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前，當美軍在建立禁飛區的名義下拉開奧德賽黎明行動的大幕時，對於應不應該以武力去保護一個國家的平民並幫助他們推翻被認為是獨裁者的政府，在中俄與西方之間是有不少爭議的。一年之後，利比亞戰爭的煙塵已經散去，但同樣的爭議又開始圍繞敘利亞而出現。這說明，以中東民主進程為背景利比亞戰爭並非特例，它觸及了一個應予以持久而充分重視的普遍性問題，即民主與戰爭之間的天平如何保持平衡。敘利亞危機正在演化之中，太多的問題還看不清楚，而利比亞漸冷的硝煙可以使我們走出燥動與激情，以一種比較平和的心態分析民主與戰爭之間的複雜關係。
戰爭到底給利比亞帶來了什麼?
回顧戰爭，其最重要的結果當然就是整個國家制度的改變。戰爭之前是卡達菲當權，這個於1969年通過政變上臺的政治強人，當時年僅27歲。年齡優勢和獨裁統治使得他此後掌握利比亞大權達42年之久，可能是世界上統治時間最久的領導人之一。在他的統治下，利比亞並不貧窮。這並非由於卡達菲的政策有多麼高明，而是因為利比亞有巨大的石油財富。該國已探明的原油儲量為470億桶，佔世界的3.4%，其收益足夠人口僅600萬人的利比亞來享用。據統計，石油出口佔利比亞全國出口的95%，創造了80%的政府財政收入。但是，這些成果並未被全體人民分享，卡達菲家族控制了石油、天然氣和媒體等重要領域，大量石油收入被卡達菲用於家族揮霍以及不著實際的國際雄心。更重要的是，利比亞人民不僅失去了對財富的控制權，而且失去了改變這一切的機會。卡達菲在人民直接掌握政權的幌子和公開處決的威嚇下，剝奪了利比亞人民通過選舉、法律來選擇、監督自己領導人的權利，只剩下熱愛和崇拜自己領導人的自由。
但戰爭改變了這一切，壟斷一切的政治強人一去不復返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原反對派組成的過渡政府。利比亞目前的局勢仍然是脆弱的。過渡政府雖然宣佈全國解放，但在如何重建法律與秩序方面面臨挑戰。特別是，對於在戰爭中集合起來的武裝力量，新政府仍然缺乏一個統一的指揮和控制，從而導致了不少的混亂甚至衝突。聯合國利比亞支助團負責人伊恩·馬丁今年1月25日指出，利比亞的街頭巷尾充斥著大量武器，國內存在各種指揮和控制權屬不明的武裝部隊。就在他說這番話之前，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來自米蘇拉塔的部隊與駐紮在當地的部隊發生了衝突，導致多人傷亡。在前領導人卡達菲的主要基地拜尼沃利德市，過渡政府的部隊與當地民眾發生了激烈的交戰。但是，沒有證據表明利比亞存在重新陷入大規模內戰的風險，也沒有卡達菲支持者捲土重來的跡象。過渡政府已經任命了新的利比亞武裝部隊參謀長，試圖把各種武裝力量統合成正規軍。與推翻薩達姆後的伊拉克相比，利比亞的情勢要相對好很多。
更重要的是，利比亞雖然還沒有實現民主，但已經站在了民主的門檻上。當前的過渡政府是在原國家過渡委員會的基礎上組成的，這是戰爭時期各個反對派勢力的大聯合。在2011年11月22日宣佈的過渡政府內閣名單中，既有長期反對卡達菲的海歸派，也有地方實力派和在戰爭立下業績的革命功臣，其中還包括兩名女性部長。為了平衡各方力量，國防、內政和外交三個關鍵部門分別由來自南部、西部和東部的人士分掌。這樣做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政府派系林立，不利於其迅速地重建秩序與權威;另一方面，過渡政府借此獲得了廣泛的代表性，從而減少了分權不勻重陷內戰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民眾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享有了批評自己政府和領導人的自由，並開始通過選舉掌握自己的命運。國民議會的選舉定於2012年6月舉行，屆時利比亞將出現一個由自己人民選擇的政府。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定利比亞國家的未來前景，但不能否認的一個現實是，獨裁者是不可能王者歸來了，利比亞的民主步伐可能蹣跚，但畢竟已經起步。
當然，戰爭使得利比亞為了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特別是生命的代價。對於這場戰爭的傷亡人數，各方說法不一，一直缺乏精確的統計數字。2011年9月8日，過渡委員會的衛生部長曾做出一個估計，認為整個戰爭過程共有3萬人死亡，至少5萬人受傷，其中2萬人受重傷。但據過渡委員會2011年10月2日的宣佈，自2月15日以來的死亡人數又被降低到25000人。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場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戰爭。而且，不能不指出的是，這些死亡者除了在戰場上戰死的之外，還有大量死於被俘後的虐待、法外施刑。他們中間不僅有軍人，還包括無辜的平民。而製造這些不正常死亡現象的來源，既包括卡達菲軍隊，也有反對派武裝的報復，還有北約飛機的轟炸。至於財產損失，更是一個難以估量的數字。
民主變革的路徑選擇
那麼，在慘重的傷亡面前，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否定利比亞戰爭呢?一個更具普遍意義的問題是：如何評估通過戰爭來推翻專制的努力?
