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其实只不过是由许许多多普通人组成的，这些普通人的悲欢与命运构成了真正的社会历史。但载诸文字的往往只是伟人们“立德立言立功”的行状，普通人的痛苦往往隐退在茫茫历史长空中。我记下自己卑微的遭遇，就是为了让这段历史不再在中国土地上重演。对本国历史中的黑暗面的故意遗忘，其实是对民族与社会的一种犯罪。
――作者自题
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家来了一位女孩，为她供职的杂志拿一篇文章。临到要走时，女孩子递了张名片给我，我看了看，站起身来准备送客。女孩问我：何老师，难道你对这名字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我端详了一下名片，看到名字中有个“邵”字，便随口问你是不是邵阳的?女孩说：“我出生在邵阳市，是你的老乡。我是某某某的女儿，应该叫你何阿姨才对。前几年你还帮过我们的忙。”
我恍然记起。女孩的母亲是我当年修铁路所在民兵连的副连长，具体管理我所在的七连二排——那时一切崇尚军事化，都以部队建制命名，当地军分区与武装部还各派去一名军代表，其中一名任“政委”，一名任参谋。我们邵阳市去的知青共一千余人，被编入“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指挥部邵阳分指挥部”，简称“邵阳分指”。共七个连，其中两个女子连——这位副连长三年前来找过我。当她给我打电话时，连同这个已埋入记忆深处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许许多多已尘封，为了我的灵魂安宁，也为了让我不用那么灰色的眼光看待人性，我执意不再启封的往事。我定了定神，在片刻沉默后问的第一句话竟是：有什么事吗?她在电话那头说她想来看看我。
无法寒暄，因为以往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私人谈话；也无从聊起，因为自从离开湘西枝柳铁路以后，除了与一两个当年知青伙伴偶尔有点联系之外，几乎与那段生活割断了一切联系。即便是午夜梦回，那段生活也是以一种折磨人的方式回到我的梦境。那繁重的体力劳动，炎炎烈日下的阳光暴晒，在发了疯似的“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没有雨更要拼命干”的口号下，每天长达十二小时以上的无穷无尽的“苦力的干活”。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晚上收工以后还要再逼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与列宁语录，“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大规模地、自发地产生着资产阶级的……”除了胃病、风湿痛等后遗症之外，还有几件事情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里抹去：一次是连指导员、连长们让我们到二十多里外去挑石头，来回要走五十里上坡下坡弯弯曲曲的山地公路，我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小姑娘实在吃不消，在路上扔掉一些石块，而连干部们竟然在食堂面前用秤称每一担有多重，如果没有50斤一担，就取消吃饭的资格。最先回去的几个女孩子差了几斤石头，没让吃饭，又饿又累，躲到路口的树林里委屈得哭泣，我们后到的人只得将石头堆在一起，一个人守着，其他的几个人再去几里路外的沅水河边捡石头，勉强凑齐重量，直到傍晚，饿了大半天且劳累不堪的我们才吃到一顿饭；还有一次沅江发大水，堆在岸上的木头被卷走，姑娘们站在岸上望着滔滔翻滚的浊浪都傻眼了，且不说大部分人都是旱鸭子，即使会水的几个也无法与那种恶浪较量，而连干部们逼着大家去水里捞，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连干部们站在岸上高喊口号：“我们要用生命保卫人民财产，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喊了十几遍以后，没有人跳下去，我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声：“干脆要大家跳鬼门关算了。人命难道没有几根木头值钱?”大家听了以后随声附和，家庭出身好的曾伟华还顶了一句：“你们干吗不先跳?”大家不约而同返身就走。尴尬不已的连干部们从此以后记下了我一笔帐。
在劳累了将近一年后，终于熬到了大年三十，上完半天工回来，大家想想可以喘口气了，地主以前还给长工放个年假，熬锅骨头萝卜汤呢。但下午两点不到，连干部们又逼着我们爬上高高的山岭去打柴，说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天下雨，山间狭窄崎岖的小路淋了雨后，滑溜溜的，张志敏一个不小心掉到了了山谷里，一群小姑娘站在山崖上痛哭，扯破了喉咙呼喊也听不到回音，我至今还记得大家那回荡在山谷里，被山风撕成碎片的凄厉哭声。大家吓得不敢再挑柴行走，我与两位同伴赶快下山去找人帮忙寻找张志敏。排长贺小君让同伴每人拿一根树枝当拐杖扶着回去——张志敏后来被山民们与男子连的知青找了回来，因为碰巧掉到茅草丛里，没给摔死。但人们找到她时还昏迷不醒，虽然只受了一些轻伤，但人却几天不吃不喝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流眼泪——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连干部们还要惩罚我们，说大家没有砍柴回来，不给饭吃，也不给热水用。于是我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二排的三十多位姑娘走到几里外的小溪边，用冰凉刺骨的凉水洗了洗回来，坐在工棚外面，看着外面黑黑的苍穹，听着凄厉的山风掠过树梢的咽泣声，谁也不吱声。几位有心的同伴傍晚赶去河边摘了一小桶野桑椹回来，让大家吃，谁也没心思吃，不远处的指挥部正在放电影“卖花姑娘”，曾伟华突然说了一声：“我们比卖花姑娘还要苦，她们再苦还可以与家里人呆在一起，心里有话可以与家里人说，眼泪也有地方流。”