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当时身为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将民主党大会扶正了姿态。在那次大会上，奥巴马大声疾呼：“有的不是自由美国与保守美国，而是一个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然，奥巴马的看法与有些人不一样。普林斯顿大学的西恩.威兰茨教授最近在《新共和党人》杂志上写道：“如今美国人关于跨越党派政治的幻想是对于合众国建国初期理念的一种回归。对于那些将这种幻想应用于自己的政治博弈的政客们，一切显得效果不错；但是对于那些真正信仰这个幻想的人而言，现实却是失败。但这样的失败也是好事情。现代民主以各党派、各原则、各项目之间的区分度为前提条件；区分度越大，则越有利于民主。”
如今美国公众对于政党的不满并不是仅仅影响到对党派的忠诚。这个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以下事实，即那些被我们用于区分各党派、各原则、各项目的标签已经失去了作用。如今，给自己贴上自由派人士或是保守主义者的标签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再来区分“进步人士”和“反动人士”是否还有意义（译者注：本文中的“反动人士”，即“reactionary”持一种更中性的意义，以利于讨论的进行）？是否这样的称谓只是一种滥用，或者只是一种自我恭维？如今，我们若是想要谈论由全球化的经济所造就的新的富有者和贫困者，以及很多时候由他们令人诧异地共享着的政治理论，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大。如今，在语言的地图上，我们该怎么安放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新的民众化运动？这些运动中，有的反对全球化，有的反对移民，有的是完全的自由主义者，还有的是权力主义者。现实是，我们的语言正在经历溃败。
虽然听上去有些无趣，但是我们事实上的确需要重新谈一谈分类法，因为它是让政治变得可读的途径。但是掌握正确的分类法却是一种艺术，需要一种抛离了激情的警惕心，一种历史的视角，一份对当下的感知，以及对当下即将成为过去的敏锐态度。政治理论家们希望复制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却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停止为我们提供这门帮助我们阅读政治的艺术了。同这个现实一样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新的政治运动与政治理论已经在民主社会内得到了蓬勃发展。我们现在又遭遇了这样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与政治联盟开始出现的时刻，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指导。这就是Corey Robin 名为《革命的头脑》的书对我们而言异常实用的原因所在——这部书的实用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效仿的榜样，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我们需要避免的反面例子。
Corey Robin是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政治科学的一位老师。在过去的十年内，他为《民族》以及其他一些刊物撰写了许多有关美国右翼政治的文章。《革命的头脑》一书涵盖了许多著名的右翼思想家，这其中包括安.南德, 巴里.高华德, 和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此外该书也涉及到了一些最后转向左派阵营的思想家，比方说约翰.格雷和 爱德华.卢特瓦克。书中部分内容还跨越了国界，其中的一篇文章就旨在论证霍布斯是一位革命的反对者。当然，该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想为读者提供一本合集。该书被有些人认为是有关从十八世纪至今的保守主义与反抗革命政治理念的重磅著作。正是因为这一点，这部书才让人失望。
该书的问题从开头的几个段落就开始出现了。在开头处，Robin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他眼中的政治史图景（他眼中的政治史一点都不复杂）：
“进入现代历史之后，处在次等地位的男人与女人开始了对处在他们之上的人的反击。这样的事发生在了国家、教会、工厂以及其他许多具有等级关系的机构之中。这些反抗运动挥舞着不同的旗帜（工人运动、女权主义、废奴运动、社会主义），呼喊着不同的口号（自由、平等、权利、民主和革命）。在各个地方，他们都遭到了原先处在优势地位的人的抵抗，或暴力或非暴力，或合法或非合法，或直接或隐秘…虽然各个群体之间在具体的情况上有差异，但是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里的秘书、租地上的农民、种植园里的奴隶与婚姻关系中的妻子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在力量不平等的环境下工作生活着。”
