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1-7-2012
編按：本地80後社運分子陳景輝，在香港回歸後，經歷了幾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成為不少本土論述的重要基礎。今天，他為七一撰文，可視之為七一之後，本土社運的坐標思考。
回歸15年的倒退之一，是說理空間的消逝，容我由自己開始講起。
以前，每當想起「秀才遇着兵」這句老話，我的思路總不自覺靠近秀才一方。要是道理說不清楚，就將問題推到對方身上嘛，可謂讀書人的免責條款。入電台之後，有段時間，想法有些不同，我以為在小小的直播室和幾支咪前，就如身在擂台，因而做「兵」遠重於當「秀才」。學術界的媒體研究中早就指出，所謂「講談節目（Talk show）主持人」扮演的角色，並非如理想中的「語言接生婆」──孕育豐盛而多元的公共交談，而是更像「談話職業摔角手」，關鍵在於動作夠大，摔倒對方。我自問不稱職，因每次面對公民社會想法不一的朋友時，我第一時間想的並非如何「拗贏」，而是時刻自我提醒：對方的道理何在？各自需要節制的地方又在哪裏？又有沒有可以相互學習之處？
一句話，「拗贏」不是目標，豐富的公共討論才是。
以曾志豪和梁文道為例
後來發現，這種態度其實是在2010年之前的香港民間社會身上潛移默化並養成。天星皇后反高鐵的好幾場社會運動，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我們快樂對抗的一面，而忽略了在這般激烈反對的同時，一班搞手對於反對派的同路人也講求合作，意見不同也不會隨便相輕，故當時有所謂反高鐵之聯盟和議會內外的合作。如今看來，「秀才」和「兵」都不是答案。頭巾氣重故然有問題，但，設想一種狀態，就是反對分子一味樹敵，人們胸口都掛了個「殺」字，草木皆「兵」，情更不堪設想。遺憾在於，這乃當下滋長中的反對文化：妖魔化他人而不願說理，樂於討伐而不談聯合。這種不容異己的力量以網絡為據點，先在政圈內爆，再對公民社會投石，泛民、社運、知識界和文化人等莫不中箭。經典例子首選曾志豪和梁文道被批為「投共賣港」。我認為這是「幹部治港」外最嚴重的公共文化倒退。民主運動需要一種包含公共理性、多樣性和合作理念的「反對倫理」，否則公民之間的無理貶抑和信任崩解只會不斷惡化下去。
我認為，曾志豪和梁文道雙雙被網絡激進力量批評是十分值得檢視的例子。事緣agnes b Cafe赌餐牌使用簡體字所引爆的爭論。曾志豪發表文章反問討伐者，何以他們只攻擊「有簡無繁」的agnes b Cafe，而不去討伐只用法文的法國餐廳、只用意大利文的意大利餐廳？這是否歧視？後來，曾志豪被說成為「賣港」。另一個例子是梁文道，他撰文〈其實不明白〉分析並嘗試明白建制派群眾的處境感受，又落得「返大陸混飯吃媚共文妖」的惡名。
其實，不管曾志豪對「平等」的要求，抑或梁文道「其實不明白」所彰顯的蘇格拉底式無知，都是公共評論中常見的分析進路。什麼派都好，如想獲得別人的認同和支持，並無捷徑可循，只能說之以理。在此，問題不在於是否反對曾梁二人的觀點（我確有不同意之處），而是怎麼反對都好，都不該把文人說成文妖，把公民說成賣港，因這是一種從意見交換到人格謀殺的邏輯大跳躍。但現實正是如此，教主們傾向忽視對方提出的理由（為了穩住追隨者的信心？），反以瘗人為業。這造成了壞效果，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原則的一部分。
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編按：可參考作者2010年發表〈超越和平理性〉所指「和平理性論」的種種問題），而是一種自治原則。讓我們重溫現代民主的基礎，它植根於公民的理性能力：專制者為什麼沒資格代替人民做決定？因為人民能夠運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做合理決定，根本毋須代勞。
作為民主原則的公共理性
現代民主意味着一種信任，公民能夠自行提供理由。因此，認真看待他人提出的理由，根本是民主信念的一部分，反之，暴君對他人的話卻是不屑一顧，目中無民。奈何今日香港，充斥不少扮演精神監護人的思想教主，不斷踐踏講道理的意義。
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所謂理性能力，也可分作私人和公共運用兩者，前者發展出自由主義的哲學觀念「消極自由」，這意味個人有權自行界定幸福生活，它涉及個體自由和限制國家干預，而後者則成了本文的關懷，即羅爾斯（John Rawls）晚年關於「公共理性」的理論思考：講道理，作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間的相互對待之道，並指向公共生活的民主建構。
