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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跳出治亂迴圈？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連清川
在今天中國如此複雜而戲劇化的政治環境中讀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如同懷抱一場春夢。明明見著佳人翩然窈窕，卻只剩唏噓兩行淚痕。
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能穿越回到南宋的臨安，或今天的杭州，可能除了在語言服飾上需要一個簡短的時間來適應之外，無論在制度氛圍、社會行為與日常生活中，很快便能如魚得水，甘之如飴了。
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生活形態，在南宋時期已經基本成形，之後的中國，無非在這種形態之上略有修補，而總體而言，並無重大突破。再換句話說，中國式生活，在南宋時期就已臻于化境，文明程度塑造之精巧與高超，至今亦無從自矜跨越。
按照謝和耐的敍述，臨安城乃至其郊區與農村，已經形成了極其精緻細密的社會管理體制，經濟分工嚴謹，程式設置精巧，倫理系統完備，秩序穩健。在上層，皇帝和精英管理系統形成嚴格的執政秩序與程式，雖有變異，卻無崩塌之虞；經濟分工促成大量細緻而嚴密的行會系統，雖然無從與政治抗衡，但基本自治仍然存在；下層民眾在等級制度的約束之下，難以伸張，各安天命，在富貴與貧窮之間沉浮，由於遍佈社會精神的儒家倫理秩序與宗教情結的教化，物質供應充足，秩序井然。
而且，這套精密的系統，並未曾如同我們以往所認識和想像的那樣，在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之中形成普遍和日常的緊張與衝突。事實上，在南宋的社會結構中，政治與社會之間，存在著相當寬闊的橋樑與溝通。行使仁政乃是中國，尤其是宋代的重要政治資源，因此朝廷寬仁有禮，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包括了道路的修繕、消防局的設立、公共衛生的實行、對無家可歸者的救濟，甚至還為貧困人家特地設立了“施藥局”（醫保的原始形態？），政府撫養棄兒與孤兒。
可以說，即便按照當下的社會標準而言，南宋政權無論從政治治理、經濟政策、公共社會、倫理宣導、宗教寬容、個體自由而言，都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政府治理高度，幾乎是一個有序社會的良好典範。
如果說，我們的確有理由為中華文明而感到自豪的話，那麼謝和耐的這本書，真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材料。因為我們的祖宗在1000多年以前，已經在社會的複雜結構與管理能力之上，幾乎已經達到現代社會的多數標準。
然而，今人讀古，難免心生喟歎與迷惘。既然南宋已經達到了如此的文明教化程度，如何最終還是難以避免覆亡的命運？甚或推廣而言，中國歷史上如此頻繁的週期性朝代更替，總在一次又一次的繁榮與廢墟之間進行的治亂迴圈是如何發生的？難道這是歷史的詛咒嗎？因為南宋既不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一次繁榮，也不是我們看到的最後一次廢墟。謝和耐寫道：“中國的歷史並非存在於延續性和不變性之中，而是存在於接踵而至的一連串劇烈震盪、動亂和毀壞之中。”
當然，我不是巫師，無法占卜或起乩，算上一卦便知前情後世，但邏輯與推演卻多少能窺見如此治亂迴圈的原因。
首先我無法同意譯者、北大教授劉東的判斷。在他看來，南宋朝廷與民眾皆耽溺於“玩心、玩文、玩世與玩物”之中。文明的過度發達與精細導致全民武備的鬆弛，從而給了蒙元一個巨大的漏洞。這仿佛指控強姦的發生乃是由於女性太美一樣。況且，南宋的和平主義首先並非覆亡的根本，其次一個民族的和平主義本身是無可指責的。
我同樣更不屑在我們教科書中所普遍存在的對這種治亂迴圈的解釋，我懷疑那不過是應付政治需要的一種勉強說辭。多數歸結於土地兼併、災禍、統治殘酷和外亂。其實對歷史稍作研究便可分析，土地兼併是果不是因；災禍之說並不成立，因為最嚴重的災難都不在朝代末發生；統治殘暴更不成立，最大的貪污和酷吏都不是出於朝代終末，而外亂之發生，都是帝國衰亡開始後的引狼入室。
