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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步中的西方因素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張立偉
北京近日發生了兩件舉世矚目的事情，一件是盲人陳光誠進入美駐華使館尋求人身安全和人權保護，中國外交部斥責美國干涉內政並要求道歉，有官方媒體稱陳“挾洋自重”；另一件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中國再一次向美國承諾推動經濟改革，如國企改革與金融改革等。
這是不是很矛盾？在經濟方面，中國自身急需推進的改革還要美國督促並向之承諾，而在政治方面，中國政府強調內政不容干涉。這種奇怪的格局反映了一種真相：中國奉行一種政治與經濟隔離的發展模式，市場去“主權化”；其次，中國的主要進步來自外部壓力或者說開放，而非改革；其三，中國政治與社會改革從來都是被動的、停滯的。
一
1949年後中國的命運與美國息息相關，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進步是在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之後。當時，剛剛啟動改革開放工程的鄧小平對美國進行了九天訪問。在冷戰時代中美在政治上結盟對付蘇聯的做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創造了外部條件。
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否則中國向誰開放？在過去30多年，中國外交工作的核心任務就是維護中美關係穩定，以保證中國現代化能有一個比較好的外部環境，與美國搞好關係是中國發展的前提。
中國的改革將政治與經濟隔離，即只推進經濟改革，擱置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主題是對外開放，改革初期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特區，吸引外資”。因此，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以開放為主，以開放倒逼改革。換句話說，借用外部的壓力推進中國進步。
這中間誕生了一種“制度外包”現象。中國不像傳統理論所認為的那樣，為了參與全球化，不得不準備好一套完善的市場制度，比如產權保護、商業法律、公司治理等等。中國是以一種類似賭博的方式，在尚不具備市場基礎的背景下，先行開放，尤其是通過加入世貿組織直接引入了國際規則，迫使政府和企業部門適應這些規則，是“先破後立”的邏輯。這意味著改革與開放的關係發生變化，開放不僅僅是改革的一部分，改革本身也要服從並服務於開放。
這一開放過程也是經濟“去主權化”的過程，經濟改革不再是內政，中國市場成為了全球體系的一部分，並服從全球性的遊戲規則。而且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對全球化的高度依賴已經難以逆轉， 如果套用過去的術語解釋這種現象，可稱之為“市場租界”。
這製造了中國市場規則的分裂，即中國在貿易和投資領域服從於全球遊戲規則，但本土生產則具有中國特色，比如國有企業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獲取不正當市場優勢，政府干預匯率、控制金融市場，勞工權利得不到保障，環境污染與知識產權保護等執法不力。中國利用這種“低文明市場”規則獲得國際競爭優勢。
當這種破壞性的做法被譽為“中國模式”並有可能引起模仿之時，美國著手開展約束中國的工作，在貿易和投資領域更新現行國際經濟準則，制定“競爭中立原則”，即限制國有企業的不公平競爭行為；美國也開始呼籲建立更高標準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這份經濟協定將對成員國的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等做出明確的約束，以保證全球體系的“公正、自由、透明和公平”。
美國捍衛遊戲規則的做法在中國被廣泛視為一種“遏制策略”，是一種陰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是在以施壓促進中國完善市場，成為負責任的一員。它要求中國善待自己辛勤的國民，保護環境，實現社會公正並維護市場公平。而這些目標本來是中國政府應該努力實現的。當中國向美國承諾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人民收入、致力於改善國內經濟失衡的時候，當中國在美國的壓力下，推動匯率改革、金融改革、國企改革的時候，都會給人一種錯覺：美國在為這個國家的前途與進步負責。
