他逐渐认清了社会民主党的真实隐秘意图。此时，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维也纳出版的重要报刊，但他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作为产生日益不满和怀疑，于是他开始阅读排犹的小册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头两边留着卷发、身穿传统犹太服装的正统波兰犹太人，他头一次意识到，犹太人根本就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全然不同的一个民族。循着这个思路，他不久就发现，在维也纳上演的堕落的戏剧的作者大部分是犹太人；编辑出版那些大报的是犹太人；控制卖淫和贩卖妇女行当的是犹太人；而且最终发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是犹太人。他察觉出国会中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议员是犹太人，更有甚者，没有任何犹太人把持的报纸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他得出的结论是，凡是犹太人染指的地方，都被毒害、充斥不道德、而且是反日耳曼的。
然后，他转向研读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犹太人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自然的高贵原则，并将永恒至上的权力和实力代之以人数所附带的重量。因此，它否定人类中的个体的价值，打击民族性和种族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得人类生存及其文化的基本理念消失殆尽。”他思忖着，这种原则的应用所带来的，只能是一团混乱。
他跟踪观察在维也纳的国会，其种种表现无不令他嗤之以鼻，他这种蔑视国会的态度此后再也不曾改变。实际上，他一生中成形的思想似乎全都在23岁之前便定型了，并且从此以后牢固地占据了他的头脑。他的所有观点都那么有力、绝对和武断，但他的推理过程却缺乏穿透力，而他本人则常常迷失于自己那些华丽辞藻营造的魔力之中。
他首先想到的是，奥地利国会的问题在于，日耳曼人未占多数。很显然，他从未想过奥匈王国中的各族臣民在表达自己愿望方面与日耳曼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他后来认识到这个问题是议会制度的先天缺陷。“迄今为止，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导，”他写道；议会政治变成了某种工具，犹太民族借助于这个工具为具有麻痹和分裂作用的共产主义筑桥铺路。而在另一方面，真正的德意志民主要旨在于首先自由地选择一个领袖，然后这个领袖将担负起领导人民的重任。希特勒崇尚领袖的人格。与托马斯•卡莱尔 [译者注：Thomas Carlyle （1795-1881年）是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一样，希特勒认为伟大人物主导着历史事件，而不是经济力量。
相应地，他将群众集会视为唯一有效影响人民的途径，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使得芸芸众生与他们的领袖有密切的接触。希特勒自己具有调动听众情绪的魅力。他不信任书面文字，他说，伟大的革命运动“从来不是由鹅毛笔领导的。”权力取决于“演讲的魔力。”笔墨只能对一场运动给予理论上合理的解释，但运动本身必须是人民推动的，而唤醒人民的方式只有两种，或是因苦难，或是由散布其间、有力的话语点燃的火炬。奥地利的泛日耳曼运动失败了，他说，因为它的代表们只在国会发言而没有置身人民群众当中。
希特勒不相信民族（国家）问题能够经由客观思维来解决。他对冷静的、学究式的思考不耐烦。他不具备把握抽象概念的能力，而是要将其信念置于高贵的感觉和强烈的情感之中。他并不认为文明是经由有序的过程和对法律的尊重，缓慢搭建起的结构，他崇尚的是即刻行动。他要立刻实行其理念，必要时，不惜违反法律。私人（也就是他个人的）裁判权力应该是无限的，超越法律约束的。于是，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希特勒还停留在原始部落的阶段。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部落酋长，而且是个好酋长。他教导他领导的部族要坚定不移、具有自控能力、勇于牺牲，关注种族血统的纯净，保持健康生活。
对于一个梦想成为领袖，统领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人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希特勒视野偏狭，他只心怀自己民族的理想，并以此无情地迫使人类的精神要符合他提出的标准。他拒绝接受民主主张的基本假定，即不能将绝对的权力交付任何个人，以及教育可以使民众具备自治的能力。与民主国家领导人不同的是，他并不假意声言要依赖人民的良好判断力，而是如同他那些可恶的‘社会党人’一样，要建立暴政，推行被他认为是为大家谋幸福的计划。于他而言，道德考量很简单。他的最高目标是部族的胜利和扩张。他内心没有任何怀疑或者不确定。他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他认为，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值得付出努力：种族和民族合二为一。他将这两者合并成为一种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称之为 ‘民族性’（Volkstum），也就是种族群体，它成为令人狂热崇拜的对象。简言之，他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伪科学和部落心理学基础上的一种宗教。
