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左翼21於2011年12月30日舉行的有關烏坎事件討論會的討論會內部摘錄。
記錄：aijin、揚清、sally
編輯：揚清
講者︰張潔平（陽光時務記者）、葉寶琳 (土地正義聯盟)、林致良 (左翼廿一成員)
一、 張潔平（介紹烏坎起事全過程）
烏坎，相比在中國大陸採訪的其他村莊，這是特別的經驗，他不是一個典型案例，但是從這個村莊可以分析中國村莊如何進行社會運動。
土地被佔上訪無門
烏坎的抗爭要上溯到2009年，2000多畝土地被公司強佔，從4月份開始，上訪了11次，去了14個部門，沒有結果，到2011年9月才發起了大規模的遊行。中國很多村莊會面臨很多相似的問題，被開發商和村委會強佔土地。
濃厚宗族傳統趨生自治組織
9月21日，第一次集體上訪，烏坎村民第一次3000-4000人的上訪(遊行)後。 由於烏坎處於潮汕地區，那裡宗族傳統很厲害，原來執政了41年的村委會官員因當地宗族反對而出逃，村委會不復存在。
由於第一次集體上訪當天幾十個村民被打了之後，有村民提出要和上面談。 9月24日，有個人就拿個喇叭出來喊，誰願意和他去市里和領導談，零零散散聚了14個人，和市領導談，市領導也覺得好，市裡面承認了他們的方式，但市里只說會調查，也沒有其他措施。
從喇叭吆喝到推選理事會
村民覺得這14人不是民選出來的，只是喇叭吆喝出來的。所以在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主持下進行了以宗族代表為主的選舉[1]，間選出13人作為理事會的領導核心。
9月到11月大致和平，期間理事會主要做了:
- 收集村裡征地賣地的證據，在宣傳欄把所有證據都列印公佈
- 進行了募款，前前後後捐了10萬塊，捐款明細都寫在了村委會門口。
- 買了一台攝像機，還有一台電腦，以供青年人做記錄，採訪和對外發佈消息
- 買了三十多台對講機給核心成員，維護組織安全，基本上，設置了三條通道，最高是林祖欒，與90後的張建新單線聯繫，組織非常嚴密。
轉折點：薛錦波之死
薛錦波疑受虐致死令恐懼的村莊團結起來，不想讓更多人被抓。此後，不但武警設了路障，村民也設了路障防武警，旁邊有身體力壯的村民盤問來往人等，遇事會敲響銅鑼讓黑名單上的人可以立刻轉移。 村民帶著張潔平等人走幾十年沒人走的小路，途中有深溝和陷阱，村民24小時自願把守。
村中團結形成博弈局面
張認為如果共產黨想抓人的話，不可能抓不到。但是村民認為，當局來的人少就出不了我們這個村，人多就會和村民有衝突。這就形成一個博弈的局面，這在底層抗爭裡面很少見，組織性好到可以獲得一個博弈的空間，一至兩星期間，警民相安無事，成對峙狀態。
事件引起了國際記者的注意，由此引起了省政府的關注，最終省裡派調查組，和村民代表談，答應了村民代表的要求。最終和省裡談判，村民的三個訴求裡面沒有和土地有關。這是因為林老先生認為，土地問題不用談，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有結果的。
運動中的跨世代合作
烏坎事件中老年、中年、青年三代的結合：
- 青年人-張建新等，這幾個80後、90後，控制所有微博、攝像機、QQ，博客，對講機，就像一個新聞發佈中心。他們每天輪流在網上看到政府的報導，如果發現官方報導不一樣，他們會有所行動。電腦前有年輕人整日輪流值班，不斷發微博。
- 中年人是理事會主打的群體，他們基本上可以團結最大多數的宗族力量，傳統的勢力可以靠這些中年人整合
- 最上層，林祖欒，倍受尊敬的老者，很多標語，如“守土問責，反對獨裁”都是他的主意，他是精神領袖，他知道抗爭的技巧和邊界，不會讓大家做沒有成果的事情，他控制著抗爭的節奏
第一提問環節要點（整合自張潔平的回應）：
1 經濟改革後村委會高層瓜分利益
按照憲法，中國的村莊是民選自治的，只是90年代經濟開放之後，大量的村委會主任和書記，他們伴隨著經濟開發，跟土地糾紛相關，成為了瓜分土地利益的群體。
2 宗族傳統加強是次運動的組織性
張認為這些村為什麼可以組織這麼好，是因為他們的宗族本來就有組織，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的理事會，管自己的紅白喜事，這個傳統一直都有。這樣的組織在以前的日子裡凝聚了村莊的精英人群，組織不是從一個零散的個體突然形成的，是過去就有的。正如以前的宗教活動也是這樣做，以前捐款的人都會放到版上，村裡的記事都是那樣來的。
3 傳統農村的產業變化
生產的話，90年代開始，不種地，93年地開始陸陸續續被賣，中年人和青壯年去外面做生意，做生意多，在順德、佛山、廣州，做物流和服裝，不種地，剩下的老人，會出去打漁，生產模式主要靠這個，挺富有的。
4 青年團扮演對外的重要角色
在村莊正式起事之後，烏坎熱線青年團扮演了把抗爭向外傳播的一個重要角色。 他們以QQ群作為動員和向外宣傳的手段[2]。
5 村民反貪官不反中央
村民真心覺得是共產黨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張潔平引述她採訪的一個年輕參與者的父親,那父親相信中央想人民過上小康生活，只是地方政府欺上瞞下[3]
