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阳光时务》刊发郑语文章，对廖亦武的采访，谈及他的新书《子弹鸦片》，以及那些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六四的受难人至今依然备受煎熬，而李旺阳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图：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现居德国】
“请你们关注他，关注一只蚂蚁的命运。蚂蚁改变了我。一只蚂蚁的命运最终将改变一个国家。”——2012年5月2日，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陈光诚身上之时，几乎没有人留意到流亡作家廖亦武为他的朋友李必丰发出的这声呐喊。
这个叫李必丰的地下诗人，因为声援“六四”学生和调查四川绵阳纺织工人罢工，曾经两度入狱，罪名分别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和“经济犯罪”。第一次被判了五年，第二次被判了七年。就在去年廖亦武逃往德国后不久，他又被怀疑为廖亦武提供出逃经费而被投入看守所，在收押了七个多月之后，今年5月8日他再次因“合同诈骗罪”被推上了射洪县法院的审判席。
若不是《子弹鸦片》，或许没几个人知道这只改变廖亦武命运的“蚂蚁”。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和叱咤风云的学运领袖们相比，他太渺小了。就像李旺阳，若不是他在临死前公开说了几句话，若不是他离奇“吊死”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广传，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就是砍头也不回头”的硬汉。可是，与那些流亡在外的民运精英们相比，或许他们才是“六四”最直接的受害者：因一腔热血而锒铛入狱，弄得家破人亡却无人问津。在这个只爱人民币的“人民共和国”里，早已没有人记得那一年他们曾在三轮车上口若悬河的讲演，那一夜，他们曾在木樨地手挽著手阻挡过人民解放军……
二十三年后，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当年的“北京戒严指挥部总指挥”陈希同开始出书否认自己的罪行；当年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却开始为邓小平、李鹏们祈祷。达官显贵们一个禁令接一个禁令，学运领袖们一个声明接一个声明，“六四”越来越像他们的一场戏，而大多数的抗暴者的声音在这场戏中却从来不曾被注意。
“我当时一直想找地方出版，但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人关注。”《子弹鸦片》的作者廖亦武在接受《阳光时务》的访问时说。
从2004年底开始，廖亦武采访了十六位鲜为人知的六四抗暴者，连同一篇自访，汇集成了这本《子弹鸦片》。廖亦武如此形容这本新书的主角们，“和李旺阳一样，他们早年投入街头政治，参与六四抗暴，但后来迅速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现在的景况都非常凄凉。他们十几二十岁，或是二、三十岁时就被投进监狱，坐了十几二十年牢出来，完全被这个社会边缘化，曾经参与抗暴的历史也被人们忘记，而现在也被大家所瞧不起。”
多年之前，王小波在他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是时候了，看一看这些沉默的抗暴者，听一听这些失语者的声音。
以下是阳光时务专访《子弹鸦片》作者廖亦武的摘要：
阳光时务：李旺阳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你怎么看待李旺阳事件引起这么大的社会震荡？
廖亦武：李旺阳在临死之前还接受了采访。很多其他人的绝望是无以言说，他们有生存的重担，生存压力很大，那么能够站出来的人很少。如果大家看了《子弹鸦片》这本书的话，会觉得李旺阳的命运是很普遍的，李旺阳事件中的绝望也是普遍的：一方面对国家独裁政治的绝望，一方面是对精英政治的绝望。这个事件的悲剧性能警示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学习哈维尔所提倡的“无权者的权利”，每一个没有权力的人，每一个小人物都有权利，都有喉咙，你不能漠视它。我认为这是一个长期遗忘、长期漠视的结果，这样才会发生李旺阳这样的悲剧。
所以，我一再强调一方面追究公安局的责任，要求彻查真相是应该的。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特别是身在海外的精英背景的这群人，他们应该反思。我认为这是这么些年来最深刻的一次事件。对比我们之前一窝蜂地去预测，内部谁开明谁保守，这个事件要有意义得多。这是很多次维权事件，包括宝马车撞人、杨佳事件，小人物的命运，一次次积累而来。
