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主政重庆四年,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
极具魅力又充满争议。
重庆模式作为重庆和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出现的一种改革探索,
从目标层面看,回应了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并无大碍;
从内容和手段看,则有几味药不对路的问题。薄熙来的政治实践,
值得反思,但也值得总结。
本文的“红颜薄命”不是指唐懿宗年间那个与隔壁书生偷情,
在粗俗愚钝的武夫丈夫鞭下丧命的美女步非烟,而是指那个与“
左倾社会主义”偷情,被中央当局扣上“文革”
帽子而终结政治命运的红二代薄熙来。大概连局外人都知道,
63岁的薄熙来30年仕途可能已经画上句号。“红”颜“薄”
命用在这里忽觉有那么几分神似。
薄熙来的红二代身份,辅之以强势的个性,主政能力令人侧目,
让他在仕途平步青云,
15年间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委副书记升至省委常委,
8年后又入中央政治局。加上他俊朗的外表、幽默的谈吐、
开放的作风,让他获得了明星般的待遇。这在庄重有余,
活泼不足的中国政坛,几乎是个特例。
主政重庆的四年,由薄熙来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
极具魅力又充满争议。公租房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
农村低保和大病医保制度、国企红利补贴小微企业、建设“
5个重庆”,这一系列重在“分好蛋糕”的做法,
让重庆人找回了社会主义的感觉。但“唱红打黑”却引来争议无数,
在反对者眼里,重庆模式是极左思想的回归,是对法律的肆意践踏,
是逆历史潮流的个人政治投机,是政治个人崇拜主义的抬头。
温家宝在答记者问中两提《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也是对“重庆模式”中的集权有所指。
但反过来看,
在一个连主管法制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成了黑帮保护伞的地方,
依靠法制打黑,可行吗?这个时候,要动一动欺行霸市,
乃至草菅人命的黑道,没有一点“个人意志”根本不行。
在不同流合污就被看成另类的官场,要做一点“特性独立”的事,
那不亚于趟地雷阵。从这一点看,薄熙来够爷们!
“集体领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让你做一个选择题,
要一个平庸无能的领导集体,还是要一个有强势领导的集体?
相信大多数人会犹豫再三,但最后会说,
要一个有强势领导但内部民主的集体,这问题便来了。
一个董事长领着八名董事,董事长说向左,董事说向右,
那就得向右。但右是一条错误路线,你骂董事长是傀儡;
董事长执意向左,你又批董事长独裁。所以骂人容易,
想清楚了骂的不多。
薄熙来的错误不在于“唱红打黑”,毕竟除了黑本身,
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欢迎黑。你不喜欢红,也没人用枪逼着你唱,
只需动一下拇指切换频道就是。薄真正的致命伤在于,
他像那个闯进天庭的齐天大圣,“功高震主”不说,
还与主流派神仙公开较劲,表面上是“分桃子重要还是做桃子重要”
那样的路线之争,实际上是谁是妖谁是仙的角力。
人间妖魔多成那样,潜台词是,神仙干什么了?
纵容那些妖魔的神仙又是谁?在一个组织内,
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步骤解决,而不是让它一天爆发,
那就不亚于原子弹,会让组织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这是理解今天要求“保持组织纯洁性”的另一个角度。
薄熙来的政治实践,值得反思,但也值得总结。民生,
呼应的是贫民的诉求;唱红,填充的是信仰的真空;打黑,
弥补的是正义的缺失。
当腐败官员与权贵资本联手在世道人心掘下三个大洞后,
薄熙来回归社会主义道统的努力是水到渠成并一呼百应的。
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后,
微薄上挺薄倒薄的不分伯仲,但普通重庆人普遍有这样一种情怀,“
不喜欢一些局外人去评价你的婚姻是否幸福,可以说薄好或者不好,
但不能说重庆人是傻子、是僵化的奴隶。”“薄熙来,
只要你还来重庆,有机会我一定去现场见见你,
仅仅因为你让我们过了几年安全感强的生活。”
“重庆模式”
作为重庆和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阶段出现的一种改革探索,
从目标层面看,回应了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并无大碍;
从内容和手段看,则有几味药不对路的问题。但比起不作为主义来,
多元试错的实践本身值得尝试。至少警醒我们,中国需要药方,
但不要毒药和过期药方。很难想象,重庆过去几年形成的“
重庆模式”会出现180度转向,那可能才是真正的折腾。
红颜薄命的原因不在红颜,要么是红颜遭权势抢夺,
要么是红颜不忍强暴而偷了情。在公平正义成稀罕物的社会,
我们应允许与“公平正义”偷情式的改革。最不希望看到的是,“
自古红颜多薄命,独留青冢向黄昏”。薄熙来靠边站了,
重庆的社会主义不能就此走向坟墓。我们社会的三个大洞还在,
谁来填?怎么填?这是“重庆模式”的继承者必须深思的大议题。
最后一句,给美猴王戴上紧箍咒,
猴子就会成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孙行者。不过,
这猴子得先压上500年再说。
眼下市场资本主义正处于低潮,
但它依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最佳选择。
与自由资本主义共存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若想转型为一个更公平、
更自由、更稳定的社会,中国别无选择。
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中国。不过,
这次他们试图理解的并不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曲线,
而是它的政治轨道:
历经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是否可能偏离正常的轨迹?