6 香港的角色：中國的窗口
香港媒體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事件前期是靠香港媒體傳出來，然後讓中國會翻牆的人和世界知道。，這對中國來說，就是難得的視窗。而很多香港NGO對內地基層和草根的NGO進行培訓，公民社會的養成，需要時間，需要有經驗的人教他們，社會運動的經驗要學習，這是香港寶貴的地方。
二、葉寶琳（從冼村和烏坎看基層組織不民主的問題）
葉寶琳是土地正義聯盟成員,也是獨立媒體的民間記者，年初她與幾位民間記者上去廣州的冼村（位於天河區）就他們的拆遷問題進行採訪。
葉認為烏坎反映兩個問題：
（１）城市土地商品化的問題，尤其是土地遭地方官員強賣的問題
（２）基層組織（底層政府機構）不民主的問題。烏坎事件不是特例，如2005太石村也有發生過類似抗爭事件
城市邊界延伸導致城中村出現
改革開放後，城市的範圍擴大，令本來很多是農村的地方因為城市化變成了城市，變成了高樓大廈包圍農村土地的現象。 形成烏坎和冼村這類受豪宅／高樓大廈包圍而內部相對殘舊的城中村。
市容改造增加拆遷壓力
亞運前廣州當局大規模進行市容改造工程，如粉飾建築物的外牆和對一些建築物進行拆遷。 廣州和香港政府一樣追求一些名銜，例如香港自稱” Asia’s World City”,廣州政府也聲稱要建設＂現代化宜居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因此進行除三舊運動（舊城鎮、舊廠房、舊村莊）,增加拆遷城中村的壓力，冼村在亞運期間也外有圍板，內部卻正在進行拆遷。
基層不民主引發抗爭
冼村自1988年成為股份制村公司，村委卻拒絕公開帳目，自己卻住進賣出土地上所建的豪宅，故此村民要求公平選舉，反對拆遷，也建立了自己自治組織（如清潔隊）。卻遭到政府所派的流氓滋擾（斷開電源／拆走渠蓋／嘔打村民）。
因此，葉認為應重新思考基層選舉的問題，尤其現今在村委組織中賣官賄選嚴重，村務不公開，偏偏這類不起眼的組織卻佔有了大量的資源。香港都有同樣問題，村代表選舉比起立法會議員握有更多的資源和權力，在這個條件底下，如何保證基層選舉的廉潔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烏坎的民主組織較為成熟
葉最後對比冼村和烏坎例子，認為烏坎的民主組織較為成熟，但對他們依然離不開擁護中共的主軸，這是否正確／值得要再深思。
三、林致良（談烏坎抗爭的意義）
林致良表示其發言不能代表左翼21的意見， 他在討論會集中談這次抗爭的意義。
土地鬥爭反映利益分配不平等
林認為近年很多土地鬥爭都是由於土地私賣， 官員貪污所引起。 類似烏坎的反征地抗爭早有先例， 如二零零五年的汕尾和太石村事件。但如果只是從民主反專制去理解這些事件， 可能不够全面， 更要瞭解當中涉及的利益關係。
林引述瞭望雜志指從當前土地增填的收益分配， 農民收益只是5%-10%， 當地政府20-30%， 開發商40-50%[4] ， 由于這些利益的促使地方政府主動充當開發商的保護者。 65%的農村抗爭都是圍繞這些土地相關的抗爭的，如烏坎村事件的引發點也是貪官變賣農地、非農地給地産商發展商。烏坎村不只是官民衝突。 事實的全部是地方官與地産商勾結， 所以我們不能單單批評官僚而放過發展商。
自由主義視點的局限性
林認為有不少局限性，例2005年汕尾的村民抗爭， 有不少自由主義民主人士去支持鬥爭和反對軍警鎮壓。 但他們的分析是貪官引起民怨， 而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原則上卻不反對[5]。
經濟抗爭常為政治抗爭的前奏
2011年有很多的國際大事都是由民生問題引發反專制鬥爭， 年頭有茉莉花革命， 下半年在歐美有群衆抗爭， 占領華爾街運動，十月我們見到有烏坎村的抗爭。 這些抗爭客觀上都是扺制資本的自由化。
林認為這些圍繞工人福利和民生的抗爭，雖不是直接要求政制民主或者更換政權，但未來會漸漸邁向民主抗爭， 因此我們應該要及時總結。
羅莎盧森堡分析經濟抗爭和政治抗爭的關係，前者可以最終發展成爲政治變革。正如埃及的例子就是先有罷工再擴展至今年年初全國要穆巴拉克下臺。俄國1905年革命也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19世紀末開始， 首都重鎮未見騷動，始發點是周邊村鎮，首先在南俄城市有遍地的工人鬥爭， 最後蔓延至全國有一個總爆發， 群衆請願，全民罷工，推翻沙皇。
慎防成爲官僚派系鬥爭的棋子
我們要支援烏坎的抗爭， 但要慎防成爲中共派系鬥爭的棋子。尤其汪洋和薄熙來的權鬥，網上有言論指烏坎是廣東模式失敗的例子，放任資本過份自由， 犧牲了工人和農民。薄熙來主政重慶， 打擊黑社會， 唱紅歌， 高舉共産黨的旗幟， 于是有人吹捧重慶模式而貶低廣東模式。而實際上兩地都各有優劣， 我們要留意， 重慶模式不等于共産主義模式。不要忘記，薄熙來10年前當遼寧省委書記時，就在任內鎮壓遼陽市鐵合金國企工廠的請願下崗工人，並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重判工人領袖蕭雲良等。這種人難道會是人民的真正朋友？！
