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3 March 2012

(转载)母亲纹葛中被无辜枪杀 席庆生历40年复仇

母亲文革中被无辜枪杀 席庆生历40年复仇
这个国家罪恶在遗忘,人民在麻木。

http://phtv.ifeng.com/program/lnrs/detail_2012_02/29/12868807_0.shtml

凤凰卫视2月28日《冷暖人生》

大家看看,心理是和感觉。核心提示:40年是什么让仇恨燃烧,让伤痛历久难愈,一座座墓碑,一个个亡灵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冷暖人生复仇者。

凤凰卫视2月28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一座荒芜的墓园,一个被无辜枪杀的母亲,一名孤独追凶的复仇者。

一个人的仇恨,孤独的复仇者

席庆生:当时就想,要搞调他了,这种仇恨和痛苦无法消减,干掉他我就痛快,哪怕搭上自己的生命。

解说:2005年的夏天,已年过半百的席庆生,再次来到了重庆沙坪坝公园的“红卫兵墓”,30多年了,曾经的“光荣”、“伟大”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早已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但多年来席庆生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埋葬着他的生身母亲。

席庆生:我母亲生于1928年9月24日,她是1967年8月24号被打死的,所以从那以后,每年清明我都到这里来,有时候人生不太顺利的时候,到这里来坐在旁边,以前是封了的,没有一个人,这块墓地阴森森的,我都我一个人翻院墙进来,在这里待上半天,一两个钟头,我经常来。

陈晓楠:你去复仇之前来过这儿吗?

席庆生:当然,我这跪着跟我母亲,我要暴力,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给你报仇。

她死的时候都眼睛往上面翻,她在那一瞬间可能还脑袋还在想,孩子们怎么办,所以母亲最牵挂最不放心不下的,我想可能这样,她死死地盯着我,不能说话。母亲要死之前那种绝望的,那种想说又说不出来的眼神,就说能够把弟弟妹妹带大。

陈晓楠: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的西南角,一道石墙围着一个很特殊的墓园,这个墓园曾经长久与世隔绝,墓园里有130余座墓碑,共掩埋了531个人,而其中大约400余人是死于“文革”中的“武斗”,这些死难着多为年轻的工人学生,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仅仅14岁。

当地人把这里称作是“红卫兵墓园”,它也是目前中国仅有的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武斗”死难者的墓群,长久以来,围绕着“红卫兵墓园”到底是销毁还是保存,一直争议不断,直到2009年的12月15号,重庆市把“红卫兵墓园”正式地纳入市级保护单位,一切才尘埃落定。

不过就是这样的一座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始终像是一块活化石,很少有人关注,也鲜少有人踏足,但是对于一个叫席庆生的中年男子来讲,这一片墓园在他的人生当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席庆生上世纪50年代生人,下过乡,当过工人,现在是自由职业者,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来介绍自己,他说我仅仅是这里的一个祭奠者,我还曾经是一个复仇者。

解说:1978年5月的一天,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26岁的席庆生开始了复仇者行动,今天他要和自己的杀母仇人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席庆生:我偷了一个车,一个吉普车,穿了一套公安的服装,我就和我弟弟开车去了,我跟我弟弟讲,搞死他的时候,只我一个人动手,你不能动手,因为我知道,我杀的就我一个人抵命,你至少会能保存下来。

解说:想到很快就能手刃凶手,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席庆生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行动前他对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地推演。

席庆生:叫下来,他可能不认识我,我就我说我公安局的,我们找你了解个情况,然后就把他弄到车上开到郊区,然后就跟他讲,你当年杀死了我母亲,今天我要搞死你,他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当时车上准备了刀和绳子,准备用绳子把他勒死。

陈晓楠:一切都准备得非常的精心?

席庆生:而且我选择的是在11点45分到楼上,我到那边去侦查过观察过,因为11点45分护士和医生都去打饭,这个时候没有医生,没有护士,只有病人。

解说:这一刻席庆生已等待的太久,10年了,埋葬母亲的“红卫兵墓”已杂草丛生,一片箫瑟,但母亲猝然倒下暴尸荒野,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席庆生,1952年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个司机,母亲是名临时工,席家五个儿女,席庆生排行老大。
席庆生:七个人,生活非常困难,经常要吃补助的那种家庭,我们在那种生活的时候,我母亲有时候不够,还挖一些野菜,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悄悄地自己卖血来补贴生活。

解说:虽然生活艰难,但这个七口之家却有一个在那个年代让人无人羡慕的出身,一家人对毛主席,对新中国都充满了感激。

1966年“文革”爆发,14岁的席庆生和父亲马上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场“伟大”大的革命。