「公共理性」的要求，跟現代民主政治的兩個處境相關，一是多元的處境，即社會內部存在紛雜而不同的意見，其次是社會合作的需要，即就着共同面對的課題，公民需要在分歧之中形成共識。雖然羅爾斯針對的是像美國般的立憲民主社會，而非香港這種威權民粹之地，但我認為「公共理性」的關懷，同樣適用於我們的民間反對事業。今天的衝突恰恰源於，反對陣營中各式各樣的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無法輕易消除，任何理性的公民都知道「理性的限度」──根本不存在唯一答案，公民之間的合作該如何談起？「公共理性」的宏旨在於嘗試拉近公民之間的距離，尋求重疊之處，從而提出一個我們幾乎遺忘的對話倫理：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進行說服，即把對方的關懷，納入考慮之中；其次，以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則視作交談的基礎。舉個例子，人民力量若不想人家將狙擊泛民的激進路線標籤作「民建聯B隊」的話，它首先需要戒掉肆意辱罵同路人「投共」的惡習，這是將心比己；進一步，又如果城邦自治派不願人家罵它「法西斯排外主義」，它除了不要隨便罵社運左派「賣港」之外，更該指明自己的「本土計劃」在何等程度上照顧了，對方關於平等和多元的價值要求（現代社會難以否定的要求）。當然，此舉不一定可以化解分歧，但「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開展對話，是「公共理性」的基本原理。這只是它平等互惠的一面（有機會介紹其他方面），並重申「合作」在政治生活的相關性，而不是沉溺於同路人你死我亡的鬥爭。但問題是，這對反對運動來說有何重要？
追求多樣性和合作的「反對」
為反對文化注入公共理性，可以抗衡庸俗的敵對思維，這至少有三種意義：
我所謂「庸俗的反對」，就是不講究多樣性，這與所謂的「道德塔利班」無異。正如性道德塔利班否認人類情慾的多元面向，它也視而不見，反對運動中關於策略、定位、敵友思維和價值取向等面向存在相當分歧，並輕率將意見不同者打成敵人。這扼殺了反對陣營的多樣性。畢竟，活在現代世界，任何文化的健康成長，都需要多樣性，就連「反對」也不例外。Raymond Williams說過，文化就是「有方向的扶持和發展」，若放在這裏，即長年累月經營的一些共同價值信念，並將人們團結在它們底下。但進一步，他更強調，在耕耘一種共同文化的同時，必須為變化、創造和異見留下空間；我們共同習得的反對觀念和實踐，也得做好隨時修正、開放予他人挑戰的準備，文化才能充滿活力。說到最後，多樣性是反對運動獲到良好生長的保證，因這樣才有足夠多的參考和對照，孕育出反思空間。
進一步，如果人們不再以廉價的「拗贏」做為公共討論的目標，認真對待他人以及自己的理由，那末，不同的思想和觀念就不會像今天般被隨意扭曲，而且有了累積的空間。在這個一街稻草人的時代，或許我們更需要記憶回那種「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公平精神，更何，那位正在參與對話的人與其餘公民一樣平等，而且有待說服，而非被告。
以集體名義為旗幟
最後，公共理性不停留在分歧的層面，而是視之為現代政治的起點，並將它引導回「社會合作」的軌道。這不僅是鬥爭的策略，而是原則問題。民主預設了公民之間的平等，公共決策要由充滿分歧的公民集體決定，政治無可避免的成了一項通過合作而實現的共同事業。這就說明了，為何反對派在反對政府之際，也得以「人民」、「香港人」之集體名義做為旗幟。在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信念之際，反對派若稱得上民主，本身就包含了尋求其他公民合作的要求。關鍵在於：如何從社會分歧中創造出團結的可能？這才是反對運動無可迴避的挑戰和倫理。
說來弔詭，不過是五六年前，社會氛圍仍是高舉「和平理性」的教條，對社會運動也諸多設限。從2006年底闖入天星碼頭，走到80後反高鐵苦行，自己和一班朋友，嘗試以不同的行動方式突破「社會」的條條框框，同時也努力爭取「社會」的認同，其間的平衡小心翼翼，縱然失敗居多。於是，自己不斷發表文章、舉辦講座，解說敵對政治和直接行動的重要性。想不到，幾年之後，香港漸漸步進敵對性蔓延的時代，自己也開始了相關的反思，但再不是那種從無到有的簡單頌揚，而是更複雜的思考其中的良性與惡性。我仍然認為，不談「敵我之分」就無法構成政治，但失控的敵對思維同樣不構成政治，所以我提倡公共理性的理想。當務之急，是需要找回一個讓公民說理、交流和連結的空間，也讓有益於公共生活的觀念得到建立、累積、批判及傳播的環境，為新一頁的反對運動做好準備。
