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9 May 2012

美國在中國的一再失敗

(Ajin 開口)
俺在多篇文章中，一直指出美國對中國長期戰略有種迷思。這迷思就是：山姆是深切期盼著中國回到1949年以前蔣介石的統治景況，且以此作為長期不變的亞洲大戰略。（參閱：美國如何掌控對華關係 ）。這論調要如何證明？支撐著KMT在台澎掌控政權可以維持60多年至今，就是最佳證明了。
底下報導正呼應俺如此的斷言，這篇文章突顯出山姆把這迷思當作長期亞洲大戰略的最佳政策，這也就是所謂的美國利益，美國的神主牌！
山姆的行政機構在此長期的大戰略下，一向將民進黨或任何台派看待成有如1949年以前的土八路一樣。從山姆扮演KMT228大屠殺的幫兇 (視台澎人為戰敗國民眾)，歷經40年白色恐怖統治，到2012傾巢地支持那廝當選，台澎的領土與居民一直被山姆當作籌碼玩弄與踐踏，且是被鉤在土龍眼前竹竿上的胡蘿蔔！如今縱然土八路翻身進入龍殿掌權呼風喚雨，諷刺的是：北京政權遭受山姆凌遲的歷史也如山姆對台澎，同出一轍。



美國在中國的一再失敗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連清川
在中國的所有外交關係中，中美關係是最堅挺，也是最脆弱的關係。任何兩國之間的一點風吹草動，些小細微，都能引起官方與民間的軒然大波、口攻筆伐；而任何兩國之間驚天動地、天塌地陷的爭端，又往往都能夠相逢一笑，和好如初。
最近又是一個不太平的時候。“王教頭夜奔領事館”以及相關後遺症、盲人律師陳光誠去留的一陣羅生門、孔子學院的興廢之爭……想來不久關於簽證難的傳說又要開始流傳。“在曲折中前進”，學術界和官方在概括兩國關係的時候，總是異口同聲地這麼說。
我曾經在美國生活過幾年時間。剛剛開始的時候，我自以為肩負著一個偉大的使命，也就是使我所接觸的美國人民能夠真正地瞭解中國。但是在幾個月之後，我就自動放棄並且留下一聲歎息：原來美國人民對於中國是如此地懷有善良美好的願望，但是對中國原來如此地無知傲慢呀。我想這大約和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態度，庶幾相似。
近日一字一頁，終於讀完了 鄒钂 先生的著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關於中美關係的書，雙方的研究著作都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但是這本研究短期美國對華政策與行為的學術作品，卻讀來令人一驚三歎，心悸無語。作品早在1963年就已經出版，對於當時的史料掌握之詳實，美蘇國共日，方方面面，無不深文周納，上窮下達；而其學術立場之客觀嚴謹，令人無論立場何在，都無以辯駁，惟歎命運之促狹，歷史之捉弄，以至於今日本當攜手共進的中美關係，及至猜忌重重，戒心四起。
鄒钂先生早已于1999年謝世，而他的名字也早已不聞於中美關係研究學術界。他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40年代即赴美攻讀學位，此後留任芝加哥大學直至榮休。但若以為這本著作可隨先生作古，卻是大謬不然。其間所揭發的中美之間在政治文化上的彼此誤讀與妄為，今天也未有甚多更張。
著作所闡述的時間從1941年日本發動珍珠港襲擊，美國進入太平洋戰爭，直至1950年中國共產黨全面掌握中國，尾聲至中國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短短十年時間中美關係天翻地覆的變化。根本在於“一個有良好願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卻收到了悲劇性的後果”。
事實上，從美國的角度上來講，這是一個完全不應該發生的故事。這十年期間，美國從羅斯福到杜魯門，政府一直掌握在民主黨的手中，政策本不該有反復。而這正揭示了一個美國對於中國政策的根本問題，在於其對於中國這樣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傳統的國家完全缺乏瞭解與應變的原則與機巧，以至看上去完美的一段佳話，成為了一地雞毛的廢墟。
在經歷了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之後，羅斯福所延續的政策，乃是希望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能夠成長為一個“獨立統一的大國”，並尊重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噱頭，在聯合國秩序的安排上，中國已經定為安理會常務理事國；而在戰爭中的重大會議上，中國一直是以與美英蘇並列的位置出現的。
然而，在對援助中國的問題上，美國卻無法在行動以及資源上給予當時執行中國任務的史迪威將軍以實際的支援。一方面，在對中國的援助上，缺乏在緬甸戰區以及中國大陸本土上的兵員投入，而僅僅是有限的物質供應；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內部建設上，給與蔣介石政府以資源分配的全部權力，而不對其分配權力進行約束，以及對其他中國力量給與相當的關注，導致了蔣政權的獨斷性不斷擴張。
羅斯福的後期委派赫爾利將軍接替與蔣介石齟齬不斷的史迪威。但是赫爾利執行了一個更加極端的政策，也就是全面支持蔣政權，但是卻並沒有使蔣能夠相應地支持他的行動，以至於赫爾利與中共之間所達成的協議化為烏有，反而使中共認為美國出爾反爾，產生反感。
