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9 June 2012

中国经济的哲学陷阱

谈起经济和经济问题,文章、论点可谓“罄竹难书”。对于经济问题,很多人试图经济本身规律自圆其说,少部分人加入地缘政治、军事等因素,但是很少人从文明、哲学的角度思考在不同文明或哲学体系下的演绎模式。
对于两大文明体系-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儒家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出自地中海小国城邦体系,讲究契约和妥协,社会管理结构来自自下而上的选举;而东方儒家文明更从治理大洪水汲取经验,讲究管制和服从,社会管理结构来自至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家天下的《周礼》就是其精髓所在。
相对西方文明,东方文明这个体系运行条件苛刻,要求作为各级管理者-家长要有足够的能力、道德权威及对自我的约束才能保证这个体系良好运转;显然这是不可能,周王朝运转到春秋时期,已经权威全无,下克上成为普遍现象,道德沦丧,有鉴于此,儒家思想应时而出。孔子的儒家思想精髓是“克己复礼”,通过上位者自身的克制达到恢复“周礼”(秩序),从而实现理想国。当然这是不现实的,统治者没有给自己加套的动力和意愿。后续儒家思想更被狗尾续貂,董仲舒进一步把“儒家思想”变成统治者的玩物,儒家思想成了表面的“大义”工具,当然背地里还是法家那一套,儒皮法骨才是2000年东方文明治理的本质。
东方文明这样体系运作最终结果就是“王朝三百年”定律,总是从初期统治阶层自我约束良好,帝国昌盛,到中期享乐懈怠,帝国沉沦,至末期在气候、外族入侵、内部不稳等各种突变因素迅速影响下走向崩溃(断崖式下沉);最后在旧王朝的尸体上新的王朝诞生,完成重置,开始新的轮回;其实这就是帝国的“特里芬”问题(借用一下“特里芬”这个名词,关于“特里芬”问题,请谷歌或百度之)。三百年就是帝国的“特里芬”问题循环周期,解决“特里芬”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重置(Reset)。题外话,这一点与美帝国的“特里芬”难题何其神似,唯一的不同美帝国通过外部世界重置解决,天朝没有外部(外部就是化外),“特里芬”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内爆。
以史为鉴,勘察当今。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如目前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困境问题,如某狼的口头禅-营商环境恶化;很多人给出的药方是打破垄断、开放进入国企深水领域;其实这更可认为是某些权贵利益集团的诱导,当然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家有意无意给其输送炮弹。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权贵发起比98年更宏大的瓜分国企饕餮盛宴,要知道98年被瓜分的国企绝大部分还是非垄断行业,需要面对竞争,这次能瓜分的可都是“铁杆庄稼”。而且这样做与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无补(参与不进来),该困还困。一旦如此,“特里芬”解决点就在眼前(王朝三百年定律可能就要缩短到五分之一时间了)。
其实目前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困境问题还是东方哲学问题,这种哲学问题引发两点:首先,中国商业运行模式是竟劣模式,价格是王道,无休无止的价格战使企业根本没有资金投入研发,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生产更好、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只能一窝蜂的低水平重复,人力成了唯一竞争力。另外,为了降低成本,只能想歪招,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像冰箱、空调的散热器一样,以前是铜管,现在是铝管,也许明天就是铁管了。所以打蜡的大米、地沟油、甲醛白菜等等一点也不稀奇。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中国产摩托车在越南的悲剧就是很好的例子。造成竟劣模式的根源还是在于政府的监管体制。从监管制度设计上就政出多头,各机构都负责,又都不负责;即使负责,也以经济发展、维护稳定等角度而不尽力,“三聚氰胺”“毒胶囊”难倒不是业界潜规则吗,难倒是一天爆发的?另外,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又有多少人收到处罚?收了多少顶乌纱帽?统治者无自我的道德约束,监管不力、处罚不力的后果就是犯罪零成本,大家毫无顾忌的秀下限。劣币驱逐良币,即使是一两个不愿意同流合污,也很难坚持下去,最终被淘汰出局,在这一点上格力空调的一贯坚持就难得可贵了。商业竟劣模式的最终后果就是所有的底线、尺度都被突破之后,破无可破,就是全破,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困境多出于此。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配不公、保障不力、内需不振。欧美企业的人力成本通常占毛利的一半以上,而中国企业员工收入能占企业毛利多少,恐怕50%想都别想把。一个住宅小区了解到的情况,豪宅尽是做买卖的老板买的,工薪阶层只能遥望,砸锅卖铁也力有不逮。当然,这也可能与人口红利有关,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薪阶层处于弱势地位,无议价能力。但重要的原因是工薪阶层没有自身维权组织,法定的工会是个摆设,和谐工具,在发展的名义下甚至成为帮凶。西方工会不能排除也是资本利益集团的工具,但是它们还是有服务理念的,不可能被一两个资本家操纵,一点也不代表会员的利益,而我们呢?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就是大家都无力消费,内需不振,内需不振,自然支撑不了这么大的经济规模和产能,尤其在当前外需萧条的情况下。
另外,保障是个大问题。我们的社保按说交的也不少,养老20%的统筹,医疗10%的统筹等都不进入个人账户,但这些钱都用在哪里?“无人知晓”。还有个税问题,一个企业付给员工1万块税前工资,可能总用工成本为1.4万元,员工被扣来扣去,个人能得到的可能只有七八千块。再加上企业本身的应交税也很重,“祖国万税”真不是盖的。换个思路,与其每年那么群体事件,花那么多维稳费用,为什么不能考虑实施结构性减税,同时给民众更多保障,让利于民,减少矛盾,也促进消费。
当然,政府也有困难,庞大的公务员、事业单位队伍开销不得不维系,大明朝开除李自成、张献忠两位公务员的后果那是相当严重,教训深刻。既然政府没有自我瘦身的动力,最后只能柿子捡软的捏。这样以来,大家交钱也得不到保障,更加不敢消费,内需更不能提振,一环套一环,陷入怪圈。等所有软柿子快被捏烂了,就是特里芬解决点。
归根结底,作为东方哲学实践,政府当前体制的是一个鱼肉型的体制,这种体制必然导致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困境。如果不从哲学高度考虑这些,制定顶层改革策略,尽快转型,打造监督型、服务型、问责型体制和施政方式,否则特里芬解决点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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