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4-7)
4.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
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落实，我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这是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演化。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便得顺应“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
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5. 制度化的派系
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外界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既不准确也易误导，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我认为将其称为“N派”和“N+1派”，最能体现中共分派的本质。
有人群就会有分派。连毛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如何分派？以什么分派？怎么让派系竞争成为互补而非你死我活的恶斗？对机器化的党，更是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坏机器，反而要成为稳定机器的组成部分。
如此高难的题目，被邓小平解决。那并非是邓的有意设计，是他对权力传承的安排，同时解决了这个难题。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江泽民（N）和胡锦涛（N+1）。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其交权后，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平顺交接。对于邓，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也仿效邓小平，指定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以其个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虽然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但反而有助于避免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强方，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可以说，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是为验证。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又验证了经得起考验。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
中共是否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彻底制度化，尚待最后的检验——中共十八大（最晚十九大）是否会有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入常”？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6. N序列
以“N派”和“N+1派”称呼中共的派系，最能反映其本质：都是“N”，差别只是一个“1”——轮班所差的次序，可以统称“N系列”。
“N系列”中的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派别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不同性。派别相互无需竞争，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范。薄熙来之落马，就是因为想在“N系列”之外有所变化。
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权力集团，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利益的满足。这样的权力集团怎会放弃专制？革命党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多了一些掂量。一旦认为收大于支，便会毫不犹豫。毛时代在主义受挑战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挑战时也不会手软。
如果这个权力集团还会在政治上有什么改革（如温家宝宣称），要么只能是空头支票，如开展了近三十年的乡村自治至今徒剩其名；要么只是出于自我谋利的调整，或是在“治理”层面的修补堵漏。
在权力没有机器化之前，权力由领袖主导，还可能存在突破。那当然存在危险，如希特勒的战争、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进步，如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转型。权力争斗造成权力集团分裂，可能导致法西斯政变，也有可能为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开放民主。而在权力机器化之后，领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权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中共党内，政改已死”，此说一语中的。
7. 未来的突变
那么，“N系列”是不是就此千秋万世了呢？
历史上国家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中国民间也从未像中共统治下这样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自下而上的革命基本没有可能，悲观者似乎看不到挑战中共的任何可能。然而问题在于专制权力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和自身敌人，其镇压能力却一定会到头，那时积累的矛盾，就随时可能以突变形式总爆发。
沙堆理论借助摄像机和计算机，观察和计算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时，沙堆就开始一体化，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贯穿沙堆整体。那时沙堆的总体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脆弱，说不定哪粒沙就导致结构突变——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一个西方谚语说断了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而亡，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其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马蹄钉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中国也如这样的沙堆，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积累，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了“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突变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社会不可能不变，当权力内部不再变革时，就免不了这种外部突变。目前，民变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一件蝇头小事引发“暴民四起”的全局动荡某天会不期而至。那时，因为现代社会之连锁紧密，丧失了政权整体性整合的社会，在权力真空中滑向同归于尽的速度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面对这样的前景，未来中国可谓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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