總而言之，我們作爲左翼，需要反專制和反資本主義，但要做到這點，前提是要堅持獨立的立場，不要靠攏官僚任何一派，强國派，或部份崇毛派，要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
第二提問環節摘錄：
林致良: 剛才有朋友指出烏坎村的村民想賣地賺錢， 我們不能否定部份村民有這種意願， 而這個意願是否符合他們的利益， 是否大部分村民都有這個意願， 即使村民都有這個意願， 私有化是否他們真正幸福的出路呢。俄國就是一個好好的例子， 20年前的俄羅斯就派私有券給人民， 然後人民由於生活壓力又再變賣出去， 最後逐漸形成企業壟斷。
台下發言: 我們在香港可以分析和支持這些抗爭， 這些烏坎事件和本田的工人抗爭都是有組織化的鬥爭， 我相信在中國會愈來愈多， 像今年的深圳罷工要求組工會都好多， 網絡平臺和有心的媒體的支持都很重要…談到資本主義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孤立烏坎事件於周邊發生的事件和歷史發展, 如能源發展和工業轉移 以致三十年來廣東省的資本累積。 起初農民在征地可以分到好多錢， 現在農民可以分到的利益就少很多， 現在正是時機發展基層民主。
總結：超越界綫之內的民主（葉寶琳）：
不需要對於抗爭主體有浪漫化的想像， 不需要想像烏坎村的村民會衝擊政權。他們主要想爭取程序的公義， 至於問到他們取回土地有什麽用途， 他們都未想得很清楚。他們看到城市化的發展， 希望獲得平等利益， 這個也是一個進步的訴求，我們要支持村民爭取程序公義， 同時不要把我們的意願加諸他們身上。
以香港做例子，規劃過程中缺乏民衆的參與， 你要申請改變土地用途要經過城規會， 但城規會運作不透明，而且不是民主産生。 她認為土地規劃需要民主化， 但政府依賴賣地賺錢， 而且從徵地糾紛逐漸退出。現在主要是由私人發展商勾結地主徵地， 而市區則市建局在市區收地。我們自己應反思如何超越界綫之內的民主。(編按：她的意思應是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化內外，也應爭取土地規劃的民主化。)
（完）
[1]是次選舉選出了13個代表，47個姓氏，每個出1-5個代表，117個人代表，有投票權，從117個人選出38個，再選出13個人。經過了村裡的長者，及主持祭祀的老人的全程的檢票。薛錦波得票第四名。而拿喇叭的那個人得到了最高票。
[2]他們是2009年開始成立的QQ群，起因是某一天出現了一張傳單，滿街都是，說村裡地被賣，有詳細的數目及錢數，村民才知道土地被賣了，署名是愛國者一號，QQ號，村裡就開始加這個QQ號，成立了熱血青年團的QQ群，一共有600多個年輕人，從09年到11年的上訪，都是他們線上上討論出來。
[3]張潔平: “我採訪的一個1983年出生的年輕人，當時採訪他時還沒有抓，我去採訪的時候，問他爸爸是否擔心兒子，他爸說不擔心，老子90年代就開始造反，他爸爸拍著兒子肩膀說，只要有共產黨在就不會有危險，非常認真的。我天天在家看新聞，胡和溫天天講要讓大家過上小康生活，新聞裡報了，我相信這是真的，是地方政府欺上瞞下。他們是認真打出，中央救救烏坎，只要中央能看到。”
[4] 「從當前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看，只有20%到30%留在鄉以下，其中農民的補償款占5%到10%；地方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開發商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頭，占40%到50%。正是在自身利益的驅動下，有些地方政府主動充當房地產商的保護者，而不是堅定地執行中央政府的調控政策，積極擠壓房地產泡沫。」－李軍傑（國務院法改委）《土地調控需要制度改革》，中國《瞭望新聞週刊》，2007年第五期
[5] 丁子霖、劉曉波、余杰等十四位中國知識分子在２００５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發表公開信，針對汕尾事件表示﹕「群體維權事件導致惡性的官民衝突，根本原因是二十多年的跛足改革導致政體改革的嚴重滯後。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和危機處理方式，仍然沿襲專制主義時代的模式，還沒有根本的改變。」即是說，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只是政改滯後，政府干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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