二
中國人對西方始終存在一種矛盾的態度：仇視或者崇拜。仇視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這是在清末就紮根于民族心理的一種弱者的悲情與警惕意識，現在其更大的價值則是被執政黨用於捍衛統治地位；中國在經濟與技術領域“崇洋”，晚清看到西洋“船堅炮利”就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念，現在的中國也依賴西方的市場、技術和資金，其邏輯仍然是“師夷制夷”，有一種富強與復仇的潛意識。
這種執政者刻意宣傳的歷史教育與文明對立，使得中國人自清末至今也沒有解決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係問題，並將西方創造的現代文明排斥在外，這也是執政黨將政治與經濟改革分離的社會基礎。很顯然，許多普通中國人對西方的認知仍停留在晚清水平。
晚清當洋人湧入中國時，他們都是做貿易的商人。而在天朝朝貢制度下，對外關係與對外通商也是一回事，因此，當時不存在外交事務，只有“夷務”，即通商貿易。清人看到洋人的目的是通商且有“堅船利炮”做後盾，於是利用開放或關閉市場的辦法，對這些西洋人施加影響，迫使他們屈服（這種做法後來引起了戰爭）。
以通商與利潤迎合洋人的要求，滿清大臣們認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以避免軍事衝突，這種策略叫“以商制夷”。這與中國當前的“經濟懷柔外交”異曲同工，比如認為提高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就能避免衝突，或者小國經濟對中國產生依賴，就會支援或順從中國等等。此外，很多外國商會或跨國公司為了獲得中國市場機會也會為中國做政治遊說。
還有一種策略是“以民制夷”。儒家經典認為，上天的看法就是人民的看法，所以每當一個政權被農民起義推翻之後，舊政權的毀滅與新政權的建立都是“順乎天理”。既然人民意志可以與天等齊，百姓仇視洋人而排外的做法就合乎情理，因此，統治者利用老百姓對洋人的恐懼與忠君愛國的教條，希望借力民眾的排外，制服洋人，義和團運動就是典型。當然，作為少數族裔的滿清政權，也擔憂百姓崇洋會使其聯合洋人推翻自己的統治，鼓動排外就更有實際價值。這種利用民粹的想法以及膚淺的愛國主義現在仍然流行，並成為中國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
如果說晚清的皇朝和儒士排外，很大程度上有捍衛以儒家正統為主體的華夏文明的因素，那麼，目前敵視西方文明，則完全是政治的算計與人民的愚昧。因為中國的主體文明早已被自己醜化和拋棄，缺乏捍衛的文明主體，而只有官方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中國社會早已虛空化，那麼，排斥現代文明的本質就成了捍衛一部分人的權力和利益，而且以犧牲全體國民的權利為基礎。
三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30年實現了高速增長與繁榮，尤其是相比較計劃經濟時代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有關中國出現巨大進步的想法是一種錯覺。
中國人由財富增長帶來的自由，是市場演化與技術進步的結果，而非制度變革的成就。政府開放市場想要換取一種商業上的增量來討好國民，而被政府釋放出來的這個空間，是由勤勞的人民、勇於進取的企業家以及資本、技術等因素推動了史無前例的膨脹。
人們有了財富，便有了更多的消費自由，並將這種自由錯誤地視為公民自由。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的進步與資訊產品的普及，使人們在虛擬的互聯網空間有了空前的言論自由，但這些都是一種虛幻的進步。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市場之外的制度沒有根本的變化。比如當你在虛擬空間暢遊後打開電視，節目和十幾年前沒有什麼變化，報紙內容仍是官樣文章。當你因市場而自由遷徙，並在北京成為中產階級之後，沒有北京戶籍的你仍然得不到這個城市的公民權。中產階級社區甚至連制約物業公司的權力和能力都沒有，更別說監督政府。
上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比如國企、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其本質不是向市場和公民讓渡權利，而是政府甩包袱，即它在公共領域放棄自己的責任，並改頭換面稱之為“市場化”。迄今為止中國進步的本質是市場開放而非社會改革，中國人從沒有獲得公民權，更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錯覺。