回歸15年的倒退之一，是說理空間的消逝，容我由自己開始講起。
以前，每當想起「秀才遇着兵」這句老話，我的思路總不自覺靠近秀才一方。要是道理說不清楚，就將問題推到對方身上嘛，可謂讀書人的免責條款。入電台之後，有段時間，想法有些不同，我以為在小小的直播室和幾支咪前，就如身在擂台，因而做「兵」遠重於當「秀才」。學術界的媒體研究中早就指出，所謂「講談節目（Talk show）主持人」扮演的角色，並非如理想中的「語言接生婆」──孕育豐盛而多元的公共交談，而是更像「談話職業摔角手」，關鍵在於動作夠大，摔倒對方。我自問不稱職，因每次面對公民社會想法不一的朋友時，我第一時間想的並非如何「拗贏」，而是時刻自我提醒：對方的道理何在？各自需要節制的地方又在哪裏？又有沒有可以相互學習之處？
一句話，「拗贏」不是目標，豐富的公共討論才是。
以曾志豪和梁文道為例
後來發現，這種態度其實是在2010年之前的香港民間社會身上潛移默化並養成。天星皇后反高鐵的好幾場社會運動，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我們快樂對抗的一面，而忽略了在這般激烈反對的同時，一班搞手對於反對派的同路人也講求合作，意見不同也不會隨便相輕，故當時有所謂反高鐵之聯盟和議會內外的合作。如今看來，「秀才」和「兵」都不是答案。頭巾氣重故然有問題，但，設想一種狀態，就是反對分子一味樹敵，人們胸口都掛了個「殺」字，草木皆「兵」，情更不堪設想。遺憾在於，這乃當下滋長中的反對文化：妖魔化他人而不願說理，樂於討伐而不談聯合。這種不容異己的力量以網絡為據點，先在政圈內爆，再對公民社會投石，泛民、社運、知識界和文化人等莫不中箭。經典例子首選曾志豪和梁文道被批為「投共賣港」。我認為這是「幹部治港」外最嚴重的公共文化倒退。民主運動需要一種包含公共理性、多樣性和合作理念的「反對倫理」，否則公民之間的無理貶抑和信任崩解只會不斷惡化下去。
我認為，曾志豪和梁文道雙雙被網絡激進力量批評是十分值得檢視的例子。事緣agnes b Cafe赌餐牌使用簡體字所引爆的爭論。曾志豪發表文章反問討伐者，何以他們只攻擊「有簡無繁」的agnes b Cafe，而不去討伐只用法文的法國餐廳、只用意大利文的意大利餐廳？這是否歧視？後來，曾志豪被說成為「賣港」。另一個例子是梁文道，他撰文〈其實不明白〉分析並嘗試明白建制派群眾的處境感受，又落得「返大陸混飯吃媚共文妖」的惡名。
其實，不管曾志豪對「平等」的要求，抑或梁文道「其實不明白」所彰顯的蘇格拉底式無知，都是公共評論中常見的分析進路。什麼派都好，如想獲得別人的認同和支持，並無捷徑可循，只能說之以理。在此，問題不在於是否反對曾梁二人的觀點（我確有不同意之處），而是怎麼反對都好，都不該把文人說成文妖，把公民說成賣港，因這是一種從意見交換到人格謀殺的邏輯大跳躍。但現實正是如此，教主們傾向忽視對方提出的理由（為了穩住追隨者的信心？），反以瘗人為業。這造成了壞效果，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原則的一部分。
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編按：可參考作者2010年發表〈超越和平理性〉所指「和平理性論」的種種問題），而是一種自治原則。讓我們重溫現代民主的基礎，它植根於公民的理性能力：專制者為什麼沒資格代替人民做決定？因為人民能夠運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做合理決定，根本毋須代勞。
作為民主原則的公共理性
現代民主意味着一種信任，公民能夠自行提供理由。因此，認真看待他人提出的理由，根本是民主信念的一部分，反之，暴君對他人的話卻是不屑一顧，目中無民。奈何今日香港，充斥不少扮演精神監護人的思想教主，不斷踐踏講道理的意義。
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所謂理性能力，也可分作私人和公共運用兩者，前者發展出自由主義的哲學觀念「消極自由」，這意味個人有權自行界定幸福生活，它涉及個體自由和限制國家干預，而後者則成了本文的關懷，即羅爾斯（John Rawls）晚年關於「公共理性」的理論思考：講道理，作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間的相互對待之道，並指向公共生活的民主建構。
