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驾临
2012年2月25日广州大学城招聘会，几名“90后”大学毕业生在排队等候面试机会。即将步出校园的他们逐渐体味到什么是生存的压力，无助、焦虑与疲惫全写在脸上。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编者按：”"一代人身上会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吗？或者“××后”真的只是一个伪问题？”
“2012年夏天，被认为独立、反叛、张扬个性、自信而脆弱的第一批“90后”，将走出校园。南方周末关注“90后”的毕业季，无意给他们贴上新的标签，而是试图记录一个人群告别自己的天真并与之为敌的过程，记录他们在成人世界里的第一次淬火。”
“我们借此回顾自己的毕业季，并重温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哈罗德·罗森堡的名言：“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毕业戏》
“2012年夏天，全国将有680万高校毕业生迈出校门，这是历年来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1990年。”
毕业离校的倒计时牌只剩三个月了，周奇仍没有投出第一封简历的打算。在同学们都忙着查询考研成绩的时候，他完成了毕业电影预告片的剪辑。
“电影名字叫《毕业戏》，算是拍给我们自己看的。”周奇和身边热爱玩电影的毕业生们凑在一起，准备拍一部校园故事，纪念他们的毕业季。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全国将有680万高校毕业生迈出校门走向社会，这是历年来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中大多数人和周奇一样，生于1990年。
这批在世人眼中贴着“卖萌、非主流”标签的90后，就业压力并不比80后轻松。在周奇高考的2008年，膨胀的考生人数迎来了史上最大值——1050万，在扩招的背景之下，那一年有600万人和周奇一样走入大学校园。连年递增的毕业生人数，已然超过社会的容纳量，大学生毕业工资低于民工早已不是新闻，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我估计只能找到一个两千多块钱的工作，现实骨感啊。”周奇曾经去招聘会取过镜头，毕业生挤破头的场面让他觉得压抑，那种“密集恐惧感”令他记忆犹新。
没工作的周奇仍有玩心的原因很简单，一则他并不想把自己“贱卖”出去，二来父母都是家乡小城里“吃穿不愁”的单位人，“不指望着儿子赚钱养家”。
妥协之下，读研拿个文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的谋划促使周奇和身边的同学本能地选择了考研。周奇戴着眼镜，说话间隙会拿出手机不时地刷刷网页。
工科生周奇喜欢贾樟柯的电影，觉得他拍出了“摇摇欲坠的生活”。站在梦想和现实的两端，周奇如今似乎更加理解了这一句话的重量。
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达165.6万，比2011年增加14万余人，录取比例达到1∶3。面对着研考越来越高的门槛，周奇明白以自己“溃不成军”的复习，无异于以卵击石。
2012年1月5日，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随着寒流的侵袭到来。复习了四个月的周奇还是选择在这天“补觉”，睡了过去。
“除了学术帝，很多读研人都有一颗不想长大的心吧。”周奇分析自己和身边读研同学的动机，发现读研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延缓进入社会，“或者多玩两年”。
南方周末记者随机调查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两个毕业班级，读研率均超过50%。前述十余所高校的班级中，准备找工作的人则不足四分之一。