一句话未完，三十多位姑娘再也忍不住在心里憋了将近一年的眼泪，嚎啕痛哭，那哭声在寂静的乡里传得很远很远，哭啊哭啊，不知哭了多久，连指导员阮×英带着几位连干部走了过来，骂骂咧咧地说：“哭什么，又不是死了爹与娘!”大家横了心，不理她们，继续痛哭。闻声赶来的指挥长贺××看着这样僵持着不行，要求连干部走开，让我们讲讲为什么。于是我们将一年来所受的种种折磨一古脑儿倒了出来，提出要休例假，要求每天出工时间不超过十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每天至少保证我们有小半桶热水用。贺听了以后黑着脸，说了一句“太过分了”，先让食堂里赶快送饭过来，烧水给大家用。其实饭菜送来后，我们谁也没有心思吃那份迟来的饭，喝了一点水就睡了。以后在指挥部的干预下，大家的这些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然而连干部们却因此恨死了我们。
这一年遭受到的共同苦难所带来的惟一好处，是给我们那个排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五班的李某某与刘某某擅长的“斗争”再也掀不起大波浪，因为繁重的劳动将大家压得喘不过气来，大家对她们两人曾在最初几个月中一唱一和，李旁敲侧击，刘正面进攻，配合得天衣无缝且无往而不胜的骂街再也不感兴趣——李是个极聪明的女子，可惜她对人对事太没有善意，大部分才智都用在算计人上面，她想治谁，就怂恿没有头脑的刘出面，一起对其进行“修理”。这一点最初让她着实风光了几个月，成了我们那个排类乎于“牢头”般的人物，但最后这种性格却导致她人生失败，甚至没有任何朋友，这当然已是后话。
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里能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带队干部，除了阮×英是40岁出头的中年妇女之外，其余的四个也只比我们大4～8岁，我永不理解的是这一点：从年轻的她们身上看不到一丝女性的善良和同情。我后来推想，这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地位给扭曲的。因为她们当中除了阮是国家干部外，李×娥出身农村，因为根正苗红而得到培养，刚到市教育局做了一个小办事员，就被抽调来带队；其余两位都是从居委会抽调去的，家庭出身都是城市贫民。这几位的家庭原来都属于社会底层，现在突然能够管百十号人，而且都是家境比她们优裕的人，其中不少家庭还是因为“文革”而跌落，这种反差本身就让她们有种快意。这从连长杨XX经常存心对一个她从小看着长大、出身教师与干部家庭的姓朱的女孩施加精神虐待就可反映出来。除此之外，实利动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为了能让上级机关兑现将她们升成国家干部的承诺，她们一定要干出成绩，而成绩就是与男子连比高低，这就必须把我们不当人使，否则永远不会有男子连的那种劳动成果。我们是七连，还有一个同样由女子组成的六连，那边的带队干部多少有点人性，并不将她管的女孩子不当人使，当然因此也评不上先进，不过那里的女孩也不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读过夏衍的《包身工》一书，怎样也找不出我们与包身工的差别在哪里，包身工还不用将自己的苦难遭遇神圣化。
我无法面对与这样一段回忆连在一起的人。当听她说要来看我时，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告诉她，不用了，我很忙。难道要我与她一起去回忆这样一段日子?自从1977年底返城以后，即使与当年的同伴偶尔见面，我们也绝口不提当初这段日子，当不少知青们在那里万般虔诚地说着“青春无悔”时，我却在想，如果有可能重新选择16岁至22岁的青春岁月，我一定要重新选择，因为那不是我的选择，我为什么要无悔?要知道我们那一代人有多少让下一代看了不解与可笑的事情，比如成功男人发了疯似地补“爱情之课”，女人拼命拖住青春的尾巴，那深刻的心理因素竟是当年我们没有过“青春”，我们没有现在的少男少女们体验的青春，也没有50年代人那种在当时感觉不错的“革命青春”，甚至也没有“老三届”中部分人曾体验过的那种“红卫兵革命青春”。
报复最后还是到了我的头上。再过了一年多，到了1974年，开始传出招工招生的消息，同连的知青们开始各自为自己的前程奔走，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各连队开始按中央部署批林批孔并反资产阶级腐蚀。这样一来倒也好，整个连队的作息时间给改了，每天的出工改成从早上六点到中午12点，下午让大家自由活动。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根本不可能在招生招工之列，倒也落了个逍遥，每天还是看自己的书。阮×英是市委常委，当初只是“锻炼”，这时已经走了，心机颇深的副指导员李×娥接替做了指导员，这时候她想进大学，但全团指标共五个，女子连只分到一个，理所当然地归已获平反的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李建×，理由是只给知青，干部必须回本单位参加招生。李指导这时才看出：她的“地位”其实根本竞争不过一些人的家世。而连长杨×华父母是收废品的，她们平常本来就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非常看不惯，尤其是对我喜欢读书恨得牙痒痒的。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这时先是指使同宿舍的四班班长将我读的书偷出来上缴，那些书是《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普希金诗选》、《奥勃洛摩夫》、《双城记》、《圣西门文集》等等，还有一些马列著作与中学数学课本，“封资修”的东西自然是不会还给我了，关于我自学数学的事，据一位同伴告诉我，李指导看了以后轻蔑地说：“难道她还想读大学?”