席庆生:自己出身很好,是工人的子弟,我父亲说的是我们祖宗八代都是无产阶级,所以你应该全身心投入到文化大革命。

陈晓楠:以你的家境当时应该是,让你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

席庆生:当然了,当时很讲究阶级路线,工人阶级是依靠阶级,所以在那个运动里面,我父亲和我都很得意,毛主席说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好像你应该对毛主席这种革命路线要忠诚,他是代表我们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大家就拼命的跟着他,他叫我们去死,我们就愿意慷慨地去赴死。

在武斗中的文化大革命生死离别 复仇开始

解说:革命的大潮风起云涌,“当权派”很快被打倒,1967年造反派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八一五”和“反到底”两大派,双方从相互辩论,拳脚相向,很快发展到用碎石、匕首、钢钎等冷兵器相互攻击,并在同年7月最终演变成了动用各种热兵器的大规模“武斗”。

席庆生:炮声、火光、爆炸,整个一个城市全部在战争当中,车顶上架着机枪,车上戴着钢盔的很多人,就一队一队的出现大街上开往前线,很多楼房都像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杨家坪全部没有好房子,要不就是光架子,要不就是烧掉的。

解说:面对着战火硝烟,席庆生没有恐惧,只有更加炽热的革命豪情,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已加入“八一五派”的父亲和一直支持自己投身革命的母亲,却一反常态地,坚决反对他参加“武斗”,并到学校把他强行带回了家中。

席庆生:很愤怒,她死死拉着我皮带,我很确定不让我走,一天留着我,一步不离开,还想出去打仗。

陈晓楠:为什么呢?

席庆生:好像觉得应该去参加,因为当时我们宣传的以前的英雄,都错过了机会,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陈晓楠:那会你想到过可能会死吗?如果出去。

席庆生:对死我没有畏惧,好像对生命无所谓,不知道死的恐惧。

解说:就这样席庆生成了“革命”的一个旁观者,在沮丧和愤懑中,慢慢走进了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1967年8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席家很快就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

席庆生:动用了坦克、大炮,都往那山上攻击,我们都看到,当时重大的301,一次就打死十几个,我们单位上的一个儿子,在那次战斗中被打死了,我们那刚刚是两个派的交界点。

解说:为了躲避战祸,附近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武斗”爆发后,席庆生的三个弟妹就转移到了重钢的亲戚家,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弟弟陪母亲留守。8月24日上午,席家母亲带着两个儿子也匆匆地离开了家,汇入了逃难的人群。

席庆生:带着家里的户口,带着反正家里面可能够带走的,比较稍微重要的,认为重要的东西,还另外带着家里喂的两只老母鸡,抱走老母鸡就往亲戚家走。因为当时在打仗都害怕,所以我母亲和我们都有意识地,都穿着白颜色的衣服,我母亲穿着白颜色的汗衫,我也穿白的背心,我弟弟也是穿的。

陈晓楠:意思是什么呢?

席庆生:意思就是让双方的人知道,我们是逃难的老百姓,我们不是“武斗”人员,因为怕他误会,所以我们就这样拿着包,抱着老母鸡逃难,当时路上逃难的人很多很多,扶老携幼,背着包。

解说:母子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这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竟是死亡。

母亲在逃跑中丧生

解说:席庆生清楚地记得,和母亲逃难的那一天,持续了多日的枪炮声也奇怪地沉寂了下来,他甚至能听到小鸟清脆的叫声,然而午后,当母子三人走到一个叫毛线沟的地方时,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席庆生:走到一个农村的小田坎上,突然重钢方向的那个山上,朝我们打了一枪,当枪一响,我就知道,因为长期在“武斗”那种环境里,我一下条件反射就卧倒,子弹我感觉从我头上飞过去,这时候第二枪响。就在枪一响的同时,我听到了我母亲叫了声,啊,我一扭过头一看,我母亲倒在地上,这个时候我就一下从地上跃起来,扑到我母亲身上,这时她覆着伤口的,我就把手一拉开,我一看有一个弹孔血在往外,往外面冒,冒泡,也在翻,另外这边有一个弹孔,我就抱着我母亲,我就叫妈妈,妈妈,我母亲看着我,眼睛往上面翻,看一下翻一下。这个时候我站起来把衣服撕掉,我就往那个阵地上,那个舞就叫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

解说:席庆生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白衬衣,但回答他的却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

席庆生:枪一响我又扑到地上,我又顾不了我母亲了,我趴到地上,当时那个子弹打得突突噗噗的声音,子弹打下来,那个溅起来的土在我头上身上都有。

枪歇下来以后,我又跑过去,爬到我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很茫然无措,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死死的去堵伤口,我就抱着我母亲躺在地上,这时候我母亲可能没气了,那一瞬间没有眼泪,我只感觉天崩地裂彻底绝望了。

