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30 June 2012

梁文道:國情

【新世紀】前幾天和朋友吃飯,席間有人問起:「知不知道駱家輝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完經濟艙,排過隊買咖啡,還給人公佈過身家財產,現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出門擠公交,好在後來我回家上網查證,發現這條消息不過是場誤會,那個在公交車上戴著耳機、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子,只是長得有點像駱家輝。

這還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帶著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帶保鏢。簡直是「太超過了」!難怪有網友語帶嘲諷地警告:「駱家輝,你可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真沒想到一個駐華外交使節竟能吹皺一池春水,引起這許多輿論風雨。

很多人喜歡比較駱家輝和一般中國官員,讚美他平實儉樸,不尚奢華,不搞排場。也有人反過來懷疑他的動機,說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調,明顯作秀,乃「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可是任何一個對美國有點瞭解,或者在該地生活過的人都該曉得,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為官者著意刻苦,而是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

雖然美國也出過不少糜爛炫富的暴發戶和「富二代」,但這大抵算得上是個「尋常人」的國度。比起老英倫風度嚴整的紳士會所,美國新英格蘭的豪門更欣賞氣氛悠閒的鄉村俱樂部。在這個總統候選人喜歡誇耀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老實工作,只是普通市鎮裡的「ordinary man」的國度裡,達官貴人自己背包、自己打傘、自己排隊買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為奇的小事。

然而一過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國情」卻成了一種耀目的奇觀。為什麼?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國情。事實上,那種批判駱家輝散佈「新殖民主義」論調的前提,正是咱們這兒的國情不同。

「國情」,一個陪伴了中國人整十年的外交辭令。每回遇上外國政客或「反華媒體」甚或「漢奸公知」的批評,我們的標準回應就是「我們國情不同」。「國情」在這裡指的當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的社經政治狀況,它當然也是因國而異,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天下一統。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由於中國官員一向不會自己背背包,也不會自己打傘擋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們行事風格變得完全跟美國人一樣。

然而,要是我們放大「國情」這個概念的涵括範圍,把許多國人對現實存在的各種社經政治情況的看法也一併納入,整個推論可能就會很不同了。簡單地說,駱家輝那股美式官員的作派或者不符國情,難道那許多中國網民對它的稱頌就不是國情嗎?

國情既是一國的現實,也是該國國民對這種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

現實和理想本該有所差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身處最壞的時代,每一個社會的成員也都會嫌惡自己的社會不夠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變,人類方有進步可言。

總是用國情擋掉一切外來批評,固然有套文化相對論的基礎;但卻也是對理想的否定,因為它同時還擋掉了國民內部的不滿。這是以國情的現實面消解了國情的理想面,等於是在告訴人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最理想的社會,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會,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國的舶來品。

新中國這六十多年間,最大的意識形態轉折,恰恰就發生在這組「現實vs理想」的二元論上。

從前我們高揚理想無視現實,深信腳下大地是實現完美藍圖的一張白紙;現在我們標舉現實漠視理想,甚至還把現實昇華為理想,要大家像擁抱理想般地擁抱現實。近年學術界中種種「中國模式」的論說便頗有這番把現實變成理想的味道,彷彿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半天,原來已經一步步走出了之前無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輿論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則是前陣子《環球時報》那篇有名的社論,它宣稱「中國腐敗無法通過打擊或者通過改革來消除⋯⋯這是一個根植於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問題」,所以「適度腐敗」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為大家有一個社會不該腐敗的理想;如今我們應該順從國情,不只承認腐敗的現實存在,還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現實,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現實的泥沼,我不曉得,這是否也是我國的獨特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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