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1-2-2012
如何解構近日香港人與內地人日益緊張的關係？
D&G涉嫌歧視本地人事件、內地旅客港鐵上進食引發兩地網民罵戰及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的辱人狂言，都只是表象而已。深層矛盾是港人民情深處感到香港正被內地人「買起」（買樓、買奶粉等）、攻陷。香港婦女上街抗議內地孕婦「迫爆」本地產房，並引發有關「雙非」父母來港所生子女居港權的爭議。
新興的「內地因素」
正如我一年前在本欄（2011年2月9日）指出：香港愈是與內地加強融合，則本地市場愈來愈不再「本土」，而成為全國性的市場。這既為香港帶來以前不可想像的生意和經濟利益；但當香港迅速成為全國的一個旅遊、購物、消費、教育、醫療及 投資的中心點時，就算是內地冒起的龐大購買力中的一個微小百分點，已足以左右、主導甚或扭曲本地的市場。這是中國式規模經濟的駭人之處！香港似乎並未就此 「融合之痛」作好準備。誠然，香港不可能走回頭路，以為可像九七前般與內地保持分隔、限制跨境經濟活動，但是新興的「內地因素」，卻不能不令我們重新思考 公共政策的對應和「兩制」的新關係。
近期矛盾，不止屬於經濟利益或文化上的衝突，更源自上世紀80年代原來關於「兩制」的構思已落後於過去10年兩地經濟及社會冒起的新現實形勢。
二 戰後歷史上的香港身分，不單建基於與內地的差異，也同時展示其相對於內地發展滯後的優越感——即經濟成就、自由、法治、管治效率及政治包容。回歸 前，差不多整個社會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確保「兩制」的分立，極少深入探討回歸後共處「一國」所可能帶來的政治生態轉變。九七前途談判時，港人怕失去「香 港」，但當時中國內地卻嚮往香港，視為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典範，所以強調一切不變。鄧小平且鼓吹多建幾個「香港」，使香港成為先進的符號、國家的驕傲所在。所以儘管在中英談判及回歸過程中港人常有政治侏儒之感，但是在經濟文化上仍能獨領風騷，超越內地。是這樣的身分不平衡而引致一定程度上的回歸之痛。
以往優勢似在急速退減
料 不到回歸10多年後，鐘擺逆轉，中國內地崛起，成為世界次強經濟體系，在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部分內地人（特別是城市新中產階級） 富起來，新暴富人數也劇增，當中出現不再看得起香港的，也有不再視香港為典範的，寧可直接向西方先進取經，或認為已掌握國際規範。時移世易，今天香港身分 扭曲往另一端走，以往的優勢似在急速退減。
經 濟上，奇蹟泡沫爆破，以前是追英趕美，現在則擔心被上海深圳超越。以前是經濟巨人，現今似靠內地經濟支援。雖然實情並非如此簡化，香港的基本條件 及制度基建仍甚優秀，可是在論述上卻日益為內地所看扁，形成內地人口中「救香港」的說法。在國家富起來後，一些內地人忘記當年香港如何支援內地開放改革， 年輕一輩更不明白九七回歸協議的歷史底蘊，質疑為何香港享有特殊地位。個別內地官員學者更時而懷疑港人的愛國心和國民身分認同。
經 濟緩進、內部政治困局與缺乏長遠願景，逐漸令港人陷入自怨自艾、自信心動搖。部分港人（包括年輕一代）看不到前景出路，只感到經濟民生失去保障， 便懷緬經美化的九七前香港光輝以平衡心理，這是防衛性的本土主義。悲觀滋長悲情，失望產生自困，不安全感助長日益蔓延的反內地人情緒 （什麼「蝗蟲」論）。
國家認同與本土身分 無必然對立
但 是，只是埋怨內地人造成今天香港之困局既不盡公道，也解痩不了香港身分的危機。現在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歐盟）皆欲發展中國大陸市 場，香港既近水樓台，豈有不充分利用地緣優勢、加強與內地經濟合作的道理？中國崛起應提供香港在21世紀擴大發展的平台，而非窒息其命運的緊束衣。香港仍 享既有制度優勢——法治、高效、廉潔、自由、專業精神等，故港人不用妄自菲薄。「邊緣化」之憂，其實源自香港未有踰越昔日「城邦國」（city state）之迷思，未能定位於「香港在中國」（故中國愈發展、香港愈重要）的新戰略視野。
國家認同與本土身分，無必然對立，兩地中國人均應擁抱兼容性 （inclusive）的國民意識。同樣，國族身分也不應妨礙全球化下共同關心環境可持續及全人類福祉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意識。
香 港的身分危機須靠經濟再造、政治改革及文化價值自我肯定去化解。尋找香港身分的同時，港人也在尋找其相應的國民身分。香港與內地的利益應可共融， 香港的存在既為港人，也為國家。今後的香港優勢，不能靠重複過去，而必須立足於作為中國的國際化都會，對中國發展起到作用才能也為香港的發展注入不斷之新 活力。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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