每天梦里都梦见,我经常睡到床上,就看到我母亲死亡的那种场面,终生不能忘那些,太刻骨铭心的,我有时候经常想着她,临死前那个眼睛往上面翻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寻找大兵瑞恩》,我第一次看了以后,就是那个医生被打死,他们被抢救那个场面,我看完以后我就流眼泪,我母亲就成那个样,我当时也是那样无措,后来我就叫我弟弟也去看,我说我母亲死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这样,又急着按伤口想救活她,不知道怎么办,那种茫然那种无措,就是那个样,我边看着边流眼泪。

解说:怀里抱着母亲逐渐僵硬变冷的尸体,15岁的少年席庆生,茫然无措地瘫坐在一片荒野之上,脑海里一片空白。

席庆生:后来两个房子之间的农民躲在那里,就跟我喊小子,小子,快点过来过来,快点爬过来,黑子快点过来,后来的事我就往前爬,爬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弟弟,还叫弟弟,我就挥手给他,然后就爬爬爬,大概爬了二十几米,爬到农民的房子。刚刚我们进农民的房子,对方又拿机枪哒哒哒啪啪啪,打那个房子,打那个门,我就一看爬进门以后,就躺在那个门口一个石柱子,我和我弟弟两个,这时候全身无力,就连躺在地上的力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有一种,有一种仇恨,有一种仇恨已经开始了。

解说:一个多小时后,席家两兄弟才离开了农舍,匍匐着穿过两派交战之间的危险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寻找父亲。

席庆生:一个三叉路口的地方,突然一下子看见我父亲,我父亲带着他们手下,几个转业的军人,正在理发店里全部在剃光头。

陈晓楠:为什么要剃光头?

席庆生:他们也要准备参加“武斗”,一下看到我父亲,我就哭起来了,这个时候我流泪了,我就跟我父亲讲,我妈妈被打死了,而且就是被“八五一”打死的。
解说:因为枪击地点位于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范围之内,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

席庆生:因为我母亲穿的白衣服啊,很远的地方就看到我母亲躺在那边,而且那个是一个很暴露的一个山脊,山梁上,这个时候我们趴在阵地上看啊,还看到我母亲的尸体,还躺在那个土地上,那块土上。

草草埋了母亲,却埋不了内心的仇恨

解说:直到第二天凌晨,席庆生才带着父亲和他的几个战友,借着夜色的掩护,把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而这时因为天气炎热,母亲的尸体已经发胀变形,经过简单的处理,很块就被草草埋葬在了“红卫兵墓”。

席庆生:用俘虏裹尸体,拿枪押着用俘虏来裹,就把尸体用福尔马林水先洗,洗了以后用白绸裹尸,裹了以后让四个俘虏来,把尸体处理好,然后装在一个棺材里面,然后就埋到这里。当时我们来这,这已经埋了几百个尸体了,我就跟我弟弟,我父亲,我们一道把母亲的尸体,当时就是一个小土堆,这样埋下来了。

解说:席庆生感到愤怒,而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杀死母亲的并不是“敌人”,而是和父亲同属“八一五派”的一个“战友”,他开枪的理由仅是因为刚刚分到武器,一时激动,于是选中母子三人作为活靶,想练练枪法,而因为不是“敌人”,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得知真相,席庆生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席庆生:就想复仇,就想杀死他。

解说:母亲的死点燃了15岁少年心中复仇的怒火,而不久他就看到了也是由恨而生,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席庆生:我就亲眼看见“八一五”这边枪毙俩父子,捆着,用黑布蒙着眼睛,押起来,他儿子可能还比我要大一点,把布给他们解开以后,就在那里自己挖坑,挖挖挖,挖了以后。他父亲就一下感觉不对,就跟对方讲,他说这样,你们枪毙我,把我儿子留下,他还年轻,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个人,一枪就先把他的儿子给打死了,儿子一打,就栽到那个坑里面。这时候我看见那个父亲的眼睛都定了,定睛就一下定了,侧过来马上就把父亲一枪打死,然后用他们那个铲,把他们(推下去),就这么平平的把土堆上去,那些人就走了,当时打了以后我的腿,我两个膝盖抖的一塌糊涂。

陈晓楠:“红卫兵墓”位于碧山湖畔,解放前曾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去世之后,饶主动地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办事处公墓”,那个时候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13个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都曾经埋葬在这里,后来移葬了红岩村。“武斗”当中沙坪坝区是“八一五”派的根据地,因此这个墓地埋葬的几乎都是“八一五”派直接参与“武斗”的成员,只有极少数意外的罹难者,而席庆生年仅33岁的母亲,黄培英就在其中之一。

