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萬台灣青年 撼動總統大選
這 幾天,在台灣Facebook轉貼最多的影片是這一支:「期末考後一天爆炸,我要回家投票」。短短三天就有七萬次的點閱數。這個鼓勵「首投族」返鄉投票的 影片,製作人不是中選會,不是台灣的兩大黨,而是一群大學生。台灣有340萬年齡在20到29歲的年輕選民,他們的選擇足以搖撼總統大選的結局。台灣青年 為何關心起政治?又如何影響選情?
我們承認吧,不同時代有它的時代病!
二十年前,台灣解嚴前後的病是「無知」,好像衝破一黨獨大的惡魔,世界就解放自由;那時,我們獨斷地相信世界是簡單的黑與白。直到經歷兩次政黨輪 替,庸俗化的政治吸納社會動能,曾經魂牽夢縈的獨斷理想成了懷疑。台灣的時代病,也從二十年前對政治的「無知」變成現在的「無感」。
帶著上一個世代的心情,隨著選戰,進入新一個世代年輕人的世界裏,卻也驚訝地發現,年輕人對政治的意向和參與,在「無感」中,悄悄起變化。
民進黨執政八年,國民黨執政四年,這十二年來台灣大行新自由主義,重發展輕平衡、河流山川持續破壞;傾向富人政策,年輕人目睹他們的父母或辛苦的中產階級的失落,放著無薪假又挺著過勞的身體;好不容易讀了大學研究所,月薪只有22K,他們成了「崩世代」(崩毀的世代)。
他們不再輕易信任政黨和政治人物,更有些人開始把政治關懷納入生活,扭轉冷漠與無感。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三年級的學生張芷菱,在總統大選前幾天,滿二十一歲。她成為首投族,趕上中華民國第十三屆總統大選。同學們嘰嘰喳喳討論投票行 為,其中一位同學說:「我的票被買斷了。我媽用中餐、晚餐還有一個電腦包,買了我的總統票、立委票、政黨票」。張芷菱一邊俏皮答道:「妳媽媽賄選喔!」一 邊為同學輕易把投票權讓渡給父母感到不可思議。她腦中立刻計劃起一個運動。她說,要年輕人要拿回自己的公民權。
此次總統大選時間較四年前提前兩個月。投票日在1月14日,這對1月13日才剛考完期末考的年輕人來說,要長途跋涉回家選舉,是不小的負擔。於是, 張芷菱拿著攝影機,跟著她成大同學返回家鄉花蓮,和同學們剪接成一分四十秒的短片——「期末考後一天爆炸」(我要回家投票),放上YouTube。
隨著影像的流動,她們的訴求感性又充滿力量:「我在台南唸書,要回到台東,翻過大武山,越過塔瓦溪,就是家的方向。家不遠,離我的夢想卻很遠。在這樣漫長的旅途中,為什麼,想決定自己的未來,這麼艱難?我想讓我的未來有所選擇,我想讓我的選擇充滿力量……」
這個作品在學生的Facebook上快速流傳,鼓勵三十萬首投族返鄉投票。課業與運動兩頭燒的張芷菱說,希望年輕人,不要習慣冷漠,要主動參與、勇於表態。
被豢養出的冷漠
這一代對公共事務的冷漠,有價值多元的時代因素,但更多是被豢養出的習慣。
1985年後出生的青年,今年最多才二十六歲。以1985年生為例,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九﹪,人均收入在當年的3045美元,在八年間,快速提高至一萬美元。在一個富裕年代長大的他們,對戒嚴少有感受,自由民主對他們就像呼吸空氣一樣平常,生活是玫瑰色的。
在他們的年代,政治淪為表演,政治人物像走唱藝人,他們總說,「政治骯髒」,敬而遠之是常態。所以,如果你去問大學生,八九六四、或是公投法和ECFA,他們有聽沒有懂。
不得不承認,這世代被價值虛無和生活瑣碎所籠罩。
短短三十年,台灣從威權進入民主,激情回落是常態。但另一面,政權輪替也讓台灣公民社會萎縮不見了。
為什麼槁木死灰的政治熱情,卻在沉寂多年後,再度復甦?