全国人大多被外界看做是一枚“橡皮图章”。
它的观察者未曾预料今年的人代会最终以一场戏剧而落幕——
一年后将卸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言论。
他指出,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次日,
薄熙来这位特立独行的中国地方领导人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温家宝的表态让外界了解到,在有关中国如何发展转型的问题上,
中国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
他的这番言论还引发了外界对所谓“中国模式”
及其优越性的新一轮思考。所谓“中国模式”,
其特点在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
以及政府在市场及经济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大。
近年来,由于西方经济体相继爆发危机,
中国模式在西方世界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对中国模式,有多种称呼,
如“威权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它正越来越多地被看做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然而,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治国方式是否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
是其拥抱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直接结果。
中国的改革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市场资本主义的试验。
尽管当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情势黯淡,
但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市场资本主义的确改变了中国。
此外,西方领导人将“中国模式”视为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和他们当年对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领导下苏联经济成就的敬畏之心是相似的。不过,
中国领导人对掌管治理中国的难度心里非常明白。在私下场合,
他们对现状的坦率和激烈情绪也会令人吃惊。对于这个制度的缺陷,
以及一旦“控制室”出现问题将会导致何种局面,
他们有着清醒的认识。
的确,中国模式有一定的优越性,比如:打造国家冠军企业、
兴建基础设施、在自然灾害和经济下滑时作出迅速的反应。然而,
这种制度在问责、透明度、民主的代表性以及法治等方面,
它是做得很糟糕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
中国近来可以说是向威权主义更近了一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中国目前面临着严重的腐败、“寻租”行为、任人唯亲、裙带主义、
社会不公、不平等以及社会动荡等问题。
我曾问过一位中国领导人的高级顾问,
中国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可向西方民主学习的东西吗?
在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吐出了两个字:“选举”。
在中国政界,一种共识似乎正在悄然形成:
中国迟早将走上漫长而痛苦的民主化道路,
以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
然而,
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动荡动摇了中国政府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信心,
也使其变得更为低调和封闭。
当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中国启用市场力量结束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消费者人群,
放松了社会和政治管控。然而近几年,
市场力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倒退,
而政府和国有企业正在大踏步发展和壮大。
在寻求资本、投资、公平竞争或法律保护方面,
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和央企越来越比私营企业享有优势。
与以往一样,在今年年底中国最高领导层换届之前,
将是一段政治紧张期。随着中国模式带来日益增长的财富,
中央政府的权力也日益高度集中。目前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是:
这样的权力能够经得起问责吗?
我的担心是,当市场自由收缩时,
伴生的政治和社会自由同样也会收缩。
中国模式在这方面的记录是糟糕的。眼下市场资本主义正处于低潮,
但它依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最佳选择。
与自由资本主义共存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若想转型为一个更公平、
更自由、更稳定的社会,中国别无选择。
中国领导人虽然对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了如指掌,
却不知道如何在不失去手中权力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在西方国家眼下陷入混乱之际,
他们还等得起。
本文作者张力奋,是FT中文网总编辑兼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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