我没有理睬她们，照样按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然而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所住工棚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从门口到门对面的树上斜着扯了几根绳子，上面是二十多张大字报，每一张上面有几句话，都是批判我的生活方式。比如我在一个小陶罐里养了一株小兰草，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读书，被她们斥之为满脑子封资修思想，把毒草奉为神灵；我有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漂亮的花的确凉衬衫，被她们说成是不健康；还有的话就直截了当地恶毒攻击我的家庭出身，说是受了我家庭的不良影响，梦想恢复我们家解放以前的剥削生活；(其实我家解放以前是什么生活我至今也不知道)还有讽刺说我每天在做数学题，是梦想念大学，而大学的门是给无产阶级的子弟开的，所以我想读大学是痴心妄想，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除非“变天”以后才有可能；最极端的话是说我学马列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我抄在本子上的《诗经》里的一首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则被她们牵强地说成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我与黄建平之间的友谊，被她们说成是我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青年，具体罪证就是我为她扎了一些小纸花，做成花束放在她的床头。正看之间，杨连长与副连长赶了过来，杨冷冷地问我：“看了有什么感想?”我看了她们一眼，李指导正似笑非笑地站在20几米远的地方冷眼旁观，于是我爱理不理地说了一句：“就这些?你们继续努力吧。”尔后我采取了自己的对抗方式，不为她们出“八一特刊”墙报。而她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开了一次全连大会，逼我坐在后面听，李指导反复讲述连里在反资产阶级腐蚀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最后还将毛泽东批评林彪的一句话变了一下：“有人以为地球离了她就不转了，我们没有她照样办墙报。”如此等等。不过以后连里真还没有再出墙报，直到国庆节时，她们才让连里的文书徐梅英来找我，为人灵活的徐说了不少好话，我才恢复出墙报的工作，但再也没有任何热情，敷衍了事。以后我一看到那些“铁姑娘”的刊头就倒胃口，觉得这类女人都是缺少人性的雌性动物。
连里面的小姑娘，大多数对这种事情没有很多热情参与，只是被动地应付连干部们的差事。只有那位三排排长、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李建×既出于表现欲，也出于嫉恨，每天非常起劲地用她那可怜的毛笔字与病句百出的文字继续“创作”她的大字报，我常常看到她挪动着胖大的身躯，兴冲冲地拿着大字报跑到我门口张贴。有一次还担心我不看，居然在我住的工棚门口用她那口纯正的普通话高声朗读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以此加深刺激。我当时仅仅是凭借理智的力量支撑住自己，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每天下午做十道数学题以后，就与同室住的李梅珠——她与陈武萍、林暑英等几个是少数没有表示与我疏远的伙伴——等人去沅水河摸田螺。(我们当时吃得很差，每天都有饥饿感，就用那种方法改善生活。)然后将摸回的田螺放在门口，我开始讲故事，其他班排的一些没有太多前途考虑，也没有资格考虑的姑娘们便一边听一边帮我们用针挑田螺肉。挑完了以后李梅珠拿到农民家里借火炒熟，给我们宿舍里的姑娘补充一点蛋白质。好友黄建平也尽量在晚上陪我散散步，爬爬山。在开会宣布批斗成果的第二天，整个连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我一个人走了几十里路，到黔城镇的王昌龄故居芙蓉楼去了一趟，那里珍藏着一些唐宋名家的书法碑，有黄庭坚与秦观两位的词。独自在芙蓉楼里弥漫的历史烟云中坐了好几个小时，我仔仔细细用我当时的全部知识积蓄所形成的那点智慧反观了一下我的生存环境，更加坚定了自己简单的信念：尽管知识被贬成越多越反动，但与此同时愚昧并没有上升为褒义词。为了让自己免于沉沦与愚昧，我必须坚持读书。我从心底里耻笑这些人的无知与卑劣，我没有理由为她们的无知与对人缺乏善意而惩罚自己。
这段时期持续了一个月以后，这些连干部终于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用政治暴力摧毁我与黄建平的友谊。黄建平的父母是一个大国营企业的中层干部，她的妈妈是该厂政工处处长，家境好，人也长得很美，善良单纯，是不少男知青暗恋的对象。当时在连队里做保管员，不用像我们一样天天出工。她比我们早去两年，参加修铁路的原因与我们不一样。她那一年的初中毕业生有三条出路，一是去修铁路，据说是锻炼；二是读高中，三是下乡。最好的去向是修铁路，这样去修铁路的女孩子有十几个，都是干部子弟。我们是坚决不肯下乡的死硬分子，过了两年逼到铁路上去，算是政府下台阶的一种解决方法。于是先去的女孩子就成了播音员、保管员、施工员、排长或炊事班长之类。这十几个人虽然后来不在一起了，但始终保持着与我们后去的这批人的距离，自成一个小圈子。应该说，在那个小社会，黄建平与我不属于一个阶层。也许是出于一种崇拜，她主动与处境并不太好的我接近，我也喜欢她的善良与体贴，我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两年时间里，她的友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其实我们除了生活情调之外，没有太多的共同爱好，她与我的那些处在底层的伙伴一直有距离，维系我们友情的主要是理解与她对我的尊重。