一夜被推翻的相信
2008年的陳雲林事件,可能是初步的轉捩點。
當年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訪問,當時有民眾站在人行道喊著台灣獨立,卻意外被警察壓制地上;合法抗議禁制區在距離陳十公尺以外之處,抗議聲進不到他耳裏;甚至民眾在陳經過的地方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被警察取走。
曾經,抗議和表達自由是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份,那次,卻舉步維艱。這些畫面隨著電視與網路不斷放送,震撼年輕人的視聽。
這事件給大學生很大的衝擊。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台灣民主,相信人民不會被暴力對待,相信言論自由。「那讓認識世界的基本的價值,一夜被推翻了」,幾位學生不約而同表示:「戒嚴傳統,重新感受」。
這事件後來開啟了跨校結盟的「野草莓」運動,師生們在自由廣場夜宿抗議,訴求集會遊行法的修法。學生在BBS呼朋引伴,中南部學生說,北部都聲援成那樣了,我們還在宿舍裏吃泡麵?台北都衝了,我們也去集合吧!於是紛紛走出校園上台北。
野草莓運動之外,這幾年,台灣也有幾個軸線在醞釀公眾議題討論的能量。
包括八零年代,台灣進行的社區總體營造,以及累積出一百多所散佈各地的社區大學(每所平均一千名學生),累積了台灣基層社會討論公共議題的空間,以 及龍應台的思沙龍等和之後的青平台等思辨場域;還有05年樂生療養院事件(因捷運通車而陷入拆遷危機)等,都把那股對公眾事務發聲的壓抑,蓄積成隨時釋出 的能量。
青年的公民能量因網絡和高鐵的出現,跨域,跨界。
過去三年間,從北到南的大學裏,出現各種對公眾題材關注的社團。他們不再僅止於法學院或社科院學生,醫學院、藝術學院、傳播學院、文學院都加入,背景多元;活動也不侷限在北部,空間的改變讓他們快速串連。這些都截然不同於二十年前。
他們的命名也很富有叛逆與活力。「台大意識報」是台大校內報,鼓勵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可能;政大「返穀社」、台大「穀雨社」、交大「農學社」、清華 「頭前溪社」是護衛農田環境;成大「零貮社」是取名台語諧音「抗議」,而北藝大的「干擾學院」(對真實社會進行文化干擾),都是對公眾事務的討論與行動方 案。
從菁英政治到生活政治
但對網絡的宅世代而言,要使學生公民意識遍地開花,靠的不是殿堂裏的知識或冰冷書本,而是真實體驗。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在台灣以實作運動著名。助理教授蔡培慧認為,這一代是原子化的世代,普遍缺乏對土地的感受與經驗,沒有機會感受不同階級的處境。她的反省是,運動不能老去,必須更多生力軍加入。
但青年世代對政治的關注,顯然不同以往。
前幾個世代有族群與政黨包袱,但青年世代卻絲亳沒有。他們覺得,兩黨都很邪惡,於是保持大的警覺心,拒被收編。最明顯的例子是,在他們運動的場子裏,不願意政治人物上台發言;他們的職涯規劃中,也很少以成為政治人物為標竿。
以往相信選對人就可以改變一切的單純也被打破。阿扁和老馬的兩次政黨輪替,已讓大家看到政治人物不可靠,必須把權力與責任拿回來,實質參與政治。這一代對政治的關懷主軸是「公平」,回歸到貼近己身的生活政治。
以農村運動為例,蔡培慧連續三年舉辦了「夏耘農村草根調查營隊」。營隊在農村舉行,近百位學生必須參與田間勞動,並對農村和農民們進行田野訪調,寫成文章。老師們並將他們的文章發表,為的是要學生看到農村的現實,真實的體會與認同,讓他們從空中樓閣走下來行動。
台大法研所學生陳平軒是其中一位。他在前年暑假,參與由台灣農村陣線所舉辦的「夏耘農村草根調查營隊」,實地走訪彰化縣,認識當地乃至貢獻全國經濟的「蚵經濟鏈」;他並透過耳朵、眼睛和身體,實際去傾聽農民的聲音,感受土地帶來的溫暖與感動。