如此描述下的历史就好像是一幅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壁画，那些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过来的人会记得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也为在校期间熟读霍华德.齐恩,亚诺.迈尔, 汤普森,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 克里斯多夫.希尔之类历史学家著作的人所熟悉。在他们的历史画卷中，历史的主线是一幅有关受难与反抗的英雄画卷。英雄所戴的帽子是洁白的，毫无瑕疵。在画面的稍远处是头戴黑色帽子的恶人们，尽管我们很难看清他们的具体特征。尽管有时候这些反面形象上被标上了一些标签（就如中世纪壁画中的恶人形象所携带的“都城”、“人”、“白人”、“国家”、“旧政权”等标识），但是我们却没有被告知这些恶人是在追求什么，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因为这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想要了解那些被压迫的群体，那么你所需要知道的仅限于有那么一个压迫者群体的存在。
使Robin和那些旧式的左翼历史学家区分开来的是Robin的确对右翼感兴趣，也想为他们画像，但是和那些左翼历史学家一样，他给出的画像过于简单。事实上，Robin认为我们之所以在面对保守主义有所困惑是因为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些听上去温和的政治原则，这些不同的政治原则又被许多历史学家们认为是区分右翼不同支流的根本所在，而这一切都欺骗了我们。Robin和他们完全不同。在他看来，有关右翼的根本事实在于，右翼一直以来想要的只是一样东西：使那些处在低位的人一直处在低位；这是将埃德蒙德.伯克与萨拉.佩林联系起来的地方：
“保守主义就是这种对于处于低位者的能力的敌视的理论表达。它用最完整、最深刻的声音论证了为什么处于低位者不应该被允许使用他们的独立意志，为什么他们不应该被允许管理他们自己，为什么他们不应该管理一个政治体。服从就是他们的义务，而能力是精英们的特权”
如果你接受了这些，那么你就不难认同Robin在该书中最异于常理的段落了：
“我将‘保守主义’、‘反对革命’、‘反动’这三个词语交互使用了，这并不是说所有反对革命的人都是保守主义者…但是所有保守主义者总是以某种方式反对革命。我将哲学家、政治家、奴隶主、文人、天主教徒、法西斯主义者、福音传播者、商人、种族主义者以及黑客都放置在了一起：霍布斯在哈耶克边上，伯克在佩林的对面，尼采在安.兰德和 安东尼.斯卡利亚之间，而站在四周的还有亚当斯, 卡尔霍恩, 奥克肖特, 罗纳德.里根, 托克维尔, 西奥多.罗斯福, 玛格丽特.撒切尔, 恩斯特.荣格, 卡尔.斯密特, 温斯顿.丘吉尔,菲利斯.谢拉弗利, 理查德.尼克森, 欧文.克里斯托尔, 弗朗西斯.福山, 和乔治.布什。”
格伦.贝克的黑板从未写得一半这样满过。
Robin就像是一个装卸工，这或许能让他那些遭受围攻的左翼读者感到高兴，但却使得他的整个计划变得不完整了。他没有看到他的整个计划是建立在一个谬论之上的：他假设一个阶级，然后描绘出该阶层中某几个人的特点，最后将这些特点放大，并将其安放在了整个阶级之上。在Robin的图景中，反对派天主教徒约瑟夫.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和乔治.布什（GeorgeW. Bush）都处于右翼阵营，那么用他的逻辑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理：因为前者法语说得很好，那么后者必定也是法语说得很好。这或许是一个国家机密，但是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Robin论证发展的轨迹。到最后，Robin将所有他本人不喜欢的人都标成了保守主义者、反动者、右翼人士（对于这些术语Robin并未加以区别，我后面将着重谈这一点）。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上个世纪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如下事实，即右翼在不断变动之中。右翼曾经是孤立主义者，之后又变成了国际主义者，从如今共和党的辩论来看，右翼似乎又在悄悄走回孤立主义阵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如果你认为公立学校已经被用于进行社会化的教条灌输，因此公立学校的权力需要被分化，孩子们最好应该在家里学习，那么你会被视为处在极左阵营。如今，这些看法却将你定位在了右翼阵营。我们是否该认为，这样的转变仅仅与如何将权力与人民隔离相关？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右翼内部的不同支流？持有古典保守主义的孤立主义者在《美国保守党》这样的期刊上表达着对“大美国”策略的不满；新保守主义者则在《旗帜周刊》上为他们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摇旗呐喊，并且鼓吹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尽管两派诉求截然相反，但是内心深处却有共通之处。同时，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在《初物》这样的期刊上撰文反对同性恋婚姻，这使得卡托学会的自由派们大怒不止。如今，在右翼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移民政策上，国防支出上，华尔街救助政策上，免税政策上，国家监管上以及其他许多地方。谁赢得了在这些方面的争论从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一代人的美国将是个什么样子。对于这一切分歧，Robin却都没有关注。