连干部们找了黄建平谈话。谈话内容怎样，我不得而知，只知道结果是她回了一趟家。与此同时，与我玩得比较好的林暑英等人也都一一被找去谈话。黄建平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以前离开我是要给我写信的，哪怕就是去一趟芷江，也要托人带个话给我。而这一多月内我没有收到她的信，还是从别人口里知道她要回来的消息。这些迹象已让我隐隐觉得不对。她回来以后，趁我不在时，将她从家里带来的一大包炒面和半斤白糖放在我的箱子上。(我拿箱子当桌子用)但此后一直避开我。出于自尊，我没有找她。由于故意躲避，我们以后也很少碰面。再过了几个月，来了招兵的人，她妈妈与我们的一位军代表是同乡兼朋友，家里人通过活动，将她招到北京某部队去了。在这件事情上，李指导对她还是实行了卡压，最后让她家里多带一个指标，将连里一位姓岳的女孩子一同招走才算了事。她的离去，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因为再那样呆在一个连里，实在太尴尬。
而连干部们毕竟自己也处在青春期，再怎样“革命”化，也还有七情六欲，她们当时对几位全指挥部注目的男青年的关爱是人所共知的——这几位家世都不错，父母是我们家乡一位有点实权的人物。由于是在指挥部里从事文职与技术性工作，平常也穿得干净体面，无论是干部还是知青都知道他们只是在修铁路这一段时期才与我们暂时同一段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价”。我们经常见到李指导与杨连长等几位在连部摆上鱼肉之类招待那几位，有点好吃的水果也托人带话请他们过来尝鲜。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见她们与那几位擦出火花，延续了半年多的交往始终还是群体活动，那几位男知青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们虔诚“贡”的同时，倒是与另外几位女孩子恋上了。但是这些家世相差悬殊的恋爱基本上没有通向婚姻，这些男青年招生、招干走了以后，都或先或后地与自己的女友分了手。最惨的是一位王姓女子，当时的恋爱对象是地委组织部长的公子，这位公子爷一进学校门之后就与他称之为“善良纯朴”的恋人断绝了关系。这女孩受了刺激，据说精神已不太正常，前些年我回家乡时，听说她还没有结婚，与当年的知青伙伴见面的谈话内容，还是那位早年恋人，谈话中还屡屡展示恋人当年写给她的几封言辞华美的情书。
另一位副连长最终出了一些事情，她悄悄去芷江的湖南铁路分指挥部医院流产，医院将这件事通知了邵阳分指。消息像炸了锅似的，为沉闷的知青生活平添了不少谈资。男方是谁，猜测纷纭，后来大家从小道消息知道是某位家有妻室的带队干部的杰作。这位副连长长相不错，是连干部中间相对较老实的一位，但平常也很“革命”，尽管我们都很烦她，还总是不厌其烦地让我们学报纸与文件，抓大家的思想工作，重点是不准大家多与男子连的人接触。她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们要让党放心，回去时不要多一个（指未婚生孩子），也不要少一个（指死亡）”。结果没想到最后是她自己“多一个”了。这件事情使得被连干部当坏人训斥管制了好几年的知青们大感快意，因为她们再也不能在我们面前扮圣洁的革命女干部了。
此事的讽刺性打击，加之那些被招生、招干、招兵的干部子弟陆续走人，原来对前途充满憧憬的连干部们什么也没得到，心也就慢慢散了。而一向不太团结的知青们终于悟出“窝里斗”没有成果，再斗争得惊天动地，拿别人做阶梯，招工招干招生还是与大家无缘。于是变得空前团结，与干部们变着法儿斗。李指导与杨连长再也弹压不住，李指导改变策略，有时陪上笑脸找大家套近乎，包括偶然向我请教一两个古典诗词方面的问题——她是想增加与那些男知青谈话的本钱。我则不卑不亢地告诉她，那是封资修的东西，我已经全忘记了。杨连长的那张带有愚蠢表情的脸变得更难看了，成天发脾气，但除了她的两三个心腹之外，已没有多少人在乎她的喜怒哀乐了。恋爱的知青与准备恋爱的知青都非常忙碌，每天都到各连队串门，打平伙(凑份子打牙祭)。还有一些男知青则终日无所事事，偷当地山民的鸡与水果，或是与附近的长沙分指的知青、铁二局的四川工人们打架，四面出击，闹得鸡飞狗跳。一些女知青则为男知青这些“壮烈行为”激动不已，每天跟在男知青后面观战，再回来向我们传达这些令她们心旌摇动的消息。对这一切我冷眼旁观，就在大家轰轰烈烈地上演各种变了味的青春闹剧时，我学完了中学数学，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我在高考时数学这门科目才勉强拿了几十分。而马克斯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以及列宁的一些著作我都是在那一时期读完的。对于那一段生活，我没做任何笔记，因为我们当时是十来个人住一间工棚，生活没有任何私秘性，我还得防止同宿舍的班长再干告密的事情。
到了1975年底，一小批人进了工厂，虽然都是棉纺厂与铸造厂这类厂，但还是要经过知青们家庭实力的一番大较量，只有少数几个人凭借与干部们的关系进了这两个厂。没有能够招工的人回到老家，各自找点事干，由我最早的老师萧素月女士介绍，我的母校中河街小学让我回去代了一学期课，教四年级的语文。
到了1976年8月邵阳市政府又下令将我们集结去吉首继续修铁路。因为到了后期我们已变得相当难管理，故采用“掺砂子”的方法，将我们分成三个排，分别与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的农民民工呆在一起。而此后各个点的知青命运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二排只剩下20多个人。五班的李某某继续被孤立，刘某某已与另外一位当年在炊事班掌管发热水大权、人见人厌的女知青交上朋友，“相濡以沫”地过日子。其余各位变得出奇的明白，多多少少开始互相关照，总体方针是不与邵东的女干部合作。
而我们的处境之所以能够变得好一些，与邵阳市派去为我们带队的干部善良有关。这位女干部名叫曾德范，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女子，很和善，据说在体制内吃不开，是极少数做了多年国家干部没能入党的人之一。因被排挤，才迫使她来带队。她开始也对我与陈武萍等人保持高度警惕，但一个多月以后，就与我们几个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据她告诉我们，李指导与杨连长特别叮嘱她，要对我们几个提高警惕，因为我们家庭出身反动，思想落后，爱出坏主意，纠集众人与连干部对着干。而曾则认为“你们其实很好，怎么她们要那样说你们呢?”