1945年馬歇爾將軍成為了杜魯門總統的特使，力求促使聯合政府的產生。但是馬歇爾的和解政策在雙方都無法讓步的前提下崩潰。此時中國的民意已然傾向共產黨，而馬歇爾的政策清晰無誤地表明瞭不干預中國內戰，並且決不派一兵一卒進入中國戰區，卻在援助上依然不斷供給國民黨政府（期間雖有10個月禁運）。這已經明確地使美國的形象是“幫助一個腐敗而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
到了最後時期，共產黨的軍隊勢如破竹而國民黨已經準備潰退臺灣的時候，美國雖然謹守不出兵干預的承諾，但是其資源包括武器，依然在不斷輸入給蔣政府。
在整個期間，美國的援助政策似乎為宿命所左右：它希望中國獨立生長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卻無法擺脫蔣這個精明的獨裁者；它希望平衡中國的力量，卻無法贊助為民間所擁戴的共產黨；它期望通過不干涉來擺脫自己對中國的責任，經濟援助卻無一不落入國民黨的手中成為內戰的主要資源。
鄒钂教授似乎一直為這樣的幾個因素所困擾：其一是美國堅持門戶開放與不干涉政策而從來不敢放軍隊入華；其二是美國的政策一直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左右而未能對政策做出靈動的調整；其三是未能平衡中國各方力量以尋求蔣的替代品。
顯然，美國政策是首鼠兩端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也絕非絕無僅有，而是在中國一敗再敗。
到最 後鄒 教授的概括是“歷史的友誼發展到定點，變成互相間的敵視”。這委實是一個迄今難以擺脫的詛咒：今天在美國的華人已經是美國最大的少數族群之一，而美國在華經商人數與投資世界第一，而兩國之間的緊張與對峙從來就不曾放鬆過。
在我看來，美國從來沒有正確地選擇過與中國的民意同聲同氣抑或同仇敵愾。內戰時期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美國向來以國內思維的方式來對待中國事務，而從來未曾明白世界上仍然存在著與美國式的民主與政體思維不同的政治存在。美國儘管有兩黨政治的存在，但其外交選擇與政策運作空間，仍然有著足夠的杠杆可以運用。
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美國對於中國的政治認識與行動，與其長期所積累的民間關係是脫節的。從職業外交官與民間交往的層次上來講，許多人對於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有著長期的浸染與瞭解，但在政策選擇上，這些都顯得無關緊要，進行政治決策的時候，美國的政治選擇往往根據官方的去向來進行，而與民間所形成的紐帶與共識並無關聯。這些行為於是就與實際民意背離，造成美國形象在民間的汙化。
美國的國家利益通常與中國國家利益並沒有本質的衝突。以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輔以美國國家利益的聲張，加劇了中美之間實際利益並無衝突而心理之間相互敵視的現實。過分地張揚意識形態的對立，除了一再加劇雙方的衝突之外，掩蓋國家利益之間的互補性，反而誇張了彼此間的利益衝突。
從美國數屆政府與蔣介石打交道的過程中，亦可清晰美國對於中國內部力量的完全無知。對於蔣的長久依賴，使美國缺乏在實際情形中的替代品與緩衝地帶。在抗日戰爭期間，美國對於其他抗日力量，包括共產黨，非蔣系的軍隊，全然沒有直接援助，以至其他力量根本沒有生長的空間。到了內戰時期，非蔣即共，失敗就成為了必然。中國人歷來講中庸與平衡，任何一方的過度強大，都必然是悲劇，這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中，一覽無餘。
再有，就是其長期目標與短期行動之間，充滿了矛盾。美國對華向來有著長期的美好善良的願望，但是這種願望在實際政策的執行之中，卻往往因短期政策的隨意性破壞殆盡。幫助中國的獨立、統一與民主是美國的傳統政策，但這種政策往往伴隨著短期利益的即時呈現，而其破壞性，以及引發中國政府與民間的反彈，卻造成的是長期傷害，減損彼此之間的信任，拉開彼此之間的距離。
在美國歷來的對華政策上，都有過於簡單化與過於複雜化的傾向。過於簡單化乃是以美國國內的民主體制來看待中國，做的都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過於複雜化又是把中國的民意與實際的情形看得太過糾結，用錯力道。
我當然並不是說，中國本身在處理對美關係上是完美的。幾乎所有批評美國的元素，都可以原封不動地還給中國。但那是另一個話題。
因此，美國在中國的一再失敗，並非是兩國之間的政治與政體之間的矛盾，而根本就在於美國政策選擇與執行上的自我、誤解、失衡與草率上。這樣的政策，自然也就只能帶來悲劇的結果。
美中關係無疑是世界上國與國之間最為緊要的關係之一。而兩國在民族性、理想性與自由性上，有著很大的親緣關係。無論中國未來的走向如何，對於美國都有著至關重大的要害利益。而美國對於中國，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又是模範與希冀。和則俱榮，損則俱虧。
願望與現實之間，向來十萬八千里，惟有長期、謹慎與中庸之道，方才能建築熙睦之境。于中國如此，於如今更為強大的美國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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