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1-7-2012
「一國兩制」實踐了15年，香港維持了表面繁榮局面，不過，目前繁榮的實質和動力，與回歸前很不一樣，因為回歸前，香港靠自力更生創造繁榮，今日則是靠中央「輸血」保持繁榮。固然，隨覑環境變遷，香港把握現狀繼續繁榮，未嘗不可，但是，若放在一國兩制框架檢視香港的現狀和實質，可以察覺到失去自身繁榮動力的香港，正在偏離一國兩制原初設計的精髓，長此下去，香港會演變至什麼局面，難以預計，值得關心一國兩制與香港前路的人細心思考。
鄧小平突出 「一國兩制」 之異
鄧小平突出 「一國兩制」 之異
胡錦濤側重 「一國兩制」 從屬關係
當年，鄧小平將「一國兩制」定為國策，中心思想是認同香港與內地之異，並以一系列特殊方針政策，讓港人相信回歸之後，香港會保持現狀，一切不變。中國在與英國談判兩年和13年過渡期，就維持香港現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港人認同，即使出現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反覆，仍然阻不了香港順利回歸。可以說，認同內地與香港的不同，以具體方針政策規範，使香港保持不變，是中國順利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關鍵。
回歸頭幾年，中央嚴禁內地部委、地方插手香港事務，內地人員來港，由國務院港澳辦嚴格把關，在港的中聯辦官員則極為低調，絕口不談香港事務，首任主任姜恩柱退任離港消息見報後，不少人才知道「他是中聯辦主任」。可以說，此階段由中央政策到地方層面，都尊重香港高度自治，使得大多數港人認同中央落實了一國兩制。例如在2002年，港人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爆破，樓價大幅下跌等衝擊，雖然情困難，但是當年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仍有58.3%港人認同中央有落實「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的轉捩點出現在2003年SARS和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以CEPA、大型國企來港上市、開放自由行等有力政策措施，使香港奄奄一息的經濟迅速復元，這個轉變，使中央自我約束、嚴禁插手香港事務的心態，開始鬆動，情宛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涉港事務官員抵擋不了擴權的誘惑，香港內政開始變味了。
2007年，先有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權在中央論」，繼而有胡錦濤來港主持回歸10周年慶典活動時，提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兩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從國家主權高於一切的角度，胡錦濤這個一國兩制定位，當然無可爭議，不過，這個定位，調整了「一國兩制」的側重點，由突出內地與香港之異，改而突出內地與香港的從屬關係。
過去5年，香港內部治理一些情，是否與中央強調「一國」有關，無從查證，但是由所謂「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提法，到中聯辦在各個選舉操盤、插手行政會議人事安排（例如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的個案）、替特區政府在立法會箍票，進而有中聯辦官員具名撰文批判學者等，在在顯示中聯辦的手愈伸愈長，已經具體插手香港管治事務了。
香港經濟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已經恢復，保持了表面繁榮局面，但是港人在基本衣食足之後，中大亞太研究所做10年前的同樣調查，認為中央有落實「一國兩制」的港人，只有30.8%，與10年前的58.3%比較，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大跌。中央或許會問，現在的做法不是維持香港繁榮了嗎？有何不可。答案在民調結果已經顯示出來，反映港人對現在的一國兩制定位與相應做法，認同程度甚低，因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變質、變味了。另外，靠中央「輸血」的繁榮，可持續性成疑，必須使香港恢復自身創造繁榮的能力，放手讓港人自行創發，才是正途。
在香港經濟最困難時期，中央出手襄助，港人應該感激，不過，中央若因此認為港人無能力管治好香港，需要「干預」，則不夠科學。若具體分析董建華管治的情，首先是他命運多舛，甫上任即遇上金融危機，又為SARS所襲，樓價狂瀉，引發民怨畄天；另外，致命傷在政治體制，立法會的結構不可能配合政府，形成施政舉步維艱。曾蔭權管治遇到的問題，與董建華同出一轍，說明不管誰當特首，都無法突破畸形政治體制的樊籠。就算近年中聯辦插手，也改變不了這個局面，近月立法會亂作一團，政府管治失效，就是最好說明。
信任港人是關鍵
當年，鄧小平將「一國兩制」定為國策，中心思想是認同香港與內地之異，並以一系列特殊方針政策，讓港人相信回歸之後，香港會保持現狀，一切不變。中國在與英國談判兩年和13年過渡期，就維持香港現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港人認同，即使出現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反覆，仍然阻不了香港順利回歸。可以說，認同內地與香港的不同，以具體方針政策規範，使香港保持不變，是中國順利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關鍵。