在此背景下，对希特勒有关宗教在国家所起的作用这部分思想稍加考察，或许很有意思。他宣称，只要宗教教义不对种族的道德观念产生负面影响，政党无需在宗教问题上耗费心机。这是他为何经常公开表示对中央党不满的原因，用他的话说，中央党将天主教拖进了肮脏政治的泥潭。他赞赏德国基督教，称其一贯坚定维护德国、德语、以及德意志的自由，并在这些方面比天主教更加可靠。不过，他自视心胸开放，说德国公民应能够自由地在任意地方尊奉其宗教、从中汲取任何必要的灵感，当然啦，一个自足、单一种族国家的世俗理想应成为他首要的忠诚所向，即使这样做会有违于宗教的最高权威。这是纯粹的新教教义，绝对不会被梵蒂冈接受。很自然地，这个立场使得希特勒与德国天主教会产生公开冲突。
三
1912年春天，希特勒移居到慕尼黑。他久已向往一个德意志帝国。他感到哈布斯堡王朝解体的那一刻，将是德意志民族救赎的开端，因此，他要离开奥地利，奔赴德国，并在那里为德奥合并（Anschluss）的实现展开必要的积极工作。届时，他23岁，满怀这些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吃惊地发现，德国民众不仅没有认识到奥匈帝国并非德国，而且不知道它仅仅是个摇摇欲坠的影子帝国，不堪一击。他确信，三国同盟并不能保护德国，因为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永远不会并肩战斗，而且因为奥匈帝国不能从战争中有任何所获，反倒会尽力避免损失，从而使它总是趋于防守而不是进攻。
他对德国战前的外交政策的见解，不无道理。德国不得不设法供养每年90万的新增人口，这个现况将会决定她未来的走向。在希特勒看来，解决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只有四种： (1) 如同法国那样，限制人口增长，但如此一来，人们不再为生存而奋争以及天生病弱的儿童因此得以成长，结果将导致人口总体素质下降； (2) “内部殖民化”，但德国境内缺乏可用于此的未经垦殖的土地； (3) 征服新领土； (4) 建设殖民地并扩张工业和出口贸易。德国采行的最后这条途径，但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错误的选择。它导致了高度工业化国家内在的全部邪恶的出现，同时漠视广大农民的福利，而后者的活力是这个国家的福祉最坚实的基础。
德国不该追求经济征服的政策，而应将注意力转向国内的农民，通过在欧洲获取新领土给他们创造扩大生产的条件。这只能在牺牲俄罗斯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并将德国的盟国全都导向这个目标。为了实施该计划，德国应将英格兰当做天然的友邦，并在向东推进时能确保后方无虞。1900年之后，英格兰应会非常热衷于双方结盟。假如德国外交工作能够巧妙运作的话，德国就会扮演日本在1904年的角色，世界大战也就不会发生。
实际作为正好相反，德国选择了开拓殖民地、开展对外贸易、追求海权，于是英国成为她的敌人。希特勒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英格兰的伟大和强悍，以及她急于成为德国的盟友，他还表示，现在做出努力把英国争取过来，并不晚。他说，只要英国海上霸权还存在，他会倾向于选择英国为盟国并在德国东部边界与乌拉尔山之间人口稀少的地域夺取土地。
希特勒认为，导致德国战败的原因有两个：以英国为敌的外交失误；国内环境的堕落。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些年，马克思主义学说毒害了整个德国。国际主义思潮四处蔓延。战争爆发后，他从未有过这是为奥地利而战的念头；这是一场关乎日耳曼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基于这种信念，他志愿加入德国军队去为维护“他的人民”和打败马克思主义者而战，因为后者的终极目标是摧毁所有非犹太人的民族国家。那时他想的是，一旦战争精神促使大众从“国际团结”转向爱国主义，犹太人的首领们将会被无情地消灭。相反，德皇却要以亲善赢得他们的忠诚，而他们则可以放手密谋革命。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考，使得希特勒进而更细致地探究剿灭邪恶思想的必要手段。他说，如果不能灌输一种新信仰作为替代品，则无法消除个体原有的人生观。他进而谈到战争宣传以及按照总体原则所应遵循的宣传原则。请注意，他在打造自己的新运动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应用这些原则。它们很简单。宣传必须面向群众。其目标不是让人民思考和辨别，而是拥护某种特定的思想。为达目的，它一定要诉诸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性。要想知道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如何将他的教诲学以致用，只需品读该运动任何一天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便可一目了然。在这份日报的版面上充斥着“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进贡的奴隶”、“黑红罪犯”等等刺目的字眼，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反胃。