与曾德范在一起的半年日子过得比较轻松，因为她从不强迫我们干超过体能限度的重体力活，她是副连长，对那位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每天将我们骂做“小生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邵东县妇联主任孙丽华（邵东女子连的指导员），她其实也厌烦。这位被我们背后呼之为“半夜鸡叫”的孙丽华大字不识几个，但却革命激情高涨，经常将马列毛的语录背错，我让她出了好几回丑。有一次我请求她解释小生产者是什么意思，并要求她界定我们每天用锄头挖山是小生产方式还是大机器生产，是不是只有使用大机器生产的才是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她恼火之极，瞪了我一眼走了。曾德范对我们捉弄孙丽华的恶作剧视而不见，与我们算是真正“打成了一片”。其他地方的男知青的遭遇就很惨，有好几位因为与当地少数民族打架，或者与本连队的农民斗殴而被判死刑，宣判时将他们押到各知青点来游斗，我们知道要游斗到我们那里来时，大都避上山去，以此表示我们的同情与抗议。
到了1976年底，枝柳铁路通车，我们都回到家里等分配，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进了集体企业，还有一些进了附近县城里面的集体工厂。而我则因档案里被早先那批连干部写上一些话，如受家庭影响，思想落后之类，一直没有招工。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所在的居委会不让我参加考试，直到1978年下半年，一个朋友的舅舅帮忙联系到一家校办工厂，才算是有了一份工作。到了该校以后，那个学校缺教师，党支书看我有能力，让我代课，教一个班的语文。1979年我通过高考上了大学，才算是从此告别了这一段充满了噩梦的生活。
我始终不想面对这一段生活，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这段生活有太多的叛卖与无耻，让我对人性失望之极。我上大学离开邵阳市以后，几乎没有将这消息告诉任何当年的伙伴。然而山水总有相逢时，命中注定我毕竟还是要与当年的一些人相遇。那位李建×被推荐上的大学，就是我后来考上的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工农兵学员的黄金时期已过去，她因为丈夫的原因留校做了外语系资料室的资料员。我们曾经在校园里碰到过两次，谁也没理谁。但是她很“关心”我，总是找一位与我有来往的朋友——一位与她同一年被推荐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男知青打听我的消息，然而她失望了，因为到了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不会再发生当年那种特殊环境里所发生的事情。她的“显赫”家世给她铺好的路，已经延伸不到另外一个她父亲权力不能到达的领域。至于后来她所了解到的有关我的一切，只会给这位当年地委副书记的千金以深深刺痛。1999年我曾去她现在工作的学校讲过学，那热烈的场面对她的刺激非常大，因为她本人尽管不做学术研究，但她所处的环境使她不会对“学术”毫无所知。这一点从她总是特别“关心”我可以看出。当那位与她有联系的朋友告诉我她对我的“关心”后，我请那位朋友转告她，如果她为了让自己心境平静，最好是再也别以任何方式“关心”我，也别再继续沉溺于当年可以任意践踏我人格时的“光荣岁月回想”。
至于其他的知青与连干部，基本上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无意去她们面前炫耀今日的“成功”，也不想再去重新检视往昔生活中那一处永恒的创痛。我没有将我的任何著作送给她们当中的任何人，对于我来说，她们已经消逝在茫茫时空中。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当年不辞劳苦参与整我的连干部，现在竟然要来找我。我无话可说，只得告诉她，不用来了，有事情在电话里面讲。她沉默了，我放下电话。当天晚上我失眠了，那几年知青生涯中经历过的所有不幸，所有屈辱全都电光火石般地重现脑海，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自己都不知道当年那么弱小的我是怎么挺过来的，而且居然从没有流过泪。我想，你们谁都不应该再来找我，我想忘却这一切，我早已在心灵深处为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筑了一座坚实的坟墓。
然而三天以后的晚上，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住址，与她的姐姐、女儿一道来到我家。她这位姐姐从小就当兵，一直是她的骄傲，我们经常听她自豪地讲到这位姐姐。看来她的姐姐与女儿并不太清楚我们的真实关系。我强压着心里的不快，等待她说明来意。她寒暄了几句后就说，当年我们就知道你后来会与我们不一样。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当年是不一样，当成批斗对象，享受四类分子、阶级敌人的待遇。”然后我抬起眼来看着她，想看看这位当年对人毫无善意的人的面部表情。从她的眼里，我看到了一丝哀求的眼光。然后她说，那也是时代造成的。不想再敷衍下去，我问她有什么事，她才说了她正在读大专的女儿第二年要毕业，需要找一个新闻单位实习，望我帮帮忙。
那几分钟之内，我脑子中转了好几个念头。我为什么要帮她?当时若不是我坚强，在那种压力下面，我也许会自杀。一排那位经常被杨连长施加精神虐待的姓朱的小姑娘，刚去修铁路时活泼聪慧，斯文可爱，由于无法与杨连长纵容与鼓励的各种恶意对抗，仅仅过了半年多时间，见了人就显得非常自卑，整个人生信心都被她们的精神暴力摧垮了，后来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些连干部运用政治暴力整我长达几个月，而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与她们不一样，不想生活得像一头没有头脑的猪，不想生活得像她们那样粗糙，凭什么?如果说是时代使然，但六连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的连队干部也不是如此这般。这一切与她们那几个人尤其是李指导员及杨连长的本性有关。这位副连长尽管不是策划者，但她始终参与这些事情，从未对这种做法表示过丝毫异议。
