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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yrhere
在《经济学人》近170年的办刊历史中，我们报道1900年的中国义和拳起义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1900年7月21日在题为“中国的形势”一文中，我们不加甄别地报道了中国政府已经“谋害了所有列强派驻北京的大使，他们的夫人，秘书，翻译和卫兵。”我们断定“中国史无前例地恶意羞辱了整个欧洲和日本，”欧洲“必须以某种适当方式对他进行报复。”
如果你在历史书上没有读到外交官遭到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屠杀，那是因为它没有发生过（尽管使馆区确实被义和拳围困了55天）；这是西方报纸的虚假宣传，始作俑者是《伦敦每日邮报》，随后《泰晤士报》跟进，几天后《经济学人》也加入进来，可是热情不亚于前者（后来这些报纸不再报道这事，不过也没有道歉）。在清朝垮台前11年，八国联军对义和拳威胁的错误和过激反应，如今已深深烙在西方对中国压迫的记忆当中。
所以我们谦卑地指出，自那以后我们对中国报道的质量略有提高。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我们在中国脚踏实地，如今报道人员总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北京有三组人马，香港的更多。四周前，我们开始每周在纸质印刷版劈出一个版面专门报道中国，这是70年前我们增加美国版面后，首次单独为一个国家增加版面。现在我们写这个关于中国的博客，作为纸质扩版报道的指南。
但是即便在中国的报道人员很少或者没有的情况下，《经济学人》还是在1843年报纸创刊的前几个月就开始对这个地方发表评论，当时来自广州的信息更新是通过慢船到达邮局的。第一份对中国的广泛分析刊登在1843年10月14日出版的第八期上。主题大家可能有点眼熟：购买外国进口商品的中国消费市场潜力。《经济学人》的创刊主编，苏格兰商人詹姆斯·威尔逊（他当时几乎负责撰写整份报纸）并不看好中国市场：“事实是，政府间进行贸易需要的不仅是契约。”威尔逊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消费者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需求，外国商品无法满足，另外中国人的收入也需要提高。他写道(就像如今的做法一样，他没有署名)，“我们必须忘掉”中国“……仅仅有许可或有机会购买我们的商品不等同于他们马上就有能力那么做。”截止2012年，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外国奢侈品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发展得相当不错。
1843年12月《经济学人》首次转发了关于中国轶事的报道：外国人上中国假货当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如下内容。一个故事记述木头制作的“假火腿”，包上泥土，外边再裹上一层猪皮：“整件东西精心上彩和加工，需要一把小刀才能探知真伪。”另一个外国人，“M·奥斯贝克”讲述他被街上卖花盲人欺骗的故事：“从这个教训中我学会了无论谁与中国人打交道都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即便那样也要冒上当受骗的危险。”
同样是1843年的文章，标题为“俄国与中国的陆路贸易”，指出在与中国贸易方面俄国对英国有“巨大的道德优势”，因为他们没有“从事可耻的鸦片贸易”。对《经济学人》来说，这标志着它难能可贵地反对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掠夺性的和靠武力支持的对华贸易政策的开始。1845年，本着本报创办以来的中心原则：自由贸易，《经济学人》敦促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不合理关税。1859年，《经济学人》不顾英国国民感情的趋势，站出来谴责英国傲慢对待中国，徒劳地反对英国发动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它在一份报纸上写道“没有什么比英国人对待伟大东方国家所表现的更傲慢了，”它打算，“记录我们的坚决抗议，在英国对待东方国家方面，反对甚嚣尘上且专横无知的错误和傲慢腔调……”反对干预中国的这种道德愤慨竟然同时也伴随着《经济学人》自己对中国丢人的傲慢偏见，包括也来自1859年的这一条：“在接受新事物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迟钝；他们的偏见如此根深蒂固也只有时间才能改变他们。”
报纸不仅反对军事干预中国，它也支持北京极权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在十多年的浩劫中，它几乎推翻了这个王朝。1862年《经济学人》表现出偏袒政权的稳定性，这对当今管理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是个安慰：“皇帝的政府，----我们担心英国动摇和伤害得太多，----尽管很糟糕，但还不是无可救药的政府。万恶之源是腐败和贪婪的官僚制度，不是可怜的混乱。”同时，“太平天国是一群破坏者。”（斯蒂芬·R·普拉特的新书《天国之秋》，对这场血腥内战的双方做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满清最终赢得了胜利）。
这种19世纪的见解极大地受制于这个事实，《经济学人》主要靠外交部和其他媒体获取信息。1911年清朝倒台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观。1913年发自北京的一篇“特别通讯稿”准确地通报了那个时期年轻共和国政府的可怜和脆弱状况。1949年6月，当毛泽东和他的那帮革命者即将准备建立人民共和国之时，报纸在香港的“特别通讯稿”，一篇长文，题名为“共党治下的中国”，转述了共产党士兵普遍纪律好，媒体转变成“宣传的喉舌”和有些公众的不安情绪。
