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
在國家認同這面鏡子面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兩面性暴露無遺；對外以反壓迫、反霸權自居，對內卻以國家恐怖壓制弱勢族裔。從建構民族國家的意義上講，現在是該提出以國家認胢同超越狹隘族裔認同（當然包括狹隘的大漢民族認同），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中華民族」的時候了。
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反美、反日、反西方的三波浪潮均有一個共同的外向型對抗性特點，民族主義劍鋒所指或為歐美或為日本。與此對抗性相吻合的則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大一統。無論是19986年《中國可以說不》所代表的民粹式民族情緒，還是2008年部分海外留學生所展示的狹隘愛國主義，其共同點均是以中國整體作為依託，而這個整體實際上僅僅是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民族。筆者在此用大一統性而不是整體性稱謂這一特點，是為了說明即使漢民族佔了整個中國人口的絶大多數，也不能抹殺其他族群的存在。中文語境中的大一統，雖有現實作為基礎，但更多是一種以華夏（漢族）文化為依據的政治想像，而將任何非漢文化一統化之。正是以這種大漢族民族觀為出發點，中國當代民族主義侵淫於自我製造的以模糊的中華民族甚至虛幻的大中華概念為基礎的文化想像之中不得自拔。貫穿於這種外血型對抗性民族主義之中的當然不乏針對台灣獨立的因素，但從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台灣問題就等於統一或分裂問題。爆發於2008年西藏危機時的遍及海外的反西方的遊行浪潮，也是以中國大一統民族主義的名義展示。
藏人是否認同祖國？
西藏問題由來已久。儘管西藏流亡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一直表示不追求西藏獨立，關於西藏危機的討論仍然主要圍繞着統一與分裂的大一統中華民族主義主旋律話語展開。2008年3至5月西藏危機期間，只要翻開當時海內外的大量中文報道，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激起強烈激情與衝動的西藏危機的乃是主權與統一。華文媒體以「反分裂挺奧運」來概括以留學生為主體的集會遊行。媒體對事件的報道大義凜然，留學生的演說熱血沸騰。著名的例子是留法學生李恒的名言：「寧可讓自己受委屈，不能讓祖國受委屈」。對西藏問題指手劃腳的西方媒體或人士，是企圖將西藏從中國版圖中分裂出去；主張西藏自治、西藏自由、西藏獨立的藏人，是企圖分裂中國，背叛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罕見的敢於同藏人對話的中國留學生更是中華民族的叛徒和敗類（如杜克大學中國留學生王千源於2008年4月奧運火炬傳遞期間，主張圍繞西藏問題不同觀點的和平示威的兩方對話而受攻擊。中國中央電視台稱其為最醜陋的中國留學生，而其父母住址由於被公布，受到圍政，令其父母有家不能歸）。長期以來受此種統一與分裂意識形態教育的留學生，在集會中以「中華民族」一分子為榮的參與者恐怕很難提出他們心中的祖國是否也是獲得藏人認同的祖國的問題。
漢民族和維族衝突
然而，2009年7月新疆騷亂的發生使中國民族主義的這一統一話語基礎受到了挑戰。儘管在「七五」事件之初，中藏方面仍然指責以熱比亞為首的新彊分裂勢力，但7月7日近萬漢人上街遊行以及9月發生的針刺事件，充分顯示出新疆騷亂的族群衝突性質。族群衝突使得以國家統一對抗民族分裂話語框架下的中國大一統民族主義受到挑戰，漢民族主義與維吾爾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浮出水面。以熱比亞為首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從維族民族主義角度反制中國民族主義，指責中國政府實施「漢民族主義」。在此之前，中國內部族群問題、族群衝突當然存在，除了「藏獨」、「疆獨」問題之外，回族與漢族間的衝突也屢有發生。但是，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的誘導，還是傳統「天下主義」的文化積澱﹐族群衝突問題尤其是漢民族與非漢民族間的衝突、對立問題既是言語的禁忌，又是思考的盲點。官方話語以反分裂和捍衛統一的最高價值壓制任何族群自治訴求，遮掩族群衝突，民間民族主義將漢族想像成中國民族的整體，對非漢民族視而不見。
漢族，還是維族或藏族的中國？