我抬起头来，与她的目光相逢，她眼中哀求的神色提醒我：她今天来找我，只是因为她是位母亲，她倾尽力量让女儿自费读大专，只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好的前途。为了女儿找实习单位这种不大的事情，竟然不惜来求当年的“敌人”。她如果是为自己，我相信她不会来，但为了女儿，她来了。我必须体谅她做母亲的心情。我自做了母亲以后，才理解了“舐犊之情”那沉甸甸的分量。多少人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为了孩子却委屈自己去做。晚明名士冒辟疆自己终身不仕清朝，但后来复明无望，为了给孙子谋一个小官，不惜到处低三下四地求人，当年的风骨荡然无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想了想，让她留下电话。第二天我帮她联系到我所在报社的经济部，但我并不想见她与她的女儿，只是在电话中告诉她们怎样与我的同事联系。我的同事以为是我的熟人，尽力从各方面帮助小姑娘。一个多月以后曾想告诉我小姑娘实习的近况，我将话岔开了。小姑娘什么时候走的，实习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小姑娘看我不说话，告诉我：“你们的事情，我妈对我讲了，她说对不起你。我能找到的有关你的书与介绍你的文字，也拿给她看了。前一个星期她Call你，你没回机，她当天晚上就失眠了。其实她心里对你挺抱歉的。她还告诉我，那时在批判你，你一直不理睬，只管读你的书。”
面对小姑娘，我能说什么呢?她生活的年代是改革开放时代，人多少活得有点人的尊严了。她无法知道我们当年经历过的那个发疯的时代。我们那一代人其实都是时代的牺牲品。在长身体需要营养时，我们遇上了自然灾害；在该学习时，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与老三届不同，“文革”开始时小学还没有毕业，“文革”中挖了一年防空洞，就算初中毕业了，大家的基础知识严重不足。后来恢复高考后，我们这一代能进入大学的比“老三届”少多了。我们两个女子连两百几十人就我一个人通过高考上了大学，男子连的七百多人当中可能还有两三个读了大学或大专的。其余的大多数散落在一些在当时来说就不太好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方式是世界工业革命早期的手工作坊。很多人的婚姻也是在一种将就状态中解决。等到大家进入中年后，又正好碰上企业改革，在已经到来的专业化社会里，他们没有自己立足的一席之地，不少人已掉落到失业大军当中。大多数知青回了城以后就没有联系，即便是曾有过的友谊也都随风飘散，没有在后来的生活中延续下来。我理解这一点，因为无论是施虐者还是被虐者，抑或是观看者，都难以面对前尘旧事，那段历史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被“剪掉”了。
前几年知青时代的朋友陈武萍来我家里住过一个星期，断断续续地谈了当年那些知青伙伴的生活状况，没有几个人生活如意。不少人已经提前退休，头发过早白了，但为了生存还得在城市的夹缝中苦苦谋生。即便是当时高高在上且可以随意折磨我们的几位连干部，过得也不是太好，因为后来提拔干部讲究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她们除了“年轻化”之外，另外两条沾不上边。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知青伙伴们已经淡忘以前在一起的种种争斗怨恨，目前生活状态相若的一些人开始有了一点来往。我静静地倾听着，没有打断她。其实本来她不谈，我也知道她们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即使她们有的人物质生活充裕，我也不会认为她们生活得有意思。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她们既与中国古代文化绝缘，也与近代以来的世界精神文明无缘，生活在文明社会中，却与一切文明绝缘的人是不值得羡慕的。作为女人，她们大多数从没有真正“年轻”过，生活粗糙，青春的热情被严重压抑，而在迟来的春天里，对男女情爱的体验绝对不会深沉有致，大多数人的婚姻是出于生活考虑。我曾与她们有很近的生活距离，但从来就没有真正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里。她们全部的精神资源来自于“文革”及“后文革”教育，这就注定她们除了物质上的东西之外，没办法从生活中追寻超越性的真、善、美。
没有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面临着一种最彻底的丧失。我与她们曾经共同生活在阴沟里，区别只在于自我拯救方式的不同。一些人忙于搅动阴沟中的污泥浊水，我则始终仰望遥远的星空。
在前几年怀旧成了一种狂热状态时，我正在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我们那一批在湘西修铁路的一千余人，因为没有产生过作家，所以那段生活就永远埋在时间的尘封里，没人知道那一千多个生命是以怎样的方式承受过那个疯子年代的沉重与荒谬。随着岁月的层层淤积，往事渐渐变得渺如烟云。我几乎不对任何人谈起这段类乎于疯人院的往事。1992年我曾帮怀化地区谈一个项目，负责招待的李专员提议我到当年住的里坪去看一下。当年李是安江县委书记，曾在我们驻扎的里坪蹲过点，与我们当中的几个知青很谈得来。有一年我们回家路经险峻的雪峰山，刚爬到小半山腰，车辆抛锚，有人想起山下是安江县，提醒大家找李书记，结果获得免费招待，他还担心招待不周，晚上10点多了，还来县委招待所看我们。坏掉的车也是他让人连夜修好。由于是“旧识”，加之当时怀旧成了时尚，李专员以为我一定想去旧地重游，所以提了这个建议。我没有拒绝，在地区医药局李局长与其秘书的陪同下，冒着霏霏细雨，先去了黔城的芙蓉楼。一切依旧，空气里还是弥漫着泥土的芳香，镇上的那些木板房也还是依稀当年旧模样，时间仿佛在这个小镇凝结了，镇上没有看到人，只有几个小孩在细雨中玩呼啦圈，表明这个小镇也在追逐着今天的时尚。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请李局长一行人到停车的地方等我，然后沿着青石板路缓缓拾级而上。一切都没有变，还是近二十年前见到的旧模样。我独自坐在山墙下那古藤环绕的长廊里，眺望着外面宽阔的沅江，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就是我曾经生活过五年的地方?我曾经设想过自己回到这里时，心境一定会像希腊神话里的尤利西斯望着那曾抛洒过他的鲜血，留下他撕碎的肉的岩石一样。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地登上芙蓉楼，仔细触摸着楼梯的扶手，观看着墙上的种种刻痕。王昌龄那首流传千古的名诗“芙蓉楼送辛渐”还在那块碑上，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永不应该再做这类访寻旧梦的事情。过去了的，就永远让它过去。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没有谁是赢家。