「公共理性」的要求，跟現代民主政治的兩個處境相關，一是多元的處境，即社會內部存在紛雜而不同的意見，其次是社會合作的需要，即就着共同面對的課題，公民需要在分歧之中形成共識。雖然羅爾斯針對的是像美國般的立憲民主社會，而非香港這種威權民粹之地，但我認為「公共理性」的關懷，同樣適用於我們的民間反對事業。今天的衝突恰恰源於，反對陣營中各式各樣的合理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無法輕易消除，任何理性的公民都知道「理性的限度」──根本不存在唯一答案，公民之間的合作該如何談起？「公共理性」的宏旨在於嘗試拉近公民之間的距離，尋求重疊之處，從而提出一個我們幾乎遺忘的對話倫理：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進行說服，即把對方的關懷，納入考慮之中；其次，以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則視作交談的基礎。舉個例子，人民力量若不想人家將狙擊泛民的激進路線標籤作「民建聯B隊」的話，它首先需要戒掉肆意辱罵同路人「投共」的惡習，這是將心比己；進一步，又如果城邦自治派不願人家罵它「法西斯排外主義」，它除了不要隨便罵社運左派「賣港」之外，更該指明自己的「本土計劃」在何等程度上照顧了，對方關於平等和多元的價值要求（現代社會難以否定的要求）。當然，此舉不一定可以化解分歧，但「以對方能夠接受的理由」開展對話，是「公共理性」的基本原理。這只是它平等互惠的一面（有機會介紹其他方面），並重申「合作」在政治生活的相關性，而不是沉溺於同路人你死我亡的鬥爭。但問題是，這對反對運動來說有何重要？
追求多樣性和合作的「反對」
為反對文化注入公共理性，可以抗衡庸俗的敵對思維，這至少有三種意義：
我所謂「庸俗的反對」，就是不講究多樣性，這與所謂的「道德塔利班」無異。正如性道德塔利班否認人類情慾的多元面向，它也視而不見，反對運動中關於策略、定位、敵友思維和價值取向等面向存在相當分歧，並輕率將意見不同者打成敵人。這扼殺了反對陣營的多樣性。畢竟，活在現代世界，任何文化的健康成長，都需要多樣性，就連「反對」也不例外。Raymond Williams說過，文化就是「有方向的扶持和發展」，若放在這裏，即長年累月經營的一些共同價值信念，並將人們團結在它們底下。但進一步，他更強調，在耕耘一種共同文化的同時，必須為變化、創造和異見留下空間；我們共同習得的反對觀念和實踐，也得做好隨時修正、開放予他人挑戰的準備，文化才能充滿活力。說到最後，多樣性是反對運動獲到良好生長的保證，因這樣才有足夠多的參考和對照，孕育出反思空間。
進一步，如果人們不再以廉價的「拗贏」做為公共討論的目標，認真對待他人以及自己的理由，那末，不同的思想和觀念就不會像今天般被隨意扭曲，而且有了累積的空間。在這個一街稻草人的時代，或許我們更需要記憶回那種「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公平精神，更何，那位正在參與對話的人與其餘公民一樣平等，而且有待說服，而非被告。
以集體名義為旗幟
最後，公共理性不停留在分歧的層面，而是視之為現代政治的起點，並將它引導回「社會合作」的軌道。這不僅是鬥爭的策略，而是原則問題。民主預設了公民之間的平等，公共決策要由充滿分歧的公民集體決定，政治無可避免的成了一項通過合作而實現的共同事業。這就說明了，為何反對派在反對政府之際，也得以「人民」、「香港人」之集體名義做為旗幟。在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信念之際，反對派若稱得上民主，本身就包含了尋求其他公民合作的要求。關鍵在於：如何從社會分歧中創造出團結的可能？這才是反對運動無可迴避的挑戰和倫理。
說來弔詭，不過是五六年前，社會氛圍仍是高舉「和平理性」的教條，對社會運動也諸多設限。從2006年底闖入天星碼頭，走到80後反高鐵苦行，自己和一班朋友，嘗試以不同的行動方式突破「社會」的條條框框，同時也努力爭取「社會」的認同，其間的平衡小心翼翼，縱然失敗居多。於是，自己不斷發表文章、舉辦講座，解說敵對政治和直接行動的重要性。想不到，幾年之後，香港漸漸步進敵對性蔓延的時代，自己也開始了相關的反思，但再不是那種從無到有的簡單頌揚，而是更複雜的思考其中的良性與惡性。我仍然認為，不談「敵我之分」就無法構成政治，但失控的敵對思維同樣不構成政治，所以我提倡公共理性的理想。當務之急，是需要找回一個讓公民說理、交流和連結的空間，也讓有益於公共生活的觀念得到建立、累積、批判及傳播的環境，為新一頁的反對運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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