一个好机会已经被错过。正如很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Robin将现代政治分成左右两个阵营并没有错。但问题是在左右阵营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支流，而不同的支流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各自对于某些一致的大方向持的观点或激进或温和。当前美国政坛的混乱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右翼内部不同派别的结构出现了变化，从现实出发进行政治考量的保守主义者（比方说William F. Buckley 和 George Will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而像Glenn Beck, Ann Coulter这样被茶党所亲睐的民粹化反动派却大有上升之势。为了明白上述两者之间的差别，我们需要重温一下“保守主义”与“反动派（reactionary）”这两个概念最原始的意思。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最早成为描述政治倾向的标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和许多其他容易引起辩论的术语一样，这两个词语的意思和用法在党派辩论中经常变化，但是它们在哲学层面上的区别却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固定了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德蒙德.伯克。在大革命之后，伯克坚称区别革命中的两派的并不是无神论或信仰，不是民主或贵族制，不是平等或等级制，而是两种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伯克相信，由于人类从一出生总是处于一个不停运转着的由他人构成的社会，因此社会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讲是先于个人的（虽然伯克不会使用像“形而上”这样的宏大词汇）。政治生活的单元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后者需被看成是他们栖息的社会内的个体。使得保守主义者成为保守主义者的正是他们从伯克的社会观中所继承的遗产。保守主义者总是将社会看成是一种我们势必要继承并对之负责的历史遗产；我们对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的后来者都抱有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应该先于我们的权利。
此外，保守主义者也像伯克一样认为继承这种历史的遗产的最好方式是在于习俗与传统的逐渐改革，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政治运作。伯克式的保守主义者对改变并没有敌意，他们反对的只是那些试图对存于社会的思想与机构施加暴力从而为专政创造可能性的教条与理念。这是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的根基所在；这并不是对于特权的一种辩护。
虽然哲学上的自由主义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宗教战争时期，但是作为党派标牌的自由主义直到十九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宪政主义者活动时期才开始得到使用。直到后来与保守主义发生对抗时，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获得了其清晰性。古典自由主义者，比如说斯图亚特.密尔，基于人类学与道德的双重考虑，认为个人需先于社会，这与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只是生来自由的人类所造就的产物，因此不论我们从社会处继承了什么，消除这种遗产或者通过人类自由的活动重铸一份遗产的可能性大门永远为人类打开着。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观点。这也是自由派对面向习俗或者传统的诉求都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所在，因为现实是很多时候这样的诉求被用于美化特权和不公了。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需要某种形式的约束，但是他们相信这些约束力必定是源于某种跨越了社会特性与传统习俗的原则。在自由派看来，原则（而非传统）构成了限制人类自由的唯一合法条件。
这场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场有关人类本性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争论。然而，存在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的争论却不是有关人类本性，而是一场有关历史的争论。
“反动”这个术语最早在十八世纪中期从自然科学被借入政治思考的，最初的使用者孟德斯鸠是从牛顿那儿拿来了这个词语。可是在最初使用时，“反动”一词还没有被与革命联系起来，因为在当时，革命是非常罕见且非常难以预测的社会现象，因而不被看成是历史自我显现的一部分。然而在1789年，这种看法却改变了。适时，革命的敌对势力公开声称只要抵抗革命，世界就会回归正轨。革命派于是摆出了应对的架势。抵抗的欢欣，旧政权的崩溃，恐惧，以及后来拿破仑的崛起，这一切使得历史多了一重虽是现世的却不乏末世色彩的内容，而这也最终导致了温和主义者的消失。对于激进派而言,法国大革命就像是一场宇宙主显节,跟随它到来的是一个无法阻挡的人类集体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对于反动势力而言,法国大革命是富有天启末日色彩的事件,它象征着将欧洲天主教文明置于世界之巅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一方看到的是光辉的未来,而另一方看到的却是象征着末日的大洪水.但是双方共同接受的一点在于:对于政治的严肃思考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历史的进程,而不是人类的本性.