理想地看，和平變革是走向民主的最佳通道。這是因為，在人權的價值排序之中，生命權是第一位的，比政治權利更為重要。所以，通過包括戰爭在內的任何暴力手段去實現民主，確實都非社會變革的理想方式，因為這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而且，從一個國家民主建設的長遠角度來講，暴力革命並不利於一種民主制度的建立與長久維持。一種民主制度能否在一個國家長久穩固地紮下根來，其實並不只取決於推翻一個獨裁者或是設計出一種民主的制度，還取決於社會各階層中養成一種認同民主、接受民主的政治習慣，形成一種多元而不偏激、有爭論但又能妥協的理性民主文化。沒有這種民主文化，哪怕推翻了獨裁政權也只會出現一些人所批評的假民主或民主亂象，反而給那些反對民主的人提供了口實。而民主文化的養成，常常是長期實踐的結果，暴力革命常常短暫而劇烈，根本無法提供這一民主訓練，甚至創造與民主天生敵對的基因，如蔑視法律、不樂妥協，甚至迷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等。
但是，現實地看，許多國家在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沒有最優選擇，只有相對較優甚至是相對不那麼壞的選擇。甘地所宣導的非暴力抗爭之所以能夠在一些國家獲得了一定成功，如他所在的印度、黑人民權運動時的美國，以及目前的緬甸，不僅是因為有像甘地、馬丁·路德·金和昂山素姬這樣有信仰、有堅持又足夠理性、堅韌與社會基礎的民眾領袖，還因為站在他們對立面的統治者尚有一定的政治理性，願意通過妥協、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特別是在英國殖民下的印度和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雖然有著種種的不足甚至黑暗，但有基本的法治、有新聞自由，這就給和平抗爭提供了生存和展示力量的空間。哪怕是當前的緬甸，如果原軍政府不願實現向文職政府的轉型，以強力甚至武力對付昂山素姬領導下的反對派，和平抗爭只怕也難有生存的空間。而利比亞反對派當時面臨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況，當卡達菲以武力鎮壓示威者的時候，反對派們確實除了拿起武器外，已沒有其他路徑可以選擇。當獨裁者舉起了屠刀的時候，勸告示威者和平抗爭無異於讓他們束手待斃。
但這是不是意味著和平變革道路在當時利比亞就已完全沒有機會了呢?也不是。第一，國際社會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幹預變數，完全可以在和平變革方面扮演關鍵角色。一方面，國際社會有能力制止卡達菲的暴行，另一方面，它可以通過政治解決為利比亞的和平變革提供再一次的機會。可惜的是，國際社會當時陷入了分裂，西方雖然願意制止卡達菲的暴行但更青睞武力而不是政治方案，中俄等國提倡政治解決但在說服卡達菲停止暴行方面缺乏足夠的意願或能力。由於這種分裂，一種強有力的政治解決方案始終未付諸實施，利比亞戰局也幾經反復，使其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第二，反對派在東部穩住陣腳以後，政治解決還是可能的。但反對派自以為有西方武力的支持，在戰局有利的情況下提出了過高的談判條件，使得卡達菲不願意和平交權。反過來，卡達菲在自己還處在有利的情況下也不願意談判，戰爭因此被延遲，卡達菲也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家破人亡，足以為所有獨裁者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知，和平變革是一個國家走向民主的最佳路徑，不要放棄任何爭取和平變革的機會。即使戰爭已經發生，也往往仍有可能爭取一種和平的政治解決方案。當然，這離不開各方面的努力。第一是原政權領導人不要貪戀權位，應該理性、明智地順應時代潮流的要求，促成對個人、對國家最為有利的結果。第二是反對派也要敢於和善於妥協，即使開始反抗是迫不得已，但在接下來的鬥爭中不能排斥和平的政治解決方案。民主不是搞報復和清算，也不一定非得要排除哪個人或是哪個政權。妥協可能會使一個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更慢，但會更穩當。第三個教訓是針對國際社會的。由於擁有強大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在面對中小國家內部變革這樣的問題上，國際社會可以扮演重要而積極的角色。關鍵是，國際社會在扮演這一角色時，應從該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以一種政治解決的方案推動該國走向和平的民主變革。如果國際社會能夠同心協力，做到這一點是毫不困難的。如果主要的國家都打自己的利益算盤，只會使那些正在追求民主與變革的人們付出完全不必要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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