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8 June 2012

沙溪事件衝擊維穩體制

兩個具有封閉認同的集團共居於同一空間之內,又因為不可或缺的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而隨時發生關係,階級意識和社會歧視感受被日常生活的匆忙所稀釋,猶如日積月累的稻草,不遇火星,尚可相安無事,但危險始終存在。

文/莫之許

6月26日,廣東中山沙溪因治安員處理重慶籍少年與本地人衝突不當,引發川渝籍人士騷亂。截至本文截稿之時,事件仍未徹底平息。近年來,內地騷亂頻率日密,一為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土地糾紛,如寨橋、通安、烏坎;一為執法機關作為不當引發各類群體聚集。而沙溪此次,與去年的古巷、新塘、織里等事件一樣,儘管也是由執法不當引起,但參與者具有相對統一的外地身份,其發洩所指,也不僅僅是執法機關,而是具有全面的社會乃至階級指向,汽車、店鋪均在其破壞之列。鄙人數年前的「城市內戰」預言,竟然有成真之勢。

但是,也要看到,騷亂並不發生於同樣擁有大量外地人的都市地區,而是發生在新塘、織里、沙溪、古巷這樣的鄉鎮。我認為,事件之發生與鄉鎮治理模式是分不開的。中國的外向經濟模式,不外土地(含治理)、資本和勞動力的聚合機制,而其中資本和勞動力多為外部輸入,而土地和治理則由當地提供。這種三角結構,構成了分析各種矛盾衝突的基本框架。

在鄉鎮一級,土地和治理與所謂的村集體緊密結合在一起。從公社制變遷而來的鄉、村體系中,村集體既是集體經濟組織,掌握著包括土地收益在內的利益分配,也是在地的社區治理組織,負責衛生、治安、福利等事務,同時,村委會、村總支還是黨政機器的末梢所在,與公安、稅務、工商等行政機構對接。

這種三位一體的結構,其組織仍建立在身份之上,非本村集體成員(嚴格根據出生和嫁娶而產生)不能進入到這一結構當中,這樣一來,就將本來具有公共性的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建立在了封閉組織的基礎之上。對於本地人來說,除了土地收益這樣的利益自覺之外,這種安排還賦予了其某種身份上的優越感,並因此形成封閉的相互認同。

反觀外地人群體,一方面大多屬於土地(治理)、資本和勞動力中的勞動力集團,經濟地位相對低下,在日常生活難免具有一定的階級意識,另一方面,又成天與具有封閉認同的本地人打交道(租房,衛生、治安、計生等管理),不難隨時感受到對方基於身份的優越感,而自覺到某種社會歧視。

於外地人來說,更難以忍受的可能是強制性權力後盾所帶來的壓迫感受,在當前的體制下,外地人僅僅「暫住」於此地,缺乏合法的參與渠道,被完全排除在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之外,遂成為了本地人之外的某種客體,一種被單向管制的客體,也無法對這種單向管制形成反向制約。這種管制因其背後的強制性權力後盾,很容易給予外地人某種被壓迫的感覺。於是,在外地人那裏,階級意識,身份歧視和強制性壓迫
關係扭結成為共同的心理感受,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外地人之間同樣封閉的相互認同。

兩個具有封閉認同的集團共居於同一空間之內,又因為不可或缺的社區自治和公共治理而隨時發生關係,階級意識和社會歧視感受被日常生活的匆忙所稀釋,猶如日積月累的稻草,不遇火星,尚可相安無事,但危險始終存在,一旦公共治理中的強制性權力作為不當,就會如火星一樣點燃被壓迫的感受,連同被壓抑的階級意識和社會歧視感受,表現為一種整體性的反應。歷數近年來的類似事件,大多皆循此等軌跡爆發並蔓延,就不是偶然的了。

很顯然,要解決這一問題,要從鄉鎮治理結構上做文章,很多發達地區鄉村明明已經具有城市規模,卻繼續沿襲村社集體制,而非城市化的管理。這種現象從靜態來看,表現為典型的中央集權病,由於地方創制權幾乎為零,而中央又有所謂全盤考慮(當然主要是因循無為),導致急劇變化如廣東這樣的地區,出現治理手段和制度安排與現實的嚴重脫節,但從動態來看,其實與20餘年來維穩體制的不斷強固是分不開的。

維穩體制由極權時代的社會控制體系沿襲而來,本身是一種封閉的身份體制,具有極低的開放性和流動性(大學畢業、調動、藍印戶口等)。本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都應該通過賦予更多的開放性和流動性來緩和社會衝突,發展新的體制認同,以達到消弭社會對立的作用,但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各類衝擊越來越多,中央執政者的主要策略不是增強開放性和流動性,而是強化既有的封閉體制以維穩,在資源上和手段上不斷強固既有的封閉體制,網格化、實有人口管理等等相應出台,都屬於這一範疇。

從效果來看,通過資源和手段的豐富,在外來人口較少的內陸,或者在外地人多為城市中產的都市區,維穩體制貌似顯得很強固,但是,這種封閉性的體制註定不能消弭對立和衝突,反倒可能強化認同撕裂和體制疏離。尤其是外來人口佔優勢的沿海鄉村地區,由於上述分析所展現的體制封閉性更甚,也由於當地生產生活方式相對單一而對立性更強,這種強固措施因為加強封閉性而更為加劇了兩大身份集團的對立,實屬抱薪救火。在這個意義上,沙溪等地的騷亂其實反映出維穩體制的致命短板,也註定會給維穩體制帶來持續的有力衝擊。

(作者係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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