然而,向来有两种反动派,他们对于历史变革的态度并不相同.一类反动派梦想着重回存在于革命前的某种或真实或虚幻的完美境地.这里的革命可以是任何类型的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经济革命,甚至是审美革命.希望重回波旁王朝的法国贵族，希望恢复早期东正教仪式的俄国老式信徒，抗拒风格主义的前拉斐尔派画家，抵抗机器应用的莫里斯主义者和拉斯金主义者，这些人都可以被看成是属于第一类的反动者。
第二类反动者可以被称为是“救赎”反动者。他们承认革命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因此没有回到过去的路。但是他们并不是历史悲观主义者，或者说他们不完全是历史悲观主义者。他们相信应对灾难的唯一方式就是开始另一场灾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反动势力就已经开始开展反革命活动，而这些反革命活动将会颠覆当时的社会现状，改变国家或者信仰，甚至是改变整个人类，而在第二类的反动者看来，这样的改变是重铸黄金时代的方法，尽管这样无法回归过去，却被认为可以使过去的某些部分重新焕发出光芒。
这是约瑟夫.梅斯特尔（最凶残的法国反革命人士）与二十世纪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者所共享的东西。法西斯主义者对于现代社会的诸多方面都怀抱仇恨（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义、世界主义、包容、中产阶级文雅），这使得我们忘记了，他们心里真正惦记的其实只是教堂和皇冠。他们鄙视当时的德国贵族，连同贵族们的决斗伤疤和造作礼节，他们心中保留的是一种怀旧之情，一个通过铁剑的暴风雨而重新出现的新罗马。他们头脑中毫无保守主义的成分。
如今，美国人对于人类本性基本上是抱自由主义看法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生来是自由的，我们共同构成了社会，而不是社会构建了我们，因此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合法地管理我们自己。如今，大多数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将《独立宣言》看做是自明的真理，但是，没有一个传统的欧洲保守主义者会这么做。如今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在写作有关公民社会的建设性作用、自由所需的习惯与道德风俗以及政府行为的边界等主题时，往往会从欧洲的保守主义中汲取养料。但是严格地讲，这些美国保守主义者都是托克维尔式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强调的是：“慢慢来”“控制你的激情”；他们并不是伯克、艾略特、奥克肖特这一类的保守主义者。像Ron Paul这样的众议员推崇最小规模的政府以及完全的经济自由，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人的理念只是早期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而不是保守主义的继承者。
但是在美国，有关历史的问题却是无时不在。我们应该还记得，在美国走向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我们的政治言论中的那种预测性神经带来了一种怀有末世幻想的民主先锋主义，在这种民主先锋主义之下，自由女神取代了原来的法兰西自由女神的位置，成为了历史的焦点所在。可是在之后，现实开始入侵，美国人开始转而投靠孤立主义与例外主义的幻想，认为美国的命运必须通过自我孤立与自我净化从而从历史中实现自我保全。在美国，我们也有刚才提到的第一种反动派，那种希望回归过去的人，比如说有些依旧怀念种植园的南方人，比如说那些鄙视现代都市的农业派，比如说鄙视移民的种族主义者，比如说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怪人，比如说重归泥土的嬉皮，比如说意图切断我们的电力网的生态恐怖主义者（他们的行动往往却是在他们给自己的Mac电脑充完电之后才得到执行）。
我们在美国很少见到的是第二种反动主义，即“救赎”式的反动主义（只有在美国政治的边缘地带才能见到）。这种反动主义认为我们前进的唯一方式是摧毁历史已经放在我们手中的东西，并且等着新的秩序从混乱中生成。直到今天之前，这样的反动主义在美国还很少。
美国右翼如今真正引人注意的事件是政治末日论的逐渐主流化。这种风潮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但是在过去的四年，由于右翼媒体的发展以及经济危机的出现，这种风潮以更大的规模进入了公众领域，并且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共和党。这个转变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是很长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在于新保守主义从知识分子运动转化为了唤起民众的共和党意识形态。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大多都是失望的自由主义者，比方说欧文.克里斯托 和南森.格雷泽，他们看到许多“大社会”项目并没有取得预先的成功，于是他们转而开始欣赏保守主义中部分关于人性与政治的理解。克里斯托的下面这句妙语：“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打劫了的自由主义者”，很好地反映了最初的情况。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保守主义的思考呈现出了更加黑暗的色调。当时，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将自由主义的理想与政治的局限性相调和，而是如何消除六十年代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在当时的保守主义者看来，六十年代文化革命使得家庭丧失了稳定的基础，使吸食药物开始变得流行，使色情刊物变得到处都是，并且还导致了公共礼仪的缺失。换句话说，当时的保守主义者思考的问题是怎么取消之前的历史。最初，保守主义者在《评论》和《公共兴趣》（我曾经为这本杂志担任编辑》这样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将自己描绘成普通美国人的支持者，共同反对知识分子文化，从而鼓励“家庭价值”与宗教信仰。虽然他们自己未必真心相信后两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这两者于社会而言是有益的。
