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水平也参差不齐。这也难怪，在这种非民主体制下，并不存在某种选拔机制，可将民间的呼声制度化地传递至殿堂，更多依靠内定的“代表”及“委员”们自身的道德水准，及他们对话题敏感程度的拿捏。
依照个人对中国“言论自由”尺度的认知，中共对公开场合的言论有一条底线，底线之上的事情，只要注意批评的尺度，避免指名道姓得罪特定部门，言语犀利些可以容忍，甚至可称得上小骂大帮忙——对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大多可归于此列；而在底线之下，则没有太多商量的余地，一般就地摁死——如政治、民族（尤其是西藏）及任何有碍维稳的议题等。
吴英案应归入底线上之列，当然，也仅仅局限于谈论吴英案的社会影响及与之相关的民间金融问题，并不包括此则个案幕后的种种是非，是将其作为一类案件的范本看待，孤立地探讨个案指名道姓则会招惹麻烦。
两会上亦不乏为吴英鸣不平的声音。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宁波市工商联副主席李立新委婉表示，“吴英案凸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紧迫性，判死刑是没道理的”；同日，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赵林中也直言，“杀吴英不能阻止高利贷蔓延”；更有意思的声音来自政协委员刘明康，这位前银监会主席讲了个故事，把公开的秘密搬上了殿堂——民间借贷中存在大量官商勾结，这些人非富即贵，贵太太给的钱，怎么能说出来了呢？跑不掉了，只能一死了之——做民间金融这行的，即使从世界范围内来看，都兴黑白两道通吃。吴英案并不如某些媒体上所宣扬的那么是非分明。
从吴英崛起的速度来看，从2001年始，至2006年本色集团崭露头角，至2007年2月从巅峰坠落，财富积累的速度惊人。甚至我们可以不看2005年之前的历史，本色集团短暂的辉煌仅仅集中在2005年底至2007年初这不到两年的时间中——“2005年年底注册本色系列商标；2006年3月2日成立诸暨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4月成立本色商贸有限公司，并租赁7000平方米的房子准备做家居商场；同月在湖北成立荆门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5月汽车美容公司；7月洗衣店；8月本色广告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洗业管理服务公司、电脑网络公司、装饰材料公司、婚庆公司；9月本色物流公司；2007年2月10日，被刑事拘留”——这种商业帝国恐怕并非依靠传统的民间借贷就能支撑得起，替人洗钱的嫌疑居高。
从这个角度观察，对吴英案的讨论其实等同于废死，应取消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而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对民间金融的无罪辩护。吴英应是有罪的，但罪不至死，这是个人对此的基本判断，以吴英为由谈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有借题发挥的意味。
吴英罪在何处？
首先需要明确，吴英实非战之罪，罪在当前中国金融的环境，可以有官商勾结，可以有黑社会，可以有腐败，但就是缺乏阳光下的草根金融服务。这也是令心怀商业梦想的吴英们走上不归路的始作俑者；
但能将所有的罪都推脱于体制么？恐怕也不尽然。民间金融高利贷的事，玩的人大多心知肚明只是钱炒钱，击鼓传花，的确有诸如张化桥所言过桥贷款的情况，但若具体到吴英案、立人集团案及那几个温州跑路老板身上，内中情况究竟如何很难探明，但过桥贷款之说恐怕会有些勉强，不然为何出事的偏偏是他们？这与过于激进的经营策略，特别是借钱时所采取的灰色手段脱不开干系，比如欺骗，比如威胁，比如洗钱，很难脱罪；
这当然也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因在更大的范围内，我们也看到了更加赤裸裸的欺骗，但却无可奈何，所谓窃钩者贼，窃国者诸侯吧。比如股票市场的内幕交易，商业银行的不靠谱理财，甚至庞氏社保等，华尔街所推销的次级债券也可归于此列。但彼之有罪并不能成为论证吴英无罪的理由，结局的不同可能只因权力的差异，而与正义无关。
按照江湖规矩，吴英是非死不可的，因她涉入得太深，知道得太多，欲置其为死地的人不在少数；若依理而言，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刀下留的不仅是一条生命，还有整个中国民间金融业及其所联系的中小微型企业——业态如此，杀一人足以杀千百人矣。至于更加宏观的事务，似已无须赘述，口号也呼喊非一天两天了。唯撼山易，撼既得利益难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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