我想層層剝筍來看治亂迴圈的原因。
從外部來看，的確，恰如我在《中國企業為什麼失敗了兩千年》一文中所說，中國乃是一大陸上孤島，外部強敵環峙。由於中國政治重內生而輕外擴（除了少數民族政權之外），外交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一以戰，一以和。戰勝則退；和親則平。外交關係到什麼地步方才是永續的？要麼如同歐盟，書同文，車同軌，有了一致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便沒有什麼仗好打了；要麼就是吞併，一國之內，也就沒有什麼仗好打了。中國的朝代更替與治亂迴圈，外部力量總有重要作用：此為地緣戰略之失。
從中央與地方關係來看。大一統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總在緊張之中。地方總是要求更多的利益分配與權力自主，而中央總是要求地方更多的順從與出讓，這種緊張形成龐大離心力，一旦中央式微，地方強權便起。惟有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與利益分配之間形成平衡，方才有出路。聯邦制至少解決了多數以往大一統國家的這種緊張。
從統治與民眾來看。從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便是一個等級國家，只是等級劃分的方式在不斷變異而已。以等級劃分為基礎的國家治理，便是少數人群與大部人群之間的緊張關係。大部人群在生存與發展得到滿足之時，便可安然無事，但是每當大部人群利益受到嚴重侵犯之時，便發難起義。每至王朝末年，便是統治精英大肆侵奪民間利益的時間。宋末是民不聊生麼？清末是民不聊生麼？都不是，而是等級制度中的中下層已經無從防止上層精英對其利益與生存的剝奪的時候。
然則，中下層為何無法防止上層精英對於下層的侵奪？這就需要從政治與社會的關係來看。中國的政治制度，乃是“父子”關係。政治是父，而社會是子。因此，中國從來形成的都是大政治與小社會的關係。政治掌握幾乎所有的資源與管道，而社會僅僅擁有極其狹小的運行空間。自治僅僅在幾乎微不足道的廓閾中發生，無法形成與政治抗衡的力量，無論是商業社會還是民間社會。無法形成政治與社會的平衡，一旦上層垮塌，下層無從糾正，於是便大廈一時傾了。
然而，上層的垮塌又緣何發生？如同謝和耐書中所描述的，最高層的皇帝與管理精英，總是有程式與秩序的。觀察角度乃是制度與制衡。精英統治制度在中國幾乎是永恆存在的事實，無論在任何一個朝代與時期。然而，中國制度最缺少的乃是制衡，而總依靠道德力量的本能平衡。上層精英在管治過程中由於缺乏必要的制衡系統，因此腐敗與權力擴張便無法約束。按照今天的標準，乃是立法司法與行政的混同。這種混同式的精英管理，在朝代早期的嚴苛律令與社會利益的匱乏之下，往往較為容易清明；而到朝代晚期，混合系統的失序普遍產生，造成了精英階層的普遍墮落。大面積的政治資源濫用，其結果就是對下層利益的普遍傾吞。於是王朝末世便開始了。
詳細閱讀中國的朝代歷史，可以看到所有的治亂迴圈都沿襲同一模式：精英階層墮落崩塌，中下層處於貧困，民眾變亂四起，地方強權生長，外部力量入侵。
中國的治亂迴圈並不是什麼不可破解的魔咒，而只是地理環境與社會制度的共同作用。要逃脫這種迴圈，無非不過尋找更加合理的管理模式而已。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並非只是對於以往歲月的一種懷舊，而毋寧是提醒現代中國人，當如此高級、完備、精巧與珍貴的文明出現，而當時的制度無法令其玉全，那麼今天的中國人，當我們又好不容易製造出如此曼妙與機巧的現代物質文明時，我們究竟該當如何保護自己的文明？
孔尚任的《桃花扇》“放悲聲唱到老”的，是“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你道便只是歷史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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