在北平或天津尚未出现恐怖事件，可能现在说共产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警察国家还为时尚早……然而，家道殷实的中国人和中产阶级和一切与国民政府有过联系的人对未来处于相当焦虑状态。
记者也明智地反驳了香港的有些英国商人固执的乐观观点，他们坚信共党统治下不会有太大变化。记者敏锐地认为更可能的是“即将发生的事将是中国过去100年，或1000年历史中都完全没有先例的。”
一年之后，1950年《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上海”的彩色新闻报道中，对新中国进行了身临其境的描述。署名为“一名最近去过中国的记者”，它讲述一个对共产主义形势着迷的城市，书店里摆满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献，共产党人排练上演戏剧，大街小巷播放着《东方红》的歌曲声。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这场运动的巨大而狂热力量给人的印象更深或记忆更久了。在上海人们看到，它是一片苦药片涂了一层糖衣。药效是明显的，因为新人需要新思想，在重获新生的过程中，自我批评起了巨大作用，看起来它的效果十分显著，值得至少更密切的关注，而不是像西方媒体常常做的那样，以略带嘲讽语气置之不理……
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直到1976年毛去世，报纸的新闻报道(像其他同行一样)受到不能到这个国家自由旅行的限制。毛对异己的清洗本身报道了，但是对清洗残酷性的细节没有多少描述，对大跃进灾难性的饥荒没有实时同步掌握。对文化大革命的过度疯狂就有了较清晰和细节的报道，多亏了艾米丽·麦克法考尔的卓越工作，她对中国的专业知识在本报和新闻界同行当中都是佼佼者；然而更多的疯狂和混乱要等到稍晚些时候才为公共知晓。这当然是毛求之不得的。尽管《经济学人》对毛的独裁统治绝不是视而不见，可是报纸不能通过第一手材料了解其极糟的后果。结果导致，1976年毛去世时，《经济学人》给毛下的结论太过友善。除了其他成就外，他受到赞扬建立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无人忍饥挨饿”；也许是真的吧，写那篇文章时还不知道有人饿死，但是两千万到三千万人在大饥荒中死去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多年之后才浮出水面的。
自从毛死和中国开放以来，《经济学人》就能够深入这个国家，以更丰富的材料进行报道。1977年12月报纸首次利用这个优势，麦克法考尔女士和另两名资深采访记者，以“华主席的中国”为报道题目，用24页的篇幅报道和了解中国。考虑到毛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华不到一年就失势了，那就好理解了当时的一些预测很不靠谱，并且严重低估毛统治期间所造成的危害。包括这条误断“自1949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府所做的怀着感激之情”。这就是同时代新闻写作的危险所在。
今天我们知道用长焦镜头看事物的好处是，反倒是自从77年那个报告写完以来，许多中国人对他们政府所做的更心存感激之情。碰巧的是，《经济学人》当时的副主编诺曼·麦克雷预测事情将会是这样。他写给1977年报告的预言性文章，题目开始为“推迟的奇迹”，他预测中国领导人很快会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重新解释毛（但是名义上不会抛弃毛），解放经济，启动数十年年度经济增长达10%的发展。15年后的1992年吉姆·罗沃在另一份特别报告里说明，改革的中国经济如何比外界想象的更具有活力，已准备好再繁荣上20年。
本报有时因距离报道事件太近反倒不能正确扑捉潜在的新闻故事：本报注意到那一周在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面时，84岁高龄的邓使用筷子的手在颤抖。我们写道，“随着邓先生日益衰老和身体虚弱，他周围的中国也将发生变化。”
1997年《经济学人》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永久办事处（首次申请是在1994年，当局并不急于批准它）。从那个落脚点，本报记录了中国经济和在世界地位的历史转变，这使得众多新闻机构，包括我们自己的，去扩大我们在那里的规模。这个国家的转变还在持续着：在本周的中国版面，我们注意到内地城市，如成都和重庆的经济发展之快现在已经使得史上最大的国内民工流向发生逆转。不论是纸质还是这里，在《论语》这个栏目里，我们致力向人们展示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写照，自从我们在1943年开始对它关注以来，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故事的发展早已超出本报在1843年关于中国的第一篇文章所理解的狭小视野。
……我们对他们产品的需求将刺激工业增长，他们将有更多的财富和能力消费我们的产品，这是确定无疑的；与这个非凡民族的大量和常规的贸易增长将在未来经历许多年，最后……目前达到一定数额的贸易还是不敢抱多大希望。
确实不敢抱多大希望。考虑到对义和拳起义报道的严重失实，在近170年的时间里，我们竭尽全力在我们的版面上对中国做有价值的报道和分析。愿有用的豆腐块文章继续付印发行，继续发表在《论语》里。
（图片致谢：“广州鱼市”，美国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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