應該看到，官方在民族問題上的意識形態灌輸和輿論導向是成功的，這從90年代直至2008年的反美、反日、反西方三波民族主義的浪潮的表現上不難看出。這一時間，是中國「六四」事件之後經濟力量提升的時期。與中國經濟騰飛相呼應的西方「中國威脅論」、「中國堀起論」、「中國崩潰論」等聲音也迎合了漢民族 – 中國人對自己的整體想像。但是，新疆騷亂之後，中國作為一個族群混雜的帝國面貌突顯出來。長期屢試不爽的中國（大漢）民族主義，不得不面對民族主義既可能指向西方也可能指向漢民族本身的雙刃劍。出版於2009年4月的《中國不高興》可以看作90年代《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姐妹作，二者均充滿一種虛驕傲的民粹情緒，將中國掍同於漢民族。但2009年7月新疆騷亂之後，如果中國仍有類似商業炒作的民族主義出版物問世，是否應該提出中國是誰的中國？漢族的中國，還是維族或藏族的中國？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然不意味着中國存在着不同族群分裂分建多個中國的前景。概而言之，即使中國民族分裂，維族或藏族也恐很難打出中國的旗號。提出維族或藏族等多族群的中國實際上是提出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筆者曾經在論述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時，將當代民族主義界定為「一種建立於民族甚至是排外情緒之上的思想與政治潮流，該思潮傾向於認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讓民族有朝一日成為世界強國。」但是，這一界定不包括中國近代歷史上所有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潮。吳國光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分為辛亥時期的民族主義、五四的民族主義、改革前的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和當下民族主義（見《中國民族主義的多重悖論 – 歷史的發展與政治的錯位》）。按照這一歸類，至少成為三民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五四時期的開放、包容的民族主義有着重要的國家認同功能，設想通過制度和價值建構整合族群笸社會，如孫中山的「五族共和」，五四的自由、民主。
就「七五」新疆騷亂，張博樹的回答是必須通過建立憲政完成威權體制的轉型（《威權政體語境內的民族衝突》）。作為憲政問題專家，他將中國族群問題的解決之道寄託於制度建設，來自香港的丁偉則明確提出國認同的核心問題：如何建構既超越不同族裔又為各族共用的屬於「中華民族」的精神與價值？丁偉以美國與新加坡的超越膚色、超越宗教的國家認同為例，論述建立共同國家認同的艱巨與重要。從國家認同角度提出問題實際關乎當代中國的國家發展的總體方略，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取向不同，國家發展的前景也不同（《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凝聚少數族裔》），概而言之，未來中國發展逃不出以下兩個大方向：
一是未來民族國家建構向着單一民族的方向發展，漢族的傳統、文化、習俗、信仰成為所有這一民族國家成員的精神依歸，任何外在於這一文化的「他者」，都入須接受這一套文化規範，否則將難以生存，至少也困難重重。實際上，在目前中國的制度下統轄下，少數族裔面臨着自願同化或者被強制同化兩種困境，同化意味着失去自我，失去本族裔認同，拒絶同化極有可能招來滅頂之災，於是爭取獨立成為最後選擇。很顯然，這樣一種前景，既不符合中國這樣一個多族裔的國情，又會激發由日益增強的認同危機感面導致的少數族裔的獨立運動。其實，按照這樣單一民族的排他邏輯，認同危機遠不會止於傳統上不同族裔。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個體意識增強，會不斷催生出新的國家認同笸身份認同問題。台灣相對於大陸的認同問題就是典型。2010年8月1 日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在北京大學演講時表示：她不在乎「血濃於水」，她在乎的是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少數族裔，如二千三百萬台灣人。龍應台在此時呼喚的正是價值認同而非以「血」來象徵的族群認同，而所謂「台灣人」也正是新時代華夏統所產生的新的身份認同。來自台灣的湯紹成教授的《台灣的統治認同問題》一文，向我們詳細論述了台灣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