类似的末日主义在1996年的一部论文集上达到了狂热的状态。当时，这部论文集出现在当时广为阅读的神学保守主义期刊《初物》上，是由晚期的Richard John Neuhaus编辑的。这部论文集的名字叫做《民主的结束？司法对于政治的篡位》。当时法庭有关一起医生协助下的自杀事件的判决使得这部书在社会上更加热门了。这部论文集开篇就将下面这个问题摆在了读者面前：法律是由司法部门制定，并且声称有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性。因此，鉴于如今的司法激进主义，我们很难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仍旧是凭借着民众的共识在进行执政；我们是否已经达到有良心的公民不再能对执政的政权报以道德认可的境地？我们现在是否必须开始思考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不服从、非暴力反抗甚至是合乎道德的革命措施？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编辑声称自己“一点都没有夸张”。
这是来自文化修养较高者的反抗，这在十年前在美国右翼中存在着。到格伦.贝克和继他之后的民粹主义预言师们出现之后，这种反抗逐渐被后者掩盖了。后者敲着警钟，大声疾呼人们需要警惕媒体、政府、大学中的精英，声称这些精英正在预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种“恶果”，只有“普通的美国人”才能加以阻止。末日论不断向下而非向上发展，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将共和党精英们连接到一起的核心理念。他们都认为这个国家必须被从篡位者手中夺回，因而他们愿意支持任何一个抱有像他们的危机图景的政客，不论他是否缺乏经验，够不够资格，是否幻想连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贵族William F. Buckley开玩笑说，他宁可被波士顿电话黄页的前两千个人统治，也不愿意被来自哈佛和麻省理工的精英联合体所统治。在2010年，Norman Podhoretz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我宁可茶党执政也不愿意民主党执政，我宁可是萨拉.佩林坐在总统办公室，也不愿意奥巴马坐在那儿。”Norman Podhoretz是 Lionel Trilling的学生，而且当他说面上的话时，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从上面提到的背景来看，如今华盛顿的僵局并不值得我们感到奇怪。2010年众议员选举时，共和党候选人（还有部分民主党候选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要求签署《保护纳税人承诺书》，该承诺书要求他们反对任何可能增加私人或者公司边际税率的行为，同样，他们也需要反对任何没有被其他减税措施所抵消的减税限制与税收抵免限制。到今天，除六人例外，所有共和党众议员与参议员都已经签署了这份类似于集体自杀的协议书，这使得该协会的主席Grover Norquist成为了 Jim Jones一般的成功人士。这就是带着末世论的头脑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们告诉公众，只要他们将周遭的一切都打破，凤凰必定会出现。
同样的信仰在共和党总动选举人辩论中也可以被看到。竞选人纷纷允诺说自己若是当选会取消多少职能机构，多少公共项目会被停工，他们都声称对美国人民的心灵手巧十分有信心，所以这些公共项目被停止之后，美国人民自己能找到对他们而言最好的选择。但是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竞选者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解释他们领导的政府（假设真的已经进行了机构精简）将如何应对全球化经济的挑战，我们的教育体系又将如何应对全球化经济的要求，以及其对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在说上面那些话时，他们的语气就像Alfred E. Neuman说“什么？我该担忧？”时一样漫不经心。
这些都是新东西，这些与保守主义的原则关系不大，与贵族偏见关系也不大。后者往往认为“有些人更合适，因此应该领导他人”，这在Corey Robin看来是右翼的根本所在。但是，事实上，有些更黑暗、更糟糕的东西在我们的现实中存在着。那些知道自己希望通过革命得到什么的人已经是足够大的麻烦了，那些只知道他们想要毁灭什么的人简直是一个魔咒。当我阅读如今的新反动主义者的文章时，我想起了Leo Naphta，这位托马斯.曼《魔山》中因肺病而停职的耶稣会信徒，他徘徊在一家瑞士疗养院的走廊上，心中燃烧着对于启蒙运动的愤怒，并且寻找着自己的门徒。使得Leo Naphta愤怒的是历史无法被颠倒，因此他幻想着对它施以报复。他鼓吹着将要到来的末日，随之而来的是残忍与净化的阶段，这之后，人类的原始无知将会重现，新的权威将会得到建立。托马斯.曼在塑造Leo Naphta这个形象时心里想的并不是埃德蒙德.伯克、夏多布里昂、俾斯麦或者任何其他一个传统欧洲右派。相反，这个形象是以乔治.卢卡奇为原型。卢卡奇是匈牙利共产主义哲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位整天厌恶着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政委。卢卡奇是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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