新年刚过，江芝言就收到香港一所高校的offer，对工作的忧虑结束了。她曾在实习时发现，写字楼的白领们工作“充满了重复和透支”，那些穿着正装，蓬头垢面的形象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选择了和江芝言一样的道路。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有近35万人，连续三年增幅超过24%，预计2012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将达到43万。
而对于更多社会资源匮乏的毕业生来说，“不想长大”则是一句难以出口的呐喊。比起诸多毕业生拥有的“退路”，2011年毕业就开始找工作的王佳芬走得可谓“磕磕碰碰”。直到最近工作才终于有了眉目：她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分数线，获得了面试资格。
在这寻寻觅觅一年多的时间里，王佳芬明白走入社会生存，“并不仅是一件付出努力和汗水的事情”。和她拥有相同体会的李敏，也深知“自立”的不易。在汉江边小城读完三年中专加两年高中的她发现，想要找到一份有“三险一金”的工作也是难上加难。
考研的闹剧之后，周奇和父母“讲和”，他会在明年继续考研。但是，他仍背着父母开始拍摄自己的毕业电影。“这也是最后一次玩这个东西啦。”他有些感伤地说。事实上，他又争取到一年的时间，可以不用面对就业的“腥风血雨”。
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了
“曾经的“留守儿童”王佳芬曾希望自己能通过读大学改变命运，却发现大学无非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日子接着另一个浑浑噩噩的日子。”
在周奇还在为考不考研纠结的大四上学期，江芝言曾与不少内地学生一起去台湾交流研讨。台湾同龄人的潇洒和自信，令她这个内地最好高校的学生也感到诧异。
“他们也快毕业了，但却在徒步旅行，搞乐队。”那种状态，完全不像自己身边的同学“焦急而灰暗”。让她真正羡慕的是一个同龄的女孩子，“她会每天都跟妈妈报自己的花销，并跟母亲贴脸交谈”。这是她和母亲之间从未有过的亲密。
对于江芝言来说，父亲就像一个社会。在她成长的过程里，父亲和母亲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青春期里的她开始发现家中的微妙，这些裂痕让她感到恐惧，身边的同学父母不少都离婚了。
在江芝言对父母的争吵恐惧时，王佳芬的童年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看电视，翻来覆去地看《灌篮高手》。在王佳芬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前往广州打工，她与弟弟则跟随爷爷奶奶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像王佳芬父母一样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作为较早一代的留守儿童，童年的经历形成了她孤僻冷静的性格。
上大学，对于江芝言来说是阶段性远离父母，尝试寻找自我；对王佳芬来说则是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逃离父母居住的乡村。
大学开学没多久，王佳芬的“知识天堂”幻想就被打破了。她发现不少老师第一堂课都会扛来自己写的课本售卖，课堂就变成了“签售会”，之后则是他个人作品的“朗诵会”。扩招给老师的嗓子带来了挑战，大班大教室上课，往往就是老师只顾在讲台上自说自话，声音越来越小，而学生们睡自己的。
“我不会讲这门课，不晓得他们怎么安排的。”在江芝言上课的经历中，竟然两次听到这样的开场白。老师想来就来，她也就三心二意地当了“逃课生”。
大学的多数时间，王佳芬都宅在寝室养花养草，练起了毛笔字，成绩便败落了，还挂了两门课。虽然过了补考，学校教务处还是没有将其成绩及时登入。这使得她完全没有机会去参加毕业典礼，接受拨穗的洗礼。“大家都去了，我却因为成绩没登入不能去，就像被抛弃了一样。”
大学生服务员
“找工作屡屡撞壁后，王佳芬在武汉郊外的一家乡村菜馆做服务生，包吃住1400元一个月。”
性格的慢热让王佳芬在求职中频频受挫，快餐化的面试使得她还未来得及展现自己，就被HR们pass掉了。她希望能去银行或者航空公司工作，投递的也都是这些企业。
