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本篤十六世被揭發年輕時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隊，依然成為教皇，他的同業就沒有這麼幸運。前東德天主教行政總管史托菲（M anfredStolpe）在德國統一後成為交通部長，原來被視為「東德良心」，檔案卻揭露他曾為秘密警察當臥底25年。波蘭著名神父、已故教皇約翰保祿二世的同鄉兼親密戰友海莫（K onradStanislaw H ejm o）2005年被揭發曾任秘密警察，監視對象正是教皇，也是源自德國算賬風，掌管檔案的波蘭國家紀念院（IPN ）負責翻舊賬，同時意外發現的還有波蘭秘密警察為教皇捏造情婦的故事。東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球迷熟悉的勒沃庫森足球會的德國前鋒基爾斯滕，也是檔案披露的斯塔西線人，監視對象自然少不了來自東德的世界足球先生薩默爾。德國是對歷史負責的民族，這值得嘉許，但電影「告密者總是軟弱」的暗示，則未免過分簡化、殘忍。舊聞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國家繁榮時，過來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現金融風暴還是什麼，人性，就難免愛算總賬。畢竟，看過這類電影的觀眾容易在道德高地審判「誰是好人」。這結論，卻是翻文檔不可能弄明白的。《竊聽風暴》上映時，某曾任東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親參加首映被認出，激起公憤，被逼向公眾道歉才能平息眾怒。又是一個瘡疤。
正史中的東德文化人圈子有點像嬉皮士，集體住在東柏林一個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舊城區，也許就像今日北京的798舊工廠文化村。《竊聽風暴》的東德文化人卻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關係多多的社會精英，廣受上層官僚重視，主角更被稱為「唯一同時獲東西方重視的東德作家」，屬於一個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內堅持「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們的話語、他們的貝多芬，其實不太落地。東德百姓不滿經濟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貸，知識分子就不大能感覺到，因為他們物質上屬於既得利益層，從電影可見他們的中產公寓環境優美，還有鋼琴。電影提及的《明鏡》雜誌對德國知識分子影響深遠，但也經常被批評借助專家用語扭曲事實和裝作中立，特別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當年。前集權政治下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會，創作往往大為失色，這並非偶然。
要說「人性光輝」，另一部類似題材的電影《再見，列寧》雖是黑色喜劇，但它那人工自制歷史和真歷史的混淆，似乎寓意更深、更貼身。主角的母親相信共產主義並非為了什麼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覺良好，最愛就雞毛蒜皮小事「為人民服務」，寫信「反映情況」，喜歡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實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東西差異的並存。東德人雖然身在鐵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瞭解西方發生何事。她選擇東德，比文化精英和竊聽的秘密警察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絕對是一個好人。她那虛擬的東德感染兒子，比貝多芬音樂感染特工叫人信服，也比「壞人裡有好人、好人裡有壞人」一類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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