在希特勒的头脑中，“宣传”这个词似乎与真理没有丝毫关联。芸芸众生就是被利用的对象，除此以外一无是处。宣传是一个应时的工具，是为了让民众相信怎样做才能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他的意愿。这中间没有道德考量。他的头脑还停留在畜群阶段，他心目中的政治，就像弗洛伊德眼中的心理学，完全是本能物欲的。他鄙视人民的智力水平，全然不顾谎言大餐所造成的恶果。他刻意利用群众心理的弱点，并由此证明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煽动家——毫无疑问，他真诚地相信他是为了公共利益，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煽动家。
他对英国战时的宣传工作推崇备至，但很显然，他没有理解的事实是英国的宣传，无论你如何称谓它，基于英国的道德观念。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英国人与希特勒的观点一致，但大多数英国人，无论地位高低，都会视他的方式为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交战的德国一如既往地冥顽不化，换汤不换药。针对帝国德国的这种控诉，指向的是其主导思想与希特勒正全力倡导的并无二致。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以为他们正在全力反对这种教条，即真理并无确切所指，其含义决定于实用主义的国家利益。希特勒就是这样想的，并且采取著书立说用以指导人民的方式公开大力宣导，而不是在军事学院中的讲座上私下放言。它清楚地揭示了在他领导下的党的报纸上，廉价、愚蠢和武断言论泛滥成灾的缘由。
对于德国战时的宣传，希特勒大为不满。他直截了当地声称，如果由他掌管，情况肯定会大不相同。他将士气低落归之于宣传失误，并由此导致革命和国家崩溃。他于1916-1917年之交的冬季在柏林和慕尼黑休病假期间，他发现民众之中开始蔓延不满情绪，他记述道，犹太人全面掌握着商业和出版业。俄国的败退和意大利的战败又重新唤起人们对于胜利所抱有的希望，但其后爆发的军工厂罢工，则表明后方缺乏胜利的意志，使军队士气受到重挫。虽然这次罢工时间较短，未对军需品供应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但它还是鼓舞了敌人，使他们认定只要再将德军拖延一段时间，革命就将推翻柏林政府。发动这次罢工的人，希特勒写道，就是那些在革命中夺取国家最高位的那些人。于是，这成为他仇视那些被视为卖国贼的人的根源。他本来就对他们的政治原则充满敌意，新仇旧恨无以复加。马克思主义征服了日耳曼民族主义。
在停战协议即将达成之际，他身中毒气被送往后方医院。目睹了社会混乱无序最终导致德皇逃亡，希特勒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憎恶。他放弃了做建筑师的愿望，怀着对主导了革命的“犹太罪犯”刻骨的仇恨，下定决心参政。 “参与11月罪行的各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他写道，没有能力解救德国；那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在1918-1919年之交的冬季，他在慕尼黑组成了“社会革命党”，选择这个名称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大众。以此为开端，他在那些混乱的社会潮流中摸索前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团体，并在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中崭露头角。而这个团体经他在1926年重组后，成为如今人所周知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
这个新政党纳粹党，或者法西斯主义者，通常被人们称为“民族的”，因为希特勒的基本理想是民族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的”（以希特勒对该词含义的理解），因为他明白，要想让人民聆听他的传道，首先要让他们改善生存状况。它是“日耳曼的”，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理想只服务于日耳曼人。它是个“劳动者”的党，因为希特勒尤其希望吸引劳苦大众。
作者注
1. 格雷戈尔·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纳粹党总部的‘组织’部门负责人最近声称：“德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我党那样说在过去12年里，所有的讲话和文章、公开提出的观点和要求都自始至终地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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