毕业了，同学们纷纷离校，她还只能窝在同学的寝室里，投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为了去苏州面试一家银行，她问父母要了近千元前去，去了“仅仅是做完一个自我介绍”，便回来了。走到汉口火车站，手机还被偷了，她跟母亲打电话时哭了很久才平复下来。
在比较阴郁的时候，她甚至想到了自杀，那一阵子她所在的学校一连三名学生自杀。她仍要生存下去，而且要减轻父母的负担。为此她找了一份工作，在武汉郊外的一家乡村菜馆做服务生，包吃住1400元一个月。
每天她都要乘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达工作的地点。“满城挖”的武汉基本上是一个工地，等公交车趟着坑坑洼洼摇摇晃晃地到工作地点的时候，悬挂一路的她早已经精疲力竭。
让她不能理解的是老板娘的“狂浪”，这些半老徐娘很会和官员们勾勾搭搭，他们也会有意无意地蹭老板娘的臀部。顾客们颐指气使，老板娘也只能郁闷地赔笑。老板娘受气后，会把气撒到王佳芬这样的服务员身上，骂她们“苕样子，都不晓得招呼客人”。
一个月时间刚到，她就辞掉了这份兼职，带着“眼不见为净”的快意。然而，在接下来的求职面试中，她的手机再次被偷。
这次她不再打电话给母亲求援了。她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说，看我长大了。说完，还是哭了。
“毕业就结婚”
“毕业季则在同学的喜宴中慢慢地流逝着。李敏也想找一个有些家底的男孩子嫁了，将自己的负担分割一些出去。”
周奇觉得自己的人生，如同孙悟空般完成了“从反叛到归顺”的过程，《西游记》一书他曾读过16遍。信奉“棍棒教育”的父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个工程师，不允许有差池。初中时，他和朋友到游戏室玩，被父亲逮到后，都会被一脚踢出。
曾经，周奇也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工程师，直到高中时他看到《三峡好人》时，他完全地被导演叙述的故事所折服，他想要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然后，在父亲的重压之下，他高考时并没有填报北影的导演系，而是报考了当时热门的电气专业。
进入大学，逃开了父亲的视线，他便开始沉迷于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家人对此，完全抱着鄙弃的态度，他仅仅是自得其乐。如今，面对着就业的压力，父亲要求他“迷途知返”坚持专业。“反现状的人，终究要成为现状的一部分。”
周奇将《毕业戏》定为自己的收山之作，纪念自己的一塌糊涂的青春，从此以后他会忘记自己的导演梦想，回到工程师的道路。“毕竟现实意味着钱，没钱是活不下去的。”他会这样地安慰着自己。
“现在我们还分得清是非，未来就分不清了。”王佳芬始终记得工作的朋友送给自己的这一句话。但她觉得在是非烦扰之前，生存下去毕竟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年多的困顿使得她放下自己一直以来对公务员职业的偏见，下定决心报考，“偏往虎山行”。
为了通过面试，她不惜血本参加了培训机构开设的面试培训班，对于即将到来的面试志在必得。虽然只有短短几堂课，培训费却花去了四千多元。
李敏的毕业季则在同学的喜宴中慢慢地流逝着。和她一样出生于1990年的同学，之前还烫着爆炸头戴着耳钉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已经成为了“毕业就结婚”的践行者。她并不觉得这都是爱情，不过是找不到工作，无事可做“只能结婚罢了”。
想到身上的千百种负担，李敏也想找一个有些家底的男孩子嫁了，将自己的负担分割一些出去。瘦小的李敏有着精致的五官，这是她几乎最大的资本，学会化妆的她黑色的眼影衬出大眼睛，寒冬腊月也仅仅只穿着丝袜。
张扬自我的90后毕业生们或许已然发现，在他们迎向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时，可供他们挑拣的余地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们还不能想清楚，便已经被逼仄的现实捕获。不想长大不再被提及，藏在背后的纯然也将渐渐隐没。
