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问题：购买一个球棒和一个球要花掉1美元10美分，球棒的价格比球的价格要高很多，那么买一个球需要话费多少？
大多数人都会迅捷而自信地回答说一只球要花费10美分。而这样的回答是明显错误的。（正确答案是一个球5美分，一个球棒1美元5美分。）
50年来，拿过诺贝尔大奖的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问过很多此类问题，分析过我们给出的答案。他设计出的缓解人心的简单实验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而当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数个世纪下来都认为人类是自然界里合理的管理者——源自于普罗米修斯的礼物——可卡尼曼、后来的阿莫斯·特维斯基及其他不认同此说的人，包括山恩·弗雷迪里克（设计出棒球与球问题的作者）都提出我们与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万物主宰’相去甚远。
当人们遇到一种不确定的情况时，通常都不会审时度势或查找分析相关案例，而正恰恰相反，人们作出的决定都是由急功近利的心理活动所驱使的，这也常常使人们做出一些愚蠢的决定。这样一种走捷径的心态并不算是一种高效方法；这不过是跳过了精密的数学计算而草率结论罢了。每当被问及这类球棒与球的问题，我们总会忘记在数学课上学来的处事方法，而相反更多地是只是随意地用心算了算。
尽管卡尼曼是公认的20世纪里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然而他的学说却一直未被认可。卡尼曼对一位声名显赫的美国哲学家详细解释他的研究成果时，这位美国哲学家一听完他的研究报告就转身离开了，并说道，“我才没兴趣听这愚蠢荒诞的心理学。”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位哲学家完全想错了。最近，一份就学于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理查德·韦斯特以及就学于多伦多大学的基斯·斯坦诺维奇合力撰写的报告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周刊》上，报告称聪明人在很多方面都更容易走进这种思维误区。尽管我们想象智力是反对偏见的制衡缓冲器——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得了SAT考试高分的学生不认为自己比较容易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可能会是一种有着难以言喻的、微妙的诅咒。
韦斯特和他的同事们着手的研究是以随机抽查4百82位大学肄业生进行有关各种不同经典的导致偏见的调查问卷。下面附上一个问题例子：
在一片湖里，那有一片睡莲叶。每天，这一片睡莲叶都增加了一倍。如果这片睡莲叶需要48天才能覆盖整片湖，那么这片睡莲叶要长到覆盖这片湖的一半需要多少天？
想必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尽量偷工减料，然后再将最后算出的结果对半除，这样算出的答案是24天，可是这是错误的，而正确答案是47天。
韦斯特同时也提出一个谜题，关于测算主体偏向于哪方面的漏洞，这被称为“锚点偏见”，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1970年代提出来的。测验主角首先被问及到假设世上最高的红木有X多英尺高，而这个X变量的可能变化幅度为85英尺至1000英尺高。然后接着这些学生被问到这种世上最高的红木可能有多高。学生们倾向于在有效数值内设定一个基准点，然后再朝着最小数值的可能性估算——以85英尺为基准——估算出的平均值可能是认为世上最高的数有118英尺高；而若给出的基准数值为1000英尺，那么他们的估算结果可能会翻上7倍。
然而韦斯特及其同事感兴趣的不仅仅是重新证实存在于人类大脑里众所周知的偏见，而更多地是想弄清楚这些偏见与人类智力之间的联系。结果，他们在有关偏见的测试里混进了各种不同的认知方法，包括了学习能力倾向测验和认知需求规模的测验，涵括了“每个人沉浸于或热衷于思考的倾向”。
这项研究测验的结果让人心绪不安：其中之一就是自知之明并非特别起作用——就跟科学家们注意的一样，“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们却无法克服自己的弱点。”这项研究成果果不其然就在卡尼曼教授的预料之中，他在《思考，快与慢》里承认自己几十年来的开天辟地的研究辜负了自己想提升内在心理修养的初念。“我的直觉思维还是更倾向于自大、极端评估以及计划谬误。”——这是一种过低估测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花费的时间——“就跟我之前作出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样。”他在书里这样写道。
也许我们最大的偏见是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臆测他人更易进入思维雷区，这种倾向也被称为“偏见盲点”。这种”思维偏见“根植于我们总是容易挑剔出他人犯下逻辑上的错误的能力——我们精湛于挑出朋友的缺陷——而却无法找出自身相同的错误。尽管”偏见盲点“并非是什么新颖的概念，可是在韦斯特主持研究的最新报告里显示在每一种正着手研究的偏见中——从”锚点偏见“到所谓的”框架效应“——在每种偏见的案例里，我们总是容易忘记自己所想过的，而对别人所想的竭力吹毛求疵。
还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噱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科学家们传授给学生有4种”认知纠结“的方法。就如他们在研究报告里说的一样，这4种的方法都有绝对的关联性，”指示了认知越趋复杂的参与者暴露出了更多的’偏见盲点‘部分。“这种趋势适用于很多特定的偏见，显示出越聪明的人（至少通过美国高考分数排行测定）以及那些更心细的人群都稍稍有点易受心理毛病的影响。教育并非救世主——这点卡尼曼和山恩·弗雷迪里克早在很多年前就察觉到了，有超过5成的学生，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回答球棒与球这个问题时，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对于这种结果作何解释？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假设就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与对别人的看法不协和而造成了这么多”偏见盲点“人群。举个例说，当我们掂量一个陌生人的不合理选择时，我们会强制性地根据该人的行为来判别信息：旁观者清，这样我们总是殷切地偷瞥他人不合理性的思维错误；然而每当评估自己不好的选择时，我们总会精心执着’自省‘。我们审查权衡自己的动机并孜孜不倦搜寻相关的缘由；我们为理疗师反应给我们的错误而惋惜，并反思致使我们偏轨的信念。
这种问题的内在自省方法是受制于偏见的外在驱动力——即为导致我们不合理的根源，这影响力大的难以言喻，这也就是说问题一直活跃于于我们的自我分析上以及滴水不漏的智力。实际上，自省真的能综合作用这种错误，误导我们沿袭那些主要致使我们每日不顺利的因素。我们可以滔滔不绝地杜撰故事，可是那样吹出来的大话都与题无关；我们试图做到自知之明的欲望越强，我们所了解自己的部分其实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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