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3月10日下午发言时说：现在财政支出随意性很大，各地都在“跑部钱进”，给反腐败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什么时候各地驻北京办事处没有了，就政治清明了。
从刘锡荣先生的阅历、职务看，他对驻京办“腐败能量”的认识，当有从业经验为基础，说是具有“专业眼光”也可以。他指出各地驻京办身负的一项重要职能，即“跑部钱进”，也就是为地方财政“要钱”。
驻京办不仅担负“要钱”这一项任务，还有维稳任务也很重要，在特定时期，为首都分忧、保北京安宁的截访工作，还会“压倒一切”。一些地方的驻京办在维稳工作中做了不少孽，私设监狱、私刑押送的“安元鼎”式的保安公司，就是应驻京办维稳之需，为践踏法治底线提供“专业服务”的。依仗驻京办提供的“维稳市场”，安元鼎之流的生意方能做得红红火火。
如刘锡荣所说，不计驻京办维稳之功，仅要钱一项，就对反腐败工作带来很大压力，这能说明什么呢？
其一，反腐败工作产生的压力不大，驻京办也能有力干扰反腐败这种“决定生死存亡”的大事。驻京办官员在体制内职级序列中，和人大常委会、中纪委官员相比，只是“芝麻官”，他们反而制肘了高层的反腐败努力，只能说体制内反腐败的决心和“反腐势力”相对非强。
其二，驻京办“要钱有效”，也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贿赂与腐蚀有效。“跑部”要是不能“钱进”，许多驻京办就没了驻京的理由，地方将失去部分“意外之财”，因而驻京办跑部的积极性不成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刘锡荣先生所说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驻京办的工作对象，只是“跑”和“哭”作用甚微，所谓的“跑部”，不过是行贿、进贡与拉拢的官方说法。
其三，驻京办行贿越是有效，对反腐工作制造的压力就越大，这是真的。受贿人员级别高、卷入人数众多，一深入摸底，专业反腐的人就知道“不便深究”，许多贪腐大事件也只得不了了之。所以说，评价驻京办工作绩效，主要看行贿效率如何，要是行贿真的有效了，“地方与中央”也就全都“清正廉洁”了。总之，工作越是有效，就等于真不好治了。
其四，驻京办的腐败能量，并不属于驻京办，它是一种“综合实力”。驻京办只是腐败机制之中一个小小的执行环节，驻京办官员属于前线人员、服务人员，给他人送肉到嘴边，自己落点腥水荤汤喝喝罢了。而驻京办的服务对象，一头是地方贪腐势力，一头是高层贪腐势力。经驻京办“纽带”搭上桥，一家两头的贪腐势力均实现分配上的“各取所需”。故而，让人大、纪委等专业人士感到头痛的，实际上不是小小驻京办，而是整个的贪腐利益既得群体，是公权私用、徇私行权的无制约的权力体系。
刘锡荣先生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知道仅驻京办的腐败就不可收拾。不过，他给出的药方不对，连该吃药的人也搞错了。“什么时候各地驻北京办事处没有了，就政治清明了”，这话，将驻京办之去留提高到这般地步，显然对驻京办过分拔高了。
驻京办对“政治清明”与否，并无决定作用。政治清明或政治黑暗的程度，在“大官”集权的现行体制下，恐怕还得看集中在“首善之区”的高层行政人士。说到底，是他们以及他们喜欢的权力分配秩序，规定了驻京办和各地方拥权群体的“清明”或“黑暗”，也规定了驻京办对反腐工作形成的压力之强弱。
找出一群“服务人员”，代表腐败根源与腐败能量，让这些小人物吃根治腐败的猛药，或许说明想治病的患者，病得实在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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