临近去往上海面试的日子了，王佳芬开始和好朋友模拟面试题目问答，以期面试表现更从容。
“如果你撞见你的上司正在收受别人的贿赂，你该怎么办？”好友问。
“标准答案应该是‘先退出来，然后向上级或纪委监察机关汇报’吧。”
“鬼才管这样的闲事嘞。”看到好友点了点头，她报以单纯的一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90后”物语：小清新、卖萌、天然呆
不受约束的一代人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陈伟的眼里，70后、80后读大学时，他们的父辈尚未完成原始财富积累，谁贫谁富不大明显；而90后进入大学时，有很多已是“衔着金汤匙长大的官富二代”了。
如今，常有学生开着宝马车上学，而他骑的是5年前花1000元买的自行车。
优渥生活带来的也并非全是坏事。在北大教师胡续冬看来，生长于互联网、优渥家庭与全球化浪潮中的90后，能更自由地穿梭于东方与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更善于利用技术，也更有“怪异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一门文化通选课，胡续冬给学生布置了一道介绍巴西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作业。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名学生竟交了一篇“穿越式的报告”：若干年后，李白转世投胎，流落巴西，以唐人的眼光及古文的文风，对异域的南美风物作了别样的剖析。
与富足生活、高速网络相伴而生的，是90后一代的自我意识的崛起。他们更加自我，也更加开放而开明。
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家超市里，十余种不同品牌的盒装避孕套，摆在了收银台旁一米，伸手可取。该校一名研究生吴达说，四五年前，避孕套还不会那么显眼，关于性的话题及讨论，“也不会像今天那样被摆上台面”。
活在手机与网络里
自90后步入大学，在一所大学里以缝补衣服为业的朱永芳，感觉工作“更有挑战性了”：装饰物越来越多，缝补更加困难；布料从单一的棉布、牛仔布，悄然增加了羊绒、皮衣；就连店里所用的丝线，也从前几年的10余种颜色，飙升到了现在的130余种颜色。
同在校园修鞋的丈夫，也极少再修补那些破损的球鞋及运动鞋。如今他店里的鞋架上，摆满的都是低帮长筒、款式各异的高跟鞋。
90后也将许多人抛在了身后。在武汉，像“小宋CD店”这样专卖打口碟的地方，全城也只有3家了。店主小宋很无奈——生于网络化浪潮中的90后，早已对打口碟这种十年前曾盛极一时的事物陌生而疏远。如今，小店仅靠200个左右的回头客艰难支撑，都是些“慢慢有肚腩也开始老了”的80后、70后。
偶尔有个卖萌打扮的90后小朋友误撞进来，都会惊呼：“哇，CD店，好复古呀！”
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的辅导员，郑琳也觉得“懂网络、懂技术”，才能与学生沟通。如今，他用微信或飞信群发班级信息，用咆哮体、火星文写公告，还学会了在人人网、微博上抓翘课、熬夜的学生。
他不得不哀叹自己的落伍：“这帮小朋友，就像只活在手机和网络里。”
爱自拍、爱卖萌
武汉大学旁的电脑城里，店主王博林开店快7年了。在他眼里，伴随着90后踏入校园，店里所卖的东西愈发“幼齿化”，并成为商务系、家用系之外的另一大派别：“卖萌系”——笔记本外壳要七彩的，粉色、红色的特别好卖；U盘做成小浣熊、小海豚、Hello Kitty，要比傻呆呆的长方体更受欢迎；摄像头的像素最高都到1200万了，“这样更方便自拍”。
2011年年底，胡续冬被派去审阅北大自主招生的自荐材料。前些年，他还看不出谁是官家孩子，父母单位顶多写个神秘的门牌号码，职务就填个公务员。
如今，这批“爱炫耀”的90后全然不同了：有个娃的父亲工作单位是××市委，职务是“市委书记”；母亲的工作单位则是××房地产开发公司，职务是“董事长”。他感觉顿时被亮瞎了眼。