回歸頭幾年，中央嚴禁內地部委、地方插手香港事務，內地人員來港，由國務院港澳辦嚴格把關，在港的中聯辦官員則極為低調，絕口不談香港事務，首任主任姜恩柱退任離港消息見報後，不少人才知道「他是中聯辦主任」。可以說，此階段由中央政策到地方層面，都尊重香港高度自治，使得大多數港人認同中央落實了一國兩制。例如在2002年，港人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爆破，樓價大幅下跌等衝擊，雖然情困難，但是當年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仍有58.3%港人認同中央有落實「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的轉捩點出現在2003年SARS和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以CEPA、大型國企來港上市、開放自由行等有力政策措施，使香港奄奄一息的經濟迅速復元，這個轉變，使中央自我約束、嚴禁插手香港事務的心態，開始鬆動，情宛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涉港事務官員抵擋不了擴權的誘惑，香港內政開始變味了。
2007年，先有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權在中央論」，繼而有胡錦濤來港主持回歸10周年慶典活動時，提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兩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從國家主權高於一切的角度，胡錦濤這個一國兩制定位，當然無可爭議，不過，這個定位，調整了「一國兩制」的側重點，由突出內地與香港之異，改而突出內地與香港的從屬關係。
過去5年，香港內部治理一些情，是否與中央強調「一國」有關，無從查證，但是由所謂「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提法，到中聯辦在各個選舉操盤、插手行政會議人事安排（例如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的個案）、替特區政府在立法會箍票，進而有中聯辦官員具名撰文批判學者等，在在顯示中聯辦的手愈伸愈長，已經具體插手香港管治事務了。
香港經濟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已經恢復，保持了表面繁榮局面，但是港人在基本衣食足之後，中大亞太研究所做10年前的同樣調查，認為中央有落實「一國兩制」的港人，只有30.8%，與10年前的58.3%比較，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大跌。中央或許會問，現在的做法不是維持香港繁榮了嗎？有何不可。答案在民調結果已經顯示出來，反映港人對現在的一國兩制定位與相應做法，認同程度甚低，因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變質、變味了。另外，靠中央「輸血」的繁榮，可持續性成疑，必須使香港恢復自身創造繁榮的能力，放手讓港人自行創發，才是正途。
在香港經濟最困難時期，中央出手襄助，港人應該感激，不過，中央若因此認為港人無能力管治好香港，需要「干預」，則不夠科學。若具體分析董建華管治的情，首先是他命運多舛，甫上任即遇上金融危機，又為SARS所襲，樓價狂瀉，引發民怨畄天；另外，致命傷在政治體制，立法會的結構不可能配合政府，形成施政舉步維艱。曾蔭權管治遇到的問題，與董建華同出一轍，說明不管誰當特首，都無法突破畸形政治體制的樊籠。就算近年中聯辦插手，也改變不了這個局面，近月立法會亂作一團，政府管治失效，就是最好說明。
信任港人是關鍵
中央要自我約束
要把香港從桎梏解放出來，從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原旨，可以找到答案。當年，鄧小平就港人治港，有過一段精闢論述，他在接見「兩局三賢」（即是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時，由於話不投機，主要是鍾士元等人強調英國人管治香港的作用，鄧小平瘞他們「孤臣孽子」之餘，鏗鏘有力地說「我相信香港人，相信香港人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大意）。相信這是鄧小平真心實說，所以，「信任香港人」是一國兩制一個核心關鍵。15年來，畸形體制、民主進程緩慢，都是不信任港人的表現，到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更是不信任港人可以管治好香港的發展了。
另外，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從體制到具體安排，精神上都體現中央嚴格自我約束，因為他知道共產黨人管治不好香港。現在，中央對港政策偏離了必須自我約束，放手讓港人自治的設計，香港困局和諸多問題，都與此有關。一國兩制不光是一個名稱，有實質內涵，若認同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是大智慧的結晶品，則為香港探索前路時，回歸一國兩制本源，就會走上正途了。