然而，“过去”还是时常来叩我的门。总是有人来找我，而且绝对不是“叙旧”，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当年在指挥部里工作的干部。我尽其所能帮了他们，但拒绝与他们见面，都是用电话办完事情，让他们直接去找我托的人。我一直站立着，不想看别人那混合着愧意、感谢与讨好的笑容，不想再忍受一次对人性的失望。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新的生活，尤其是建立了我对人的信心，我不想再让他们的出现破坏我心灵的和谐。我理解国共两党的将军们在战场上当年厮杀得惊天动地，而到了双方年事已高时却又握手言和的心境，时间确实是医治任何创伤的良药，更何况我们的同胞斗争了一个世纪，从最终意义上来说，谁都不是赢家。这种斗争的本质就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把善说成不善，把美说成不美，并将伪丑恶作为时代精神加以弘扬等等，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这类斗争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而我们那个小小的知青连里这点小小漩涡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个微缩景观而已。与一位伟人的预言不同的是，世界没有“在对立统一的斗争中螺旋式前进”，而只是在斗争中逐渐坍塌，包括他自己苦心铸就的威望与辉煌。可悲的是我们至今还深受其斗争哲学的影响，以为在“斗争”中可以求前进。不少人一看到别人的成就，不是去发现其原创性与其独特的新解释，而是睁大眼睛挑毛病，然后再洋洋万言地“批评”“商榷”一番。低估斗争哲学所开的“一代新风”，低估这一风气影响下国人“奉旨批评”的能力，以及部分人用“学术批判”名义宣泄个人情绪的能量，至少是对我国国情的一种乐观估计。当年“批评文化”在我心中引起的深深厌恶，至今使我不愿意去随意批评某一个人，也懒得去回应任何批评(虚构事实进行人格侮辱的除外)。我一直认为与其恶意去找别人的不足来表现自己的高明，还不如用那点时间进行一些原创性的工作。从最终结局来说，中国二十世纪后五十多年来产生的众多批判家当中，将来只可能有姚文元这样的“出类拔萃者”才能够“名垂青史”。
我让小姑娘坐下来，尽量让自己平静一些。我想，既然小姑娘的妈妈已经掀开了以往历史的一角，我作为受害者，应该更有勇气面对当年。我对小姑娘说，那是一个集体发疯的时代。我已不恨她的母亲，也请她将此话转告给她的妈妈。但如果将一切都轻飘飘地诿之于时代我却绝对不赞成。中国人缺少忏悔精神，这就导致出现这样一个可悲局面：“文革”结束后，全中国只有受害者，参与害人的人除了“四人帮”之外，绝大多数都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用这种极不负责与虚伪的态度对待历史，我相信中国再发生“文革”式的暴力政治完全有可能。从内心深处来说，我确实不想再见到当年知青生涯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的人生轨迹曾经交叉，在她们“围剿”我的斗争中，我其实已经赢了。因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已经证明她们是错的，被她们所贬斥与批判过的东西正是她们生活中缺少的东西，而这些美的东西是值得人去追求的。与她们后来终日苦为稻粱谋的困顿相比，我丰富的人生体验本身就已是财富。就阅历和见识来说，我已高高地登上了山顶，我又何必拿当年那个发疯的时代曾经发生的事情来折磨自己呢?作为长辈，我愿意为她讲讲往事，让她知道当年还有那么一个荒谬的时代。我自己的儿子太小，他的时代与我的时代相距太遥远，将来也许不太可能明白那个时代的故事。我现在坚持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不要让当年的疯狂时代重现。为了这一点，我也愿意打破自己不写回忆的惯例，将这段经历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曾有这么一个荒谬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曾经遭受过的苦难。
我还告诉小姑娘，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但独独不原谅她们使用政治暴力破坏我与黄建平的友谊。因为从那以后，友谊的神殿在我来说已然倾塌。但是我还想说一声，如果此生此世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告诉黄建平，我早已原谅了她。毕竟她遭受到种种压力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我的记忆里，她还永远是那么美丽和善良。
反观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切灾难其实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人类所种的一切恶果，最后还得要人类自己消受。当年，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诗曾经让我傲视一切无聊与喧嚣，今天我要将这首诗送给一切处在艰难中的人：
我要登上山去，
那里有高高的枞树。
溪流潺潺，鸟鸣嘤嘤，
还有悠悠的白云在山顶驰驱。
……
我现在正向高处登去，
骄傲的绅士，可爱的淑女，
在高高的山顶上，
我将俯瞰着你们微笑。
写于1999年7月27—30日
（发表于《黄河》1999年第6期）
附记：为了命运的永恒放逐者——知青群体