胡续冬挖掘出的另一大动向是：许多娃儿商量好一样，纷纷往材料里塞了一堆自拍照，一个赛一个娇媚，不是Cosplay服就是葱绿的包臀小长衫，下身则是带流苏的紧身裤或短裙，小身板后还摆着个硕大无比的“爱”字……
胡续冬觉察到：这批看着卡通、玩着QQ秀、听着绵羊音的90后，行为模式与思维特征也愈发“动漫化”、“小清新化”。相伴而生的，是“萌文化”、“宅文化”、“腐文化”等各种奇异之风刮进高校。
有时候批改作业，胡续冬发觉学生们会出现“语体混淆”的情况：一大段正经严肃的论述之后，会加入“怪蜀黍”、“草泥马”、“默默飘过”之类的网络词汇，或是画上几个小猫咪举爪、抹泪的表情。
而在学期末的论文里，居然有三十多个孩子在附件里加上坐在第一排、摆着剪刀手的“卖萌自拍照”，向他宣称：“我是整个学期都坐在第一排的好孩子！”“胡老师你一定要给我高分喔！”
武汉大学旁的百草园书店里，店主王国林正在感叹“顾客的变化”。作为热爱阅读的80后，他常会感叹：如今这批90后大学生，阅读的趣味愈发轻质化、清新化。开店一年多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本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因为有近700页，从没人翻过；至今最受欢迎的一本书是《小王子》，一共卖了248本。
书店旁的一家文具店，近200种不同图案的笔记本摆满了一面墙。店员林晓芳说，这四五年来，单色笔记本卖不动，得弄出花样来：小清新系列，三叶草田园碎花啥的；动漫系列，海贼王、银魂之类；非主流系列，比如古怪涂鸦……
林晓芳还注意到：内页是没格子的笔记本，要比有格子的卖得更好，销量相差2倍左右。她说这是因为90后“爱乱画，爱涂鸦，不喜欢受约束”。
烦恼与忧愁
90后很欢乐？华中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指导老师章劲元却是担忧的一个。自2006年起每天都会约8名大学生访谈。近年来，他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在经济浪潮的助推下，90后的孩子们在享受父母所提供的优渥生活之时，也丧失了抗拒父母意志的能力，变得愈发脆弱与柔弱。
章劲元记得不久前的一天，接到一名母亲打来的电话，帮儿子约心理咨询。这个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如果不把衣服放在床沿，就不起床。章尝试着让男孩去反思：“假如有天你父母不在了，怎么办？”
男孩的回答让他无语凝噎：“那我死了算了。”
父辈一代对90后的影响，细微而又明显。在学生们聊天厮混的日子里，胡续冬发觉90后们，对“家庭出身”这一问题特别敏感。比如常会谈起“某某家老爸是煤老板”、“某某家是哪个行业的老大”之类的问题。交友时，也常是“抱团式交往”：穷孩子和穷孩子玩，富二代和富二代玩。
同样的，胡续冬还发觉，这帮90后的“小萝莉”和“小正太”，虽然有着“天然呆”、“小清新”的外表，谈起人生理想时却极为简洁、清晰——往往都是“世界500强”、“美国东海岸某所名校”、“年薪××万”等极为精确的目标。
陈伟认为，这是如今社会完成阶级分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后，一代年轻人所培养的生存本能。“他们或许爱卖萌，或许天然呆，但生存压力并不小，有钱的要忙拼爹，没钱的要去拼搏。他们总要长大，也正在长大。”
在武汉豆瓣书店，店长陶志臣同样悄然发觉了顾客们的心事。这家书店曾是武汉文青的“心头爱”，只卖严肃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书籍。而如今，近年来生意难做。他曾问过隔壁以卖教材和各种辅导书为主的书店老板，仅开学那一个多月的利润就有近二十万。
而豆瓣书店则相形见绌，一天营收多则不到千元。“90后的大学生们，精力多数都在考证考级上。”
保研战：“涉及生存，一切都是可笑的”
买论文、勾心斗角、走关系。一群未脱稚气的“90后”大学生，试图通过保研暂离大世界的纷乱复杂，却猝不及防地一头扎进了小社会的暗潮汹涌。在他们步入社会之前，保研战争，成了他们提前参与的一场厚黑演习。
2012年2月25日广州大学城招聘会，一名“90后”毕业生坐在HR面前，显露出紧张迷茫的神情。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为了逃离的战斗