警察淪為打壓言論工具
昨日早上，國家主席胡錦濤探訪啟德郵輪碼頭時，持有效證件進入指定採訪區的一名香港記者隔覑幾丈距離大聲向胡總提問﹕「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到嗎？」胡主席沒有回答，在一眾官員和隨員擁護下離開了，但一名穿便服駐守現場的警察把提問記者帶到後巷，指他大聲提問破壞秩序和不守規矩，要到清場後才讓他返回採訪區。我們認為警員的行為是無理扣查，是不尊重新聞自由、不珍惜「一國兩制」的愚蠢行為，較去年8月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警員用手遮擋記者攝錄鏡頭更加嚴重，各界應予以譴責，警方須正式道歉。
香港記者採訪國家領導人，不論是在香港或是在海外，由於有保安界線，不能近距離發問，往往要高聲喊出問題，這情屢見不鮮，沒有任何不當，絕非破壞秩序或不守規矩。昨天高聲提問的記者其實不止一人，但警員只把提問平反六四的《蘋果日報》記者帶到後巷查問，很明顯是針對提問的內容作出反應，這正是最令港人反感、違背港人核心價值的行為。
在內地，人民不能夠向官員提出平反六四的問題，這是內地的政治制度使然。在香港，這個問題是完全可以提出的。事實上，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數以萬計的香港人以和平集會的方式重申這個訴求，這份表達自由受《基本法》保障，也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一個標誌。如今，香港的警察帶頭來審查和阻撓記者提問平反六四，這跟內地的公安還有什麼區別？這樣做豈不是自毀長城？香港是法治社會，警察的職責是維護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不是限制記者提問、為領導人消除雜音，監警會應就事件展開獨立調查，追究相關人士責任，警方也必須就事件向公眾認錯道歉。
要把香港從桎梏解放出來，從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原旨，可以找到答案。當年，鄧小平就港人治港，有過一段精闢論述，他在接見「兩局三賢」（即是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時，由於話不投機，主要是鍾士元等人強調英國人管治香港的作用，鄧小平瘞他們「孤臣孽子」之餘，鏗鏘有力地說「我相信香港人，相信香港人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大意）。相信這是鄧小平真心實說，所以，「信任香港人」是一國兩制一個核心關鍵。15年來，畸形體制、民主進程緩慢，都是不信任港人的表現，到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更是不信任港人可以管治好香港的發展了。
另外，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從體制到具體安排，精神上都體現中央嚴格自我約束，因為他知道共產黨人管治不好香港。現在，中央對港政策偏離了必須自我約束，放手讓港人自治的設計，香港困局和諸多問題，都與此有關。一國兩制不光是一個名稱，有實質內涵，若認同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是大智慧的結晶品，則為香港探索前路時，回歸一國兩制本源，就會走上正途了。
警察淪為打壓言論工具
昨日早上，國家主席胡錦濤探訪啟德郵輪碼頭時，持有效證件進入指定採訪區的一名香港記者隔覑幾丈距離大聲向胡總提問﹕「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到嗎？」胡主席沒有回答，在一眾官員和隨員擁護下離開了，但一名穿便服駐守現場的警察把提問記者帶到後巷，指他大聲提問破壞秩序和不守規矩，要到清場後才讓他返回採訪區。我們認為警員的行為是無理扣查，是不尊重新聞自由、不珍惜「一國兩制」的愚蠢行為，較去年8月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警員用手遮擋記者攝錄鏡頭更加嚴重，各界應予以譴責，警方須正式道歉。
香港記者採訪國家領導人，不論是在香港或是在海外，由於有保安界線，不能近距離發問，往往要高聲喊出問題，這情屢見不鮮，沒有任何不當，絕非破壞秩序或不守規矩。昨天高聲提問的記者其實不止一人，但警員只把提問平反六四的《蘋果日報》記者帶到後巷查問，很明顯是針對提問的內容作出反應，這正是最令港人反感、違背港人核心價值的行為。
在內地，人民不能夠向官員提出平反六四的問題，這是內地的政治制度使然。在香港，這個問題是完全可以提出的。事實上，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數以萬計的香港人以和平集會的方式重申這個訴求，這份表達自由受《基本法》保障，也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一個標誌。如今，香港的警察帶頭來審查和阻撓記者提問平反六四，這跟內地的公安還有什麼區別？這樣做豈不是自毀長城？香港是法治社會，警察的職責是維護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不是限制記者提問、為領導人消除雜音，監警會應就事件展開獨立調查，追究相關人士責任，警方也必須就事件向公眾認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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