陳平軒寫著:在那裏有長達六公里的潮間帶,放眼望去盡是白色招潮蟹竄動的畫面,蚵田裏的蚵農背著器具、提著採收的牡蠣,站在潮間帶的背影……腦海裏怎麼也忘不了潮間帶的自然和玩耍的孩子。
生活原本處處充斥政治與政策的軌跡,擴大學生的經驗值後,自然會關注公共事務。
所以當政府準備在彰化縣海岸開發「國光石化」廠(這項計劃準備開發兩千七百公頃的土地,日產三十萬桶原油的煉油廠、年產一百二十萬公噸乙烯的輕油裂 解中心。但石化廠的高碳排不但破壞濕地,也影響當地農漁業和白海豚的生存。)這群有過農村調研經驗的學生,就在短時間內,起而行動,甚至阻止政府的政策。
他們的抗議方式與以往學運世代不同,從實體到虛擬社群,嚴肅中帶有遊戲味道。
青年們成立「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為避免國光石化環評通過,先在網絡串連人群,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到環保署前靜坐並投書,守夜抗議。
幾所學校學生則串連印報紙,用不到三天的時間,從發想創意到執行,模仿台灣四大報,印出五千份的「中國蚵報」、「蘋果蚵報」等,就像正式報紙那樣在 捷運站發送,預測政府為維持當地的蚵經濟和生態,決定停建國光石化。當時《中國時報》還以半版的篇幅特別報道:學生的KUSO(注:惡搞文化,來源於日 本)展現力量,反攻主體媒體。而學生更把國光石化製作成台版《阿凡達》影片(納美族被現代世界破壞),諷刺國家政策,遍傳網絡世界。
這些能量最後匯集,促成總統馬英九出面允諾,停止該開發案。
而2010年的的苗栗大埔事件(苗栗縣為科學園區土地徵收,強行強挖農民農地),當公民記者與農民把現場影像傳上YouTube,學生們目睹怪手開進農田,把秧苗挖倒,鏟掉整片田;以及農民阿媽飲農藥自殺的消息傳來,這些感官上的衝擊,讓學生們憤而起身行動。
法律系學生也關心起土地徵收條例的修法及案例的研究,到各地方法院調出判例,去了解農民過往被徵收的惡況,擬訂更完善的修法內容,甚至製作廣告品反 對支持立法的立委;農村武裝青年用音樂控訴對土地的不公。學生們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聲援農民,她們知道農民阿姨的蕃薯得收成,於是學生留守,讓農民 先回去,彼此支援。
對政策和價值表態
青年看到「態度」和「表態」可能帶來的改變。但他們不再單純向政黨傾向或政治人物表態,而是對政策和價值表態。
他們意識到,人權、民主、土地、環境的價值,得在一次次的事件中,被重述和強調。
所以,在這次總統大選裏,他們從總統候選人的政策支票裹剖析,誰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候選人;網絡原生世代還會運用「懶人包」,在Facebook上分享解讀過後的政策。
從無知到無感,每個時代總有屬於自己的時代症候群。台灣不再能回到二十年前那個純真、黑白清晰的年代;但去中心化的多元,以及年輕社群的跨界跨域,使他們站在比以往都大的平台上,「交叉持股」式的關心議題,分享資源。
當然,帶動改變的青年還是少數的孤獨者。
就像美國詩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 )的詩,Road Not Taken(無人跡的路):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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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在林間相叉,我, 我選擇人跡罕至的那一條, 而那使一切多麼不同。
總統大選無論結果如何,但台灣年輕人對公共事務的關懷火光已悄然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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