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15-3-2012
林書豪一人一個月激起NBA千重浪，這兩三星期整個NBA帝國大反擊，隊隊、人人針對他和紐約人隊布陣和改變戰略，同仇敵愾，打出超身價，給他們顏色看。紐約人隊七連勝後六連敗，內訌和外在壓力開始浮現；鑽了NBA空子的林書豪神話「硬着陸」，回到人間，進入另一階段。
烏 坎村在中國內地，一如林書豪闖NBA；一如香港百多年在外哺育成形後回歸中國；一如唐梁投身特首選戰；一如中國千百年固有形態進入香港和走向世界；一如西 方二百年來華……，都是一個強有力的異質性介入原有體制建制引發的系統性聯動，內內外外異和同比試高低，互相解構、互相改變，被變自變，拒斥和吸納，分分 合合和重構。
這是一個文化交流與衝突、融會與轉型的過程。對新生、外來異質者和的原有建制及人員，這處境同樣都是新的、陌生的，布滿未知 數。雙方或攻或守，都在爭主次，決定誰跟誰。不論入或出、高或低、優或劣，只要自成一個完整性、實體性，有一定份量，可以互為異同，便可以扮演一個支點， 發揮作用，參與雙方「互變、被變和自變」的轉化過程。
「專制紅利」 高速達成
從知識論（或「訊息知識論」）和 訊息經濟學而言，外來、新生的異質性和異質者，是顯示原有建制及人員的不足的一個訊號，但卻動搖了原有建制及人員的利益、意義與尊嚴，視之為毒素，引起反 擊，最終極雙方押下生存、生命和身份認同，成為主體性與本體性的名相之爭，與利益和意義混成一體。
在這種歷史十字路口，怎樣面對和因應外 來、新生的異質性和異質者，跟不跟、怎樣跟和不跟，領袖、個人與群族的集體識見和判斷力往往起方向性、決定性作用。滿清時不學不跟，視學與跟為亡國亡文亡 族，被迫半心半意學一點跟一點，事倍功半也沒。日本眼見中國二三十年跌跌撞撞，狠下決心西化和開放，一個明治維新（以為）學足，追上西方（大部分）。開放 改革前中國不學，開放改革之後才如百多年前明治維新，冒吞下毒素的風險，學點外來異質的西學，免除很多現代化初期知識初生過程中的試對試錯的代價，造就了 二三十年的經濟奇迹。
中國現在又面臨另一個歷史十字路口，一元一統專制權力怎樣分離和多元化的歷史老大難題。開放改革是在一元一統專制權力 下粗放創出經濟奇迹，「發展是硬道理」，不顧和壓抑二十年前一開始中國內外有識之士警告的、與發展必然相應的環保和政治管治行政管理問題。北京共識、中國 模式就是「專制紅利」和「西學紅利」的東西古今矛盾統一結合。烏坎事件可能（又一次）標示一元一統的「專制紅利」的反作用和新一種「西學紅利」的需要。
在 最基層的農村，村委、黨委和公私難分的個人或集體經濟體三者混成一體，權力和責任一元一統，全權全能全包總攬、單向單邊蜂擁攻堅，高速高效率達成「專制紅 利」，但它的反作用是管得太多，背負太多，理不清三者的界線和關係，公公、私私、公私積怨結仇理不清，「為人民服務」只是「統一人民」而沒什麼「服務」， 壓力下和危機時誰也不願負責，誰也負荷不起，可能一起癱瘓。
「一國兩制」 變得消極
這次與三十年前不同的是，上次在經濟谷底，客觀上可以向上升，現在是經濟高位，放棄「保八」，客觀上只可能向下調，一元一統專制體制和領導在內內外外經濟和政治（管治行政管理）「硬要素」壓力下，結構和機制已窮於應付，再加上資訊化的「軟要素」的全球作用，風險更大。
汪 洋的「權力和責任分離論」在中國二百年未為功，不知始於何年，在香港則是百多年的現實，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香港和港人能中國所不能、所不知，無意間鑽 了時代的空子，處理了中國二百年的現代化問題、課題和主題，以個體的自由自主組構社會和秩序，公私分際和負責後果。戰後幾個全球危機中，港人能上能下，借 危機上新台階，躋身世界最前列。
一如林書豪在NBA和烏坎村在中國，一個強有力的異質性和原有體制建制的系統性互動與聯動，香港百多年在外 哺育成形的政經體制、社會、文化和群族，淹沒在龐大、悠久的中國大地。「以我為主」的聖諭給香港內外上中上下各級大大小小當權執政者「公器私用」，為私利 或短見服務。香港和港人也漸次趨向如烏坎等中國農村，躺着讓由上而下的一元一統全權全包權力照顧，能上不能下。
香港學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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