21岁的林雨舒，将保研视为一场“鸵鸟式的抗争”。
这个北京某工科大学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大四女生记得，人生的败退始于两年前的一次实习。那时刚读大三的她，走进了华为北京研究所。正是中午，一百多个面容倦怠的人，躺在一张张低矮逼仄的床垫上午睡。时钟敲过两点，人们缓慢爬起，无声地坐到电脑前，默然敲击键盘。滴滴答答的声音，“像冰窖里的融水”。
那一瞬间，林雨舒看着那些恍惚却焦躁的人，第一次预知了自己的可怜。两年后，如果幸运，她会在这里如蝼蚁一般忙碌；如果不幸，她会被分配到某个铁路局，在某个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小山村里，保障一堆冷冰冰的机械设备能日复一日地按规定程序运作。
喜欢动漫电影、武侠小说的林雨舒，难以想象自己将会活得像个机器人。她对社会一无所知，仅有的实践经历依次为：在超市做过7天促销员，站得腰都断了却卖不出几瓶果汁；在某个国际会议做引导员，任务是把嘉宾从A点带到B点；在校科技处做统计员，计算学校那一坨硕博论文被多少核心期刊引用。
除了对电路、信号、系统的熟稔，这个90后女生再无其他生存技能。
最终，林雨舒选择了保研。她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以后就业多些选择，“就算做机器人，也得做个高级高薪的全自动机器人吧”；第二，先避避风头再说，“外面太兵荒马乱了”。
将保研视作驿站的不止林雨舒一人。华中某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林婷，第一次实习采访就被“打回了原形”。对方瞟了瞟背着书包、戴着眼镜的她，不屑地说：“你还是学生吧？”随后一挥手把她赶出了房间。章婷决定多读三年书，“得把自己养得再成熟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四学生潘捷的理由则简洁精确：她想做证劵研究员，入职两年后要挣到200万年薪，而这个行业只接受研究生以上文凭。“我现在工作只能算裸奔。”
目前国内高校的保研评比，学习成绩占总分比例最高，一般为80%。但保研者们会发觉：将大学4年的成绩加在一起加权平均后，相邻竞争者之间的差距不会超过零点几分。于是，学术论文、科研竞赛、学生工作等加分项目，成了保研的主要战场。
黑屋子
内心混杂着胆怯、骄傲与对安逸的留恋，这群年轻人走上了保研之路。他们原以为这是条坦途，却迎头撞上现实：已相对公平的保研体制中，仍存在着众多缝隙。金钱赎买、权力寻租、勾心斗角——成人世界里的所有游戏，都在制度的裂纹中生长。
买论文成为首选。山东大学法学院的李明至今很愤怒：多年来一直排名倒数的同学胡某，在大三时花了近万元，一下子发了6篇论文，最终赚取了20分的发展分（专业成绩外的加分），实现了“保研大逃亡”。在华中科技大学，一名新闻系学生在一年内发表9篇核心期刊论文，也成为人尽皆知的“传奇”。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生张林发现，一篇论钱穆史学思想的期刊论文，同学刘某是第一作者，其父为第二作者，其母为第三作者。“从没见过一家三口齐上阵发论文的，或许这样3个人都可以得利吧。”
走关系则更加便捷。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在批改保研笔试试卷时，常会遇到某领导走来，指着一张试卷说：“给这个卷子加20分。”陈伟一般都会拒绝，他自觉打分已足够宽松，“但总不会只有我一人阅卷”。
李明在参加某大学保研的笔试时，一名同学在开考半小时后才姗姗来迟，监考老师直接给了他另一套卷子，说让他安心补考，“不着急”。俩人明显熟悉，李明顿时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
从小到大都是乖乖女的林雨舒也陷入了麻烦。一次对保研至关重要的奖学金评比中，室友A与室友B争斗决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林雨舒常常听完室友A对室友B吐槽，又得紧接着听室友B造室友A的谣。面对着为保研你争我夺的两人，她都得微笑相对，点头附和，“这样才不会对自己的保研产生影响”。
