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
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
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
使之无法推动落实，我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
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这是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
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演化。
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
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
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便得顺应“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
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
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
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
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被关进监狱，
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
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
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
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
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
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
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5. 制度化的派系
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
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
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
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
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外界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既不准确也易误导，
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
我认为将其称为“N派”和“N+1派”，
最能体现中共分派的本质。
有人群就会有分派。连毛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但如何分派？以什么分派？
怎么让派系竞争成为互补而非你死我活的恶斗？对机器化的党，
更是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坏机器，反而要成为稳定机器的组成部分。
如此高难的题目，被邓小平解决。那并非是邓的有意设计，
是他对权力传承的安排，同时解决了这个难题。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
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
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
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
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
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
江泽民（N）和胡锦涛（N+1）。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
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
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
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其交权后，
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
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
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
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
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平顺交接。对于邓，
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
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
也仿效邓小平，指定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
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
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
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
以其个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
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
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
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
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
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虽然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
但反而有助于避免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
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强方，
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
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
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
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
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
也就意味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
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
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替，相互制约，
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
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可以说，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
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
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
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是为验证。
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又验证了经得起考验。
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
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
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
中共是否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彻底制度化，
尚待最后的检验——中共十八大（最晚十九大）
是否会有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入常”？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6. N序列
以“N派”和“N+1派”称呼中共的派系，最能反映其本质：
都是“N”，差别只是一个“1”——轮班所差的次序，可以统称“
N系列”。
“N系列”中的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
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
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
派别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不同性。派别相互无需竞争，
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
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
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范。薄熙来之落马，就是因为想在“
N系列”之外有所变化。
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权力集团，
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
创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利益的满足。
这样的权力集团怎会放弃专制？革命党的残暴手段，
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多了一些掂量。
一旦认为收大于支，便会毫不犹豫。
毛时代在主义受挑战时可以杀人，
今日政权在权力受挑战时也不会手软。
如果这个权力集团还会在政治上有什么改革（如温家宝宣称），
要么只能是空头支票，如开展了近三十年的乡村自治至今徒剩其名；
要么只是出于自我谋利的调整，或是在“治理”层面的修补堵漏。
在权力没有机器化之前，权力由领袖主导，还可能存在突破。
那当然存在危险，如希特勒的战争、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进步，
如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转型。
权力争斗造成权力集团分裂，可能导致法西斯政变，
也有可能为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开放民主。而在权力机器化之后，
领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权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中共党内，
政改已死”，此说一语中的。
7. 未来的突变
那么，“N系列”是不是就此千秋万世了呢？
历史上国家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
中国民间也从未像中共统治下这样弱。
力量对比的悬殊使自下而上的革命基本没有可能，
悲观者似乎看不到挑战中共的任何可能。
然而问题在于专制权力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和自身敌人，
其镇压能力却一定会到头，那时积累的矛盾，
就随时可能以突变形式总爆发。
沙堆理论借助摄像机和计算机，
观察和计算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
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
达到“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时，沙堆就开始一体化，
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
却能贯穿沙堆整体。
那时沙堆的总体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脆弱，
说不定哪粒沙就导致结构突变——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一个西方谚语说断了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
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而亡，用沙堆理论解释，
就是其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马蹄钉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
中国也如这样的沙堆，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积累，
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了“不稳定因素”时，
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突变发生，
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社会不可能不变，当权力内部不再变革时，就免不了这种外部突变。
目前，民变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一件蝇头小事引发“
暴民四起”的全局动荡某天会不期而至。那时，
因为现代社会之连锁紧密，丧失了政权整体性整合的社会，
在权力真空中滑向同归于尽的速度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面对这样的前景，未来中国可谓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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