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歐洲-大西洋地區，2008—2009年衰退後的復蘇一直步履蹣跚，將本可治癒的週期性失業拖成了結構性失業。而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小趔趄也演變成了曠日持久的投資短缺，也就是說，不光是在復蘇不力的當下存在資本存量和真實GDP下降的問題，未來數十年可能都將如此。
歐洲20世紀80年代的經驗留給我們一條拇指規則：在任何一年，只要勞動力工作時間和資本存量因投資的下降而下降，從而導致產出比正常水準低了1000億美元，那麼在未來年份中，充分就業的生產潛能就會比正常情況的預計值低100億美元。
這條拇指規則的財政效應相當令人吃驚。試想一下，美國或歐洲核心經濟體明年增加1000億美元政府購買。再進一步試想一下，它們的中央銀行儘管不願意繼續採取非常規貨幣政策進一步擴大規模，但也不願意妨礙當選政府的經濟刺激措施，讓它們難堪。果真如此的話，簡單的恒定貨幣條件乘數表明，我們將能看到GDP增加大約1500億美元。如此規模的提振反過來會帶來500億美元的稅收增量，而國民財富水準將僅增加500億美元。
如何保證債務不上升
美國或歐洲核心經濟體需要為這筆500億美元的新增債務付出怎樣的真實（經通脹調整的）利率？如果利率為1%，那麼在明年提升1500億美元的需求和生產意味著在未來需要每年拿出5億美元來保證這筆債務的真實價值不會增加。如果利率為3%，那麼年稅收額必須增加15億美元。如果利率為5%，政府每年需要拿出25億美元的額外開支。
假設持續低於正常水準的產出會導致未來潛在產出水準下降10%，那麼這1500億美元新增產量意味著在未來經濟實現復蘇時，產出會增加150億美元，稅收會增加50億美元。政府將不必通過增稅來為財政刺激所造成的債務融資。相反，在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的供給端潛在產出的提振很可能不但能夠償還因提振支出而產生的額外債務，而且能夠在不影響預算平衡的前提下創造未來減稅空間。
讓我們再退一步：這是相當反常的情形。在正常情況下，政府購買擴張乘數要遠小於1.5，這是因為中央銀行不會在政府支出擴張的同時維持貨幣條件不變，而是會採取行動糾正經濟運行，使之與貨幣當局的通脹目標相協調。更常見的乘數應該是貨幣政策抵消乘數，大小為0.5或0。
此外，在正常情況下，政府——即使是美國和歐洲政府——不可能在國民債務高漲的同時還能享受1%的真實利率，甚至3%也難以達到。常規政府支出增加算術告訴我們，當下產出的微小或振興會增加未來融資負擔，照這麼說來，債務融資的財政擴大絕不是好主意。
世界仍然缺乏安全資產
但當下的狀態並不是正常狀態。用麻省理工學院的Robert Cabellero教授的話：「如今，全球經濟仍然極度缺乏安全資產」。全世界的投資者都願意出極高的價格、接受極低的利率以獲得核心經濟體債券，因為他們把獲得可用於抵押品的安全資產視為無上的好處。
而且，投資者對安全的偏好使得增加政府債務的成本不同尋常地低，而產出和就業持續低於正常水準所造成的長期前景陰影會使目前陷入停頓的復蘇變得代價高昂。我們需要在短期動員閒置資源，以保持長期生產潛力，因此，正如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所言，增加國民債務利國利民。
作者是前美國助理財政部長，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民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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