林雨舒内心那丝对友情的脆弱期望，都被骚乱猜疑给碾碎磨平了。她只能守着仅有的一点原则，靠着第3名的好成绩保研。“大家都在一个黑屋子里。只是我比较清醒而已。”她并不开心：“这不代表我有一天不会昏睡过去。”
宣战者与顺从者
“成绩排名倒数，一样也能保研；穷学生代写论文，300块一篇；富学生保研后，一节课不上……”目睹保研的种种乱象，正读大三的张林再也Hold不住了。他给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痛斥保研制度，并提出了“白玩白，黑玩黑”的改革方案——“成绩好和成绩差的分开保研，让拼实力的拼实力，拼爹的去拼爹”。
上书的结果是“被会商”。学校领导将张林请去，很客气地告诉他：这样的行为“不利于团结”。
从教7年的青年教师陈伟则将矛头直指学生会。2011年10月，他发表博文《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称高校团委及学生会已成藏污纳垢之地。陈伟的愤怒在于：如今的学生会垄断了太多的保研名额，国际政治经济系一位成绩优秀的同学，便被某学生干部挤下，无缘保研。而某一届保研学生五六人中，校学生会主席、院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均名列其中。
陈伟的言论并未触怒学校，却惹恼了学生，特别是视学生会为利益所在的学生干部。数月来陈伟收到了多份邮件，斥责其对学生会的批评“不着调”，并称要他“小心些”。
邓欣宇是北京市某985高校经济学院学生会主席。2011年6月的某个下午，她提前看到了院里公布的第一批保研录取名单，并惊诧地发现：年级排名第6的同学廖园，被原先排名第7的同学吴某给挤掉了。邓欣宇仔细看了加分明细，发觉吴某违反了学院规则——3篇论文不能累计加分，他却每篇都拿到了0.5分。
这位负责的学生干部找到老师，却得到了一个让她难受的回答：“规则都是人定的，不要管闲事。”当她告知当事者，廖园竟也选择了忍气吞声，理由很简单——害怕得罪学院，“连第二批保研也上不了”。
邓欣宇懂了：“没必要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就是游戏规则，面对利益，每个人都选择自保。大家没什么可抱怨的。”华中某科技大学22岁的毕业生林婷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父辈的印记
倘若时针倒回，林雨舒不会选择保研，甚至不会去读枯燥的自动化系。“这一切就是个错误”。
大二上学期时，犹豫许久，这个从小喜欢文学、漫画的女生打电话回家，小心地询问父母是否可以转专业。她想去读动画系。电话那头，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答：“你成绩好，要去保研，以后好混国企。”
林雨舒的父亲也曾有文学梦，报考过中文系，甚至是因借书与妻子相识。然而如同众多90后的父辈一般，这一对夫妻消磨过了经济高速发展、理想日渐边缘的20年，“信仰对他们是奢侈的”。
父亲成为了某工厂的一名工会主席，每日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劝人守本分”。林雨舒会被送去读自动化，也是因为父亲羡慕读同样专业、在国家航天局工作的舅舅“赚得多”。
这个乖巧却叛逆的女生发觉多年以来所受的实用主义教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脑子里，让这一代年轻人丢掉了反思和抗争的能力，成为一个缺少信仰的时代所牺牲的人。“只要涉及生存，一切都是可笑的。”
最终，林雨舒无声且顺从地选择了保研，并一步步向着父母所期望的“混国企”的目标而努力。但她从骨子里害怕变成一个“浅陋粗鄙的妇人，除了抱怨算计，不再有想象”。
沈燕妮是林婷所在班级的班长。在她的记忆里，这个班级曾是团结的小集体，过去每当有人生日，同学们都会等到零点，在班级QQ群里排队送上祝福。然而经过“保研一战”，大家似乎洞察了彼此心中隐秘的欲望与压力，心照不宣地选择了疏远与陌生。
QQ群已经1个多月没有响了，大家各自投入了找工作、出国、实习的混乱中，沈燕妮觉得这个最初温暖的班级，已经“碎成了一地冰渣子”。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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