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该有四米长、两米高、一米厚，上面的"宋王台"三个字规矩却乏力。那是清代嘉庆年间的手迹，为了纪念两位宋朝末代君主在此的短暂停留。十岁的赵昰与三岁的赵昺，因元朝军队追捕，流亡到蛮荒的海滩边。半年后，又再度逃亡。最终，哥哥赵昰在途中病逝，而弟弟赵昺由陆秀夫背负，在新会崖山跳海。
这是中国历史最悲壮与动人的时刻之一——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某种承诺与尊严。按照日本人的说法，那个让他们景仰的中国就此消失了。宋代的精致与风雅被蒙古人的铁蹄践踏了，中国文化被迅速地野蛮化。
在九龙的宋王台怀古，多少显得不合时宜。香港那著名的吵闹声一刻不停，那暂时的行宫早已踪影全无，连这刻有清代人手迹的石碑，也并非本来面目。碑石原本是海边一座小山上的大石。在日本人短暂的统治期，巨石被炸开，用来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当英国人再度回来后，甚至连那座小山都被彻底清平了，刻上字的部分削成方碑，树立在公园中。
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想象两个小皇帝的感受。他们年纪幼小，却要承担不可理解的使命，只要他们的血脉与象征仍在，边陲也能变成权力与文化的中心。他们必定难以想象，这亡命天涯式的短暂停留，会在一千年后激起意外的回响。
在一位叫陈云的本地作家笔下，宋王台的遗址，也像大屿山的蛋民、英国人的统治、钱穆的新亚书院一样，是香港传统的组成部分。历史不仅是一桩桩事件，也是某种叙述方式。倘若在1997年之前，英国人创造了"从小渔村到国际都市"的香港故事，中国政府用结束殖民地的屈辱历史来形容香港回归，那么此刻的香港人必须寻找自己的叙述。香港的传统与经验，要比英国人的到来早得多，它也不仅附属于中国，它的多层次的历史与地域的混杂性已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对于陈云，这种传统至关重要，它可以为眼前的抗争运动提供精神资源。这抗争缘于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在他看来，香港最佳的出路是成为独立的城邦国家。
几年来，自岭南大学的陈云日益成为香港公共空间的倍受争议却无法忽略的声音。他攻击地产霸权、谈论香港中文的规范性与丰富性，而在过去一年中日益激烈的中港冲突中，他的激进言语为"蝗虫论"增加了燃料。他被一些年轻人奉为思想源泉，而另一些人则说他在散布法西斯主义。不管你怎样看待，他的言论都代表了香港迅速兴起的本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十年的香港，多少像是20多年前的台湾，追求民主化与本土意识的觉醒同时发生、互相激励，像是DNA的双螺旋结构。而陈云则坦言，他受到到台湾本土理论的影响。
倘若这宋王台的遐想太过遥远，它很难真正激发香港人的情绪，你可以移步到尖沙嘴的广东道上。这条道曾在1970年代以"玉器铺"闻名，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以名牌店著称，自由行以来，它是大陆游客购物的聚集地。在街上，你听到普通话"我们吃个饭，再去逛"，看到了挎着FENDI、拉着黑色拉杆箱的时髦男女，他们似乎要买下整个香港。就是在广东道上的D&G店，促成了"蝗虫论"的诞生。在2012年的1月，这家店铺的保安试图驱赶在门口拍照的香港人，却允许大陆游客随意拍。在香港人看来，这变成了一种逆向歧视，它与孔庆东的评论一样，引发了香港长期埋藏的焦虑——香港在回归15年后，正失去它昔日的种种优势，被一点点吞噬于中国的金光闪闪的阴影中，它既依赖于中国，又被它带来的复杂影响所激怒。
不过，同样在广东道上，这些南下的、引起本地人焦虑的阔绰的游客们，也同样被焦虑左右。在D&G的斜对面是一家小小的书刊厅，上面摆满了印有薄熙来与习近平照片的书籍与杂志，都有着耸人听闻的独家内幕。那些浑身名牌的游客们，也会在箱子塞进两本。不管他们变得多么富裕，在思想与表达自由上仍匮乏得可怜。他们也深知，在他们生活的体制下，不管他们多么富有，也被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与无力感左右，无节制的消费不过是为了获得欺骗性的确定与满足，某种暂时性的支配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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