第二種前景即是參照多族裔現代民主國家如美國的國家認同模式，在族裔平等基礎上打造一套為大家共同認可的超族裔、超文化、超宗教的普通價值，並為這套普適價值建構堅實的制度和法律保證。使各個族裔均可以在價值認同，制度認同的基礎上認同這一新型的「中華民族」。新型的「民族國家」，並為成為這一國家的一分子而引以為榮。參照歐洲的經驗，實際上，國家無論大小，族裔無論多寡，任何現代民族國家都無法避免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艱巨任務，無論是建立各族裔共用的精神價值，還是打造保障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利益集團的多元民主制度。比利時人口僅有一千萬上下，同中國廣州市人口相若。但卻面臨着講荷蘭語的弗拉芒族與講法語的瓦隆族的分裂危機﹕法國被認為是以共和國價值整合民族國家的樣板國家。但其國家認同卻受到來自北非等地以伊斯蘭信徒為主的移民浪潮的強大衝擊。聯盟2005年簽署的《歐洲憲法條約》和2007年通過的《里斯本條約》則不提基督教信仰。
民族國家建構只完成了一半
1911年，中華清帝國崩潰，近代意義上的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使命於是提上日程。然而，從辛亥到五四，從日本侵華到1949年共產黨建國，建構民族國家的任務至多完成一半；即所謂「民族獨立」，1949年之後，共產主義以階級超越族裔的意識形態幻象遮蔽了盤根錯節的族裔認同問題。國家認同本屬於建構性的民族主義的重要內容，這些是歐洲民族主義誕生時期民族主義的要旨。但是，推動中國民族主義國家建構的是後發和反應性的民族主義，先天缺乏歐洲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在其啓動時期，又確實如面臨着抵抗殖民入侵的歷史限定。這一背景使得中國民族主義忽略了建構國家認同的民族使命。「八九」之後，隨着意識形態光環的消逝，族裔矛盾突顯，如今將中國帶入世界體系的全球化浪潮更加重了「中國人」的認同問題。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德德拉納瓦提醒我們，歷史上存在帝國，城邦，民族國家三種國家政治形態（《帝國、城邦、民族：歷史還是未來？》）。帝國同民族國家不同，帝國的主題是疆域而非認同，維持帝國的手段是武力而非價值。中國有着不同凡響的帝國傳統，現今的中國是否仍然深陷帝國的窠臼，錯將疆域和武力看成是歸人和認同？從目前當代民族主義的整體趨勢來看，所謂「統戰」、「團結」、「反分裂」、「反獨立」、「經濟發展」、「開發脫貧」，均是伸向少數族裔的胡蘿蔔與大棒，旨在使其服帖就範而非認同笸信服。在國家認同這面鏡子面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兩面性暴露無遺：對外以反壓迫、反霸權自居，對內卻以國家恐怖壓制弱勢族裔。從建構民族國家的意義上講，現在是該提出以國家認同超越狹隘族裔認同（當然包括狹隘的大漢民族認同），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中華民族」的時候了。
挖掘「天下主義」的開放傳統
這裡需要提出的是，在我們討論民族國家建構的時候，我們所指的當然是所謂「政治民族」。只有以普世價值為基礎建立的民族國家才可能超越各族裔、各宗教的認同，超越各階層、各集團利益，才有和平建構的可能，才可能具備開放笸將來的指向而非封閉和停滯的前景。以中國多族裔的國情說來，中國只能實行有利於建構政治民族的政策，否則只能加劇少數族裔的分裂與獨立緊張。不過，以普世價值建構政治民族的思路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盲點，筆者在此揭示的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對抗性和大一統性的特點即在於說明這一性質。也許，有人說中國存在「天下主義」的文化傳統，歷史上各朝都有着族群帝國傳統和包容的文化典章傳統是長期文化擴張和持續的強大雙軌。但是這兩個傳統都必須接受現代性的挑戰。正如上述，大一統的帝國傳統很可能成為帝國崩潰的加速劑。而「天下主義」也可能被解讀為「華夏中心主義」。更確切地說，「天下主義」包含着被接納普世價值和滑向華夏種族主義的兩種可能。程映虹教授的《愛國主義還是種族主義》一文剖析了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種族主義因素，值得我們警惕。從建構的角度，我們應該充分挖掘「天下主義」的開放傳統，將以文化同化為指向的「天下主義」轉化為以價值認同為訴求的「天下主義」，尋找中華文明與普世價值接軌的傳統資源。同時，我們也必須警惕「天下主義」傳統中的文化霸權傾向，正如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將自己的制度模式或「文化」價值強加於人。
三之二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88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