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参与，因为李旺阳的悲剧和《子弹鸦片》中的悲剧，都可能成为这些年轻人自己的悲剧。互联网给80、90后、70后参与的机会，可能其中不少已经到了海外，大家都在推动这个事情。不像老的民运，是一种精英政治，像柴玲这样去发言——我代表你向西方发言。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互联网，年轻人的参与越来越多，这让我看到那么一点点希望。
我认为，真正引起这个社会崩溃的，会是蚂蚁的命运，就像李旺阳这个事件。李旺阳知名度很不高，在国际上完全没人知道的，就像我书中所写的人物一样。这种事情激起的众怒，激起的社会的动荡层面，我觉得更加深刻一些。因为这种事件带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不是通过博弈可以解决的，你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每一个人的愤怒。正是这些在黑暗角落、曝光灯之外的事情，这些事情的累积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改变。这和突尼斯小贩的事情差不多。
阳光时务：你怎么看柴玲关于“宽恕”的言论？
廖亦武：就在李旺阳事件之前，柴玲发表所谓的宽恕言论。她认为她是什么人？她认为她还是学生领袖吗？23年她已经变成美国公民了，她还在发表宽恕邓小平、李鹏。这真是太滑稽了，宽恕后面她还说了个阿门吧。
这种滑稽下面隐含著沉痛。我们反思天安门事件引起世界震荡的那次学生运动——那次群众运动是中国唯一一次，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格局的行动。中国历史就是开始街头抗议，然后很多人投入，然后到军队镇压，死了两三千人；这个事情过了几个月，柏林墙倒塌。别人的历史是基于天安门的教训，因为别人对年轻人不敢开枪，跟著就是发生前苏联解体。1989是个分界线，这个分界线刚好是以中国作为开头。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当时就是一种精英政治，发生了血案，然后失败，精英政治的破产。最开始签名抗议，不够资格你就不能签名，表面上是大家参与，但不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所谓指挥的中心就是包括柴玲他们设立的那个地方，我听余志坚说——余志坚就是当时在天安门朝毛像投臭鶏蛋的抗议者——他说，我们要见一下这些学生领袖可不得了，要先递交申请，递交申请还进不去，岗哨层层，最后还只派一个人出来接见我们；最后余志坚说，他们三个人准备要自焚抗议（学运领袖）。可转头一想如果这个时候自焚，别人可能还不明白这到底是要干嘛。于是他们就投去臭鶏蛋，结果还被学生的纠察队扭送到警察的手里，精英政治就是这样。
发展到今天，我看自从“茉莉花革命”之后，精英政治逐渐抛开，发展成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政治，我称这个为平民政治。但是柴玲她好像还觉得自己还是小姑娘。我没想到一个人做梦的时间这么长。一个小姑娘做梦做成了老大妈，还在做梦，还站在天安门。另外一方面，像李旺阳又太悲惨。这个世界是个大舞台。
我认为，特别是加入教会的这群人，他们应该忏悔，而不是有权利来宽恕。他们当年通过黄雀行动全都跑到海外，他们这样的行为对于那些小人物来说，他们干了什么……我们也不能谴责他们不勇敢，但是客观上对这群小人物造成的心理的阴影，一直蔓延到现在。如果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忏悔和悔罪的话，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人性的罪恶。特别是柴玲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想和共产党暗中做生意的异教徒，有点不对味。因为我刚写了《上帝是红色》的，人家传教士那么有献身精神，哪像是这样的。那些话好像是异教徒说的话。
阳光时务：吴仁华说，把目光聚焦在广场上有没有死人，以及聚焦在学生领袖，是对六四的狭隘化以及误读，您怎么看这句话？
廖亦武：我觉得这个话他说得还不够。你看《子弹鸦片》，我觉得这是整个时代，一个是独裁的性质决定了。我觉得这是广泛的精英政治的结果。
阳光时务：我们称之为“沉默的受害者”的这群人，据您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这个总人数大约有多少呢？
廖亦武：就在全国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主体。你想当年，几十个城市，有几千万人参加。我估计当时在全国至少抓了几万人。这就涉及到几万个家庭。这个数目太大了。香港后来公布的黄雀行动的名单，我们能看到的都是那些赫赫有名的人。
阳光时务：像杨佳、李旺阳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必须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您会不会觉得这个代价太沉重？