写这篇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差不多快被历史遗忘的群体——湖南以及其他沿枝柳铁路干线各省于1972年以后参加修铁路的知青群体。这个群体的“知青地位”一直不怎么“正宗”，因为他们当初不肯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被罚去参加“三线建设”，即做民工修铁路。因此也就被“正宗知青”们看做不算是知青群体中的一员。然而这个群体所经受的磨难，却一点也不比同时代的知青们少，由于是集体生活，由于存在着“招工、招干、参军”等一切那个时代特有的问题，所以这个群体的生活几乎折射了当时所有的时代特征。
我过去从未写这段生活，主要是因为自从1979年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生活就一直陷入一种“没有时间回头看一看”的状况，前面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事情要做，“怀旧”这种要付出大量时间的奢侈事情与我无缘。再加之与当年的知青伙伴基本上没有联系，而最广义的知青话题，自有许多正宗的老知青，1968年的知青在大张旗鼓地做，我们这个不太正宗的知青群体，毕竟人数不太多，没有代表性。没有外在的创作压力，如烟往事，索性长埋心底。
然而人毕竟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知青问题近几年总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视野中。1998年7月我到陕西，在西北石油大学经济系做教授的一位朋友来看我，大家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自然就问及他现在做什么课题，答曰在做陕西失业问题的调查。我问他陕西省失业人员的主体是哪一类人？朋友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还不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就是‘老三届’与‘新三届’的回城知青。”——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1968年知青出身的学者将自1945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统统名之为知青一代。
我请他谈谈这一结论的推导依据，他告诉我，已做的两百例个案与一项抽样调查都表明，知青当中的优秀者，改革开放以后，不是通过高考进入了另外一个阶层，就是经商做个体户发达了，剩下的本就是各方面姿质比较平常的人，这些人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又未曾受过基本的技能训练，在老工业日益衰落，新工业部门日渐成为第二产业的主体时，他们根本跟不上社会转型期的需要，只有失业一途。
我一听就明白了，历史上每一次社会转型，社会经济都要发生结构性转换，社会因此也要产生一批结构性失业者。这类失业不是暂时性的，对于进入四十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来说，再就业的技能训练成本远远超过了培养新生劳动力的成本，因此这种失业将是永久性的，这批人大多数将会成为社会边缘群体。
当晚我竟然因此失眠：三十多年前这批人下乡——对于上山下乡的原因，我始终不赞同大多数知青问题研究者们坚持的结论，说是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事实上最深层的原因是人口压力。这一提法我在十多年前发表于“走向未来丛书”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中已约略谈到，现在知青群体的命运更坚定了我这种看法——回城后大多数人只能算是凑合着活，而现在行将步入老年时，这批人又要因社会转型陷入结构性失业的困境，难道这个群体今生今世只能是这个国度遭到命运放逐的“犹太人”？
此后这两年，我开始在眼光所及之处关注知青们现在的生活，发现这个群体当中只有少数人的孩子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大多数人的家庭境况正好论证了发展经济学与人口学的一条基本定理：贫困的代际传递。即便是少数人的孩子能考上大学，现在正好赶上大学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需要全家勒紧裤带，将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界限，才能勉强供孩子上大学。如此种种，我便时不时地做相同内容的噩梦：总是梦见自己仍然与当年的知青伙伴们一起在湘西山区苦等苦熬，等待政府分配工作……
对于当年知青们的生活，确实有人以“青春无悔”办过展览，写过书，拍过片子，知青们组织起来回当年插队之地访旧也曾热闹过一阵。说老实话，我理解人老之将至，确实会因为时间的原因有美化当年生活的倾向，但我反对在记忆失真情况下重写历史。既然“无悔”，为什么后来又有那种抛妻别子、发疯似的“返城”热潮？
孟繁华认为，这些回忆知青生活的热潮，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念往事成了青春的证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象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时尚的依据与信念。话是说得尖锐了一些，倒也是实情。
写出这代人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确实也改变不了一代人与历史的关系，杨帆写了本《共和国第三代人》，代表一代知青向社会讨公道，多少有点类乎于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的壮举。但血写的文字却可以告诉后人，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疯狂年代。
末了要说一声：我感谢《中篇小说选刊》选登拙作，但请读者千万不要将它当作小说读——它不是小说，是当年我的知青生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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