但是，這種政治與經濟隔離式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會積累更大規模的經濟與社會矛盾。
首先，經濟改革隨時可能半途而廢。因為中國的每一項經濟改革都要賦予其官方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改革需要扣意識形態帽子的做法，必然會成為危機的根源，而非改革本身製造危機。比如目前改革國有企業壟斷與產業管制的計畫，就被人打上“私有化”的標籤，並稱違背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法律。
經濟改革最終也會遇到利益陷阱。當中國政府推進市場化並甩掉公共責任的包袱後，大部分國民在市場上自食其力而不再依賴政府，市場上還會發生政府或官員以尋租腐敗、苛捐雜稅、市場管制以及侵犯權利等方式侵擾市場與個人的現象，公眾不喜歡掠奪者而需要“守夜人”。
政權的鐵杆擁護者最終萎縮到依靠利益組成的團體，即政府（包括黨的組織）部門、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一部分擁有權力的事業單位。這些部門在福利與社會保障體制上與市場實行雙軌制，如在醫療、養老金、住房等領域享有特權。權力尋租與行業壟斷創造了巨大的集團收益，如果改革這些部門，削減他們的特權等同革自己的命，因此有“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說法。
其次，政治與社會改革壓力越來越大。經濟改革出現的問題不是市場改革的失敗，而是“瘸腿改革”的結果。中國目前經濟結構失衡、貧富差異擴大、社會不公、腐敗問題等要靠政治和社會改革解決，經濟改革不能包治百病。
執政黨將市場經濟看做西方繁榮的“長技”，拿來作為發展的“工具”，但是西方的市場繁榮與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民主與自由的政治制度基礎之上。正是賦予了個人各種自由、對私人產權的保護，以法治維護公平的競爭環境等，才有了持續發展。中國不可能永遠回避政治與社會改革，因為市場改革的局限性會有“動力衰竭”的一天。
四
顯然，中國經濟改革是主動的，甚至積極引入外部（西方）壓力來促進進步，而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中國政府拒絕改革，是被動的態度與現實的停滯，對於外部的壓力，則以干涉內政的措辭而加以排斥。
這與晚清的局勢類似。晚清的精英也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邏輯下推動“洋務運動”，皇族拒絕維新改革，製造了革命力量。儘管最終在極為被動的情況下準備“立憲”，但是八旗貴族的阻礙讓國民懷疑改革的真誠，而且在被動讓步的條件下，人們會要求獲得的更多，缺乏改革誠意則會進一步讓國民絕望于改良，並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力量。
於是出現了“立憲”與革命的賽跑的局面，在對峙當中，“一小撮”湖北新軍在恐懼之中倉促起義的槍聲瓦解了大清帝國，各地紛紛以和平方式宣佈獨立，就像蘇聯帝國一樣，在一聲歎息中悄悄落幕。
與晚清同一時期的日本，儘管在德川幕府的控制之下，要使日本永世與外隔絕以維護統治地位，但到了明治政府時期，將“尊王攘夷”的目標轉變為“開國進取”，由排外到“師夷”，一躍步入現代文明世界，並成為首個西方以外成功的國家，而且日本文明仍為國家的主體。中國至今仍然沒有解決好與現代文明世界的關係，只“開國”，無“進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悲劇。
窮途末路式的被動改革在世界上沒有成功的先例，所有轉型成功的追趕型國家，都是主動改革的成就。中國拒絕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做法必定會讓國民對國家的前途產生懷疑。
於是，與“制度外包”邏輯類似的事情發生了，中國的富人與精英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將國籍“外包”給了制度穩定的國家，以保護自己財富與家人的安全，但他們大部分人仍留在中國賺錢。現在有另一種現象，即沒有能力移民的中國人闖入美國駐華使領館尋求人身安全與人權保障，這意味著人們正在逐漸失去忍耐力。
如果以歷史的視角觀察中國，就會發現它擁有諸多19世紀文明的特徵：不擇手段的市場、啟蒙尚未完成的國民、缺少法治的威權政府，以及對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廣泛的廣泛排斥。中國成為一個具有魔幻色彩的國家，經濟巨大的成功與日益沉重的危機並存，在它絢麗的背後隱藏著可怕的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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