廖亦武：我有一个朋友叫李必丰，他因为我的出逃，两个月之后就被抓了。他已经被关了八个多月。他的审判也被推迟。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像雷在耳边炸了一样。他已经是第三次进去。他前两次进去加在一起判了12年，跟李旺阳差不多。这次又第三次进去。因为当局怀疑他协助我出逃，说他资助我钱之类的，把他给抓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是没有人关注。当时正好是陈光诚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陈光诚身上。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去推动，后来西方的很多媒体，特别是波兰那边，也在帮忙推动。6月2日、3日那个时候，波兰很多家报纸都刊登了李必丰的事情。我在波兰卡普钦斯基报道文学奖的获奖时，就说了李必丰的事情，在德国这边每次朗读我的作品时也会提到李必丰。在这边也有很多人签名联署支持李必丰。比如，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她是第一个签名的。比如哈金（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马悦然（瑞典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他们当时在几天之内都签了名。柏林文学节也把他们的总部借给我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把李必丰的事件用六种文字发布出来。我就看到了一个奇迹。我从中看到中西方价值观的巨大差异。怎么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西方就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引起每一个人的同情和关注，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还是在关注就是像柴玲这样的人？西方的每一个平台，都是为小人物发声。
阳光时务：这本书，开始网上传言说叫《六四·群体证言》，为什么到最终出版的时候，您给他起名叫《子弹鸦片》呢？
廖亦武：我认为这就是共产党用的两个方面，你不服就用子弹对付你。但是仅仅用子弹也不行啊，还要用鸦片烟，鸦片烟能够麻醉大家，麻醉大家就是赚钱嘛。包括我们柴玲也是中了这个鸦片烟的毒。
阳光时务：无论《底层访谈录》，还是《上帝是红色的》，还是这本《子弹鸦片》 都是写的是被主流视野排斥最边缘的群体，您为什么致力于为这样一群人写作？
因为我也是从六四、写诗、然后入狱过来的。我坐过那个监狱，是监狱把我彻底的改变了。我没有坐过秦城（秦城监狱），也没有被当做一个高级的政治犯来关押。我就是关在一个地方的监狱。和那些最普通的犯人，还有重刑犯关在一起，把我从那种先锋派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录音机。我觉得记录时代的声音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文人，只要能够写，只要他的记忆力还可以，就可以了。
阳光时务：这群人的命运都很残酷，是什么支撑你，让你能够持续的去关注，去完成这部作品？
廖亦武：这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有很多底层的人生经验可以交流。每个人其实都要发言，都需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作家，只要有足够好的耳朵就行了。
阳光时务：你曾经说过：“那些坐牢的人最害怕的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正义的事业被人们所忘记。因为坐牢和付出的代价都能够忍受，最不能够忍受的是，坐牢付出的代价又被人们遗忘和忽视。”你接触的他们，后悔过吗？
廖亦武：他们没有后悔，他们只是愤怒，只是无奈，只是绝望。因为他们有一点和柴玲很像，觉得自己最辉煌的历史就是那一段。他们也认为在那些年参与的抗暴是他们人生最辉煌的一段，不管现在怎么样。好像柴玲也这样认为，那是她人生最辉煌的一段，但是两种对辉煌的解读就不一样。
阳光时务：您采访的“六四抗暴者”们怎么看“平反六四”这个口号？
廖亦武：什么平反？他们（受访的“六四抗暴者”）内心的想法，就是六四的这些刽子手迟早要受审判的，因为当局当时就是公开地开枪杀人。这和精英们说宽恕说是相反的。虽然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但他们心里还是存著某种希望。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6/15/sunaffair_liaoyi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