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2015 健仔
筆按：此書作者蓮池薰是日本人，於1978年在家鄉附近的沙灘上被北韓人員拐走，人間蒸發24年。期間於北韓接受「再教育」，與同被拐到北韓的另一
日本女子結婚生了一對孩子。2000年，日朝就綁架問題展開談判，2002年，作者夫婦2人獲准回日並決定留日；2004年一對子女亦得以回日本，一家人
再度重聚。
談論北韓的書籍非常之多，有勞動黨黨內幹部的視角，有北韓知識分子的視角，有西方記者眼中北韓的視角，但作為外國公民被綁架到北韓去看待北韓的視
角，何謂鮮少見到。此書作者蓮池薰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個從自由世界進入極權封閉國度生活24年，以一個外國出生的「北韓人」的角度去述說北韓世界。雖然
作者被綁到北韓後仍然與一般北韓平民的生活隔絕，但從他的筆下，我們仍然能夠窺探這24年來的北韓社會的真實狀況。
70年代，國際間一直遣責北韓政權於全球範圍內綁架他國公民，但北韓方面一直矢口否認；而當中最著名的例子除了作者蓮池薰外，還有橫田惠、松木薰、
有本惠子等三名旅歐學生。當中猶以日本公民數目最多，據日本政府統計至今遭受綁架至朝而確認身份的有17人，而據民間團體統計所得，被綁架而無法判定身份
者高達800人。
這種綁架行動，朝方稱「移種政策」，日方則稱為「拉致問題」。日方其實並非自始至終關注綁架問題。直至1987年11月，一架從巴格達飛往曼谷的南
韓客機，在駛至印度洋時爆炸墜毀，機上全員罹難。南韓政府遂調查出事原因，並從乘客名單上鎖定2名持日本護照並於巴林中途轉機的人士；期後與日本政府確認
後得知護照是偽造的，並於巴林首都機場將2人扣留。經盤問後，原名金賢姬的北韓女特務承認爆炸事件責任，意欲破壞88年漢城奧運。一口流利日語的金賢姬又
透露，她的日語是由一位名叫田口八重子的日本女性教她，遂將日本公民生活於北韓的事實曝光。而且，1993年，脫北者安明進逃到南韓，供出北韓綁架人質內
情；同時，在日本，被綁者家屬亦組成關注團體，多年來要求日本政府盡一切外交努力救回自己親人，都令日方開始關注綁架問題。
另一方面，80年代後期，東歐共產政權相繼消失，蘇東波令共產主義陣營幾乎全面消失，只剩下中國與北韓；北韓一直以來最大的依靠是蘇聯及中國，隨著
中國改革開放及融入世界，逐漸資本主義化，北韓開始討厭與中國打交道；在國內對中國作出批評，指對方是社會主義叛徒。另一方面，蘇聯倒台令北韓失去夥伴，
更形孤立。加上天災，令90年代北韓經歷大飢荒，北韓國內稱之為「苦難的行軍」。此情況一直維持十數載，期間北韓極欲尋求外間援助，但作為世界上「最偉
大」的國家，怎能夠在外交上失去「霸氣」，尤其是面對前殖民者日本。不過北韓因國內的經濟已面臨崩潰邊緣，因此自90年代尾開始跟日本進行斡旋，美其名要
求日方對二戰造成的損害負責，實則希望日方對朝方進行實則的援助。日方亦把握此峰會機會，將綁架問題提升至國家層面來解決。因此，綁架問題就成為2000
年，日朝峰會的日方主題。本書作者亦因緣際會地，得以重燃回鄉的希望。然而，即使2年後作者得以回到日本，作者反而想重回北韓生活。留在日本，是後來經歷
艱苦的思想爭扎後的結果。
作者被綁架到北韓後，成了北韓社會中的特權階級。由於作者在日時是大學生，因此被綁架後能夠從事高階工作－日語翻譯及日語老師。所有被綁架者都會按
其技能及能力進行劃分，然後按等級進行工作及生活分配。因為作者的學歷緣故，被分配到被綁者中最高級別，基本上可以獲得勞動黨內一般幹部級別的生活待遇及
生活配給。既有穩定的生活配給品，包括食物、衣物、定額北韓元及外幣配給、還能夠定期獲得境內旅行的機會。即使後來「苦難的行軍」時期，配給顯著減少，但
仍然不會因此而感到飢餓，只是營養素減少，或食物數量減少。作者亦坦言，在北韓生活絕對並非政權所說般富足。但作為外國人身份，作為被綁架的肉票，他們要
生存下去基本是不成問題的。
北韓社會極度封閉，對思想高度鉗制，限制個人人身自由等外界並不陌生，作者的24年北韓生活經驗就讓他學會了適應與沈著冷靜。適應是指他慢慢地適應
永遠不能重回日本，重回家人身邊的生存狀態，他只能在北韓渡過餘生。而且24年來，國際局勢的變化令他不得不打斷對日本的情懷。他居住在平壞近郊的一處監
控所，並嚴禁離開監控所範圍，就算要外出，也必須要有指導員及司機「陪同」方可離開。在北韓國內，勞動黨一直宣稱政府沒有綁架他國公民，一切都是西方帝國
主義揑造以圖危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威信。因此他(們)的身份屬國家機密。每當局勢不穩，他們就有機會遷到更隱密的深山地區監控所中。
而沈著與冷靜就是因為生活經驗的累積。只要作者稍有不慎，流露出思鄉(日本)情緒，就會遭到嚴厲的批判。令作者最為擔心的是影響一對子女的生存狀
況。因為一經被打為敵對階級，一對子女就只能夠在勞改營中過活，因此作者24年來，已把面部每一吋肌肉訓練得收放自如，並能夠按照勞動黨的要求而隨意收縮
放鬆。24年來惟一能夠令作者鬆懈的是－運動比賽的轉播節目。不論是北韓選手的轉播節目，日本選人的轉播節目更甚，都能夠令仍作者血脈沸騰，甚至不慎透露
了自己支持日本國足的情緒。
回鄉的念頭早已被打消，直至2000年，作者因為工作的關係得知日本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即將訪問平壞。當時作者最擔心的是否又要搬家，是搬往深山地
區，還是搬去平壤西北部遠離首都，孩子們能否跟他們在一起等。但出乎意料地，黨批准他們未來一個月可以享有沒有指導員或司機的「自由時間」，其目的在於營
造及顯示日本公民在平壤生活是擁有自由及幸福快樂的，此段時間亦是作者24年來首次外出用膳及自由行逛的日子。回到日本後，作者夫妻2人其實已決定回北
韓，因為擔心影響孩子們的生存問題。但經過在日家人的多番勸導，對北韓的種種恐懼，及對孩子們未來的想像，終於鼓起勇氣留在日本，並寄望日本政府努力爭取
孩子們回日本一家團聚。最終於2年後的2004年，一對孩子終於回到父母身邊，一家人於日本團聚過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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