席庆生告诉我们说,“武斗”爆发之后不久,一具具尸体就不断的从山城的各个地方运到“红卫兵墓”,因为尸体太多,又是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状态,所以死者几乎都是合葬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墓埋有37个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来分隔,仓皇之间也没有什么墓碑,只是在土堆上插上一块写有死者姓名、死亡时间的木块。后来在“武斗”间隙,死难者所属的单位或者是亲人,才陆续在墓地原址上修建起了墓碑。席庆生说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到1968年末才逐渐结束,因为这个时候革命又有了新的方向。

解说: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随即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纷纷打起背包,走向了那广阔的天地,而席庆生也是这大潮中的一个。

席庆生:那种强大的舆论和社会压制,你同意满意不满意,你都得走,然后就背上自己简单的铺盖,一床席子,一床棉被,我还偷了一点书,就到农村去。3月23号,在朝天门上船,我们是用一个大的登陆艇装到涪陵,那天我记得有一两千知青下去吧,没有人送我,上船了以后,岸上的人在哭,船上的人全部在哭,只有我没有眼泪,我没法哭,因为眼泪都流尽了,我就一个人躺在那个五等舱上,看着别人哭,在想这个船命运把我带向何方。

解说:一声枪响,一颗突然飞来的子弹,夺走了母亲的生命,也击碎了一个少年的狂热与激情,母亲的惨死让出身“红五类”积极投身革命的席庆生,第一次对眼前伟大的革命产生了怀疑,但那时他唯一能想,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复仇。然而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下,直到下离开重庆,他也未能找到杀母的仇人。

陈晓楠:1969年席庆生下乡到了农村,在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之后,才又回到了重庆,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生活的磨难似乎并没有消减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而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席庆生,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凶手得到严惩,母亲的死能有一个公正的结论,但是这些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能够得到。

“文革”结束之后,他获知杀母凶手只是被判了3年徒刑,这时候他彻底愤怒了,3年之后,当他了解到凶手已经出狱,而且在某医院住院治疗的确切消息之后,席庆生毫不犹豫地开始了他复仇的准备。

解说:席庆生开始了复仇的准备,而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做的第一事就是和妻子离婚。

席庆生:我当时就想要搞掉他了。

陈晓楠:就一切都不想要了。

席庆生:太痛苦了,这种仇恨和痛苦都无法消减,干掉他我就痛快,哪怕搭上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这种仇恨积怨在心里太深,也将近10年了。

陈晓楠:哪怕毁掉你原来的自有的生活?

席庆生:在所不惜,我当时有几种想法,有一种想法发泄对他的不满,就是把他整死以后,捆在车上,在大街上拖,满街拖,在最热闹的地方拼命地拖,拖到街上游街,然后被公安抓住或者被乱枪打死,就想把这个事情公之于整个社会,这种仇恨没有了,他们要问是为什么,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打死他母亲,这个人没有被追究,他母亲的问题没有说法,他对社会的一种报复。
除了将凶手杀死,复仇者别无选择

解说:1978年5月的一天,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26岁的席庆生开始了复仇行动,今天他要和自己的杀母仇人,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席庆生:因为我有一次跑长途到武隆,那个很偏远的山区,老少边穷啊,在那里开车子开几十公里,没有人的地方,我就会把这个人弄上车以后搞死以后,连车带人送到那个山以后,然后开进河里,那个下去以后,就万丈深渊,不留下任何证据,这个人在社会就失踪了。

解说:中午11点半,驾驶着吉普车,席庆生和弟弟来到了仇人所在的医院。

席庆生:进去以后吧,把车调头,因为我要迅速离开,因为一看没人,我就上楼,这个时候我还是很激动,(我就走进他)那个病房,一看没人了,我一看病房没人,我就看几个病房都没有人,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医生的桌上有一个病例,他上午出院了。

解说:仇人离奇消失,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选择离开,而从此这个人就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了下落,对于那次精心准备的刺杀行动,为什么会失败,席庆生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通知了凶手让他离开,但父亲一直对此保持沉默。

席庆生:他可能不想儿子再搭上一条命,用另外一种手段来制止,如果他当面制止,他无法制止我,他知道这种仇恨太深。

解说:四十年了曾经的热血少年,如今已年过花甲,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但席庆生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红卫兵墓”,他说现实每一天都在变,但有些东西却永远也无法改变。

席庆生:现在想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至少或多或少的参与,甚至是受蒙蔽也好,或者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也做了很多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可恨的可恶的事,我们也打过走资派,也打过老师,他们又怎么想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那场运动,自己在里面所担当的是个什么角色,应该承担自己的一种责任,每一个人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文革。

陈晓楠:如果你现在,在某一天可能就在街上,突然碰到了这个姓苏的这个人,你会怎么样?我想你一定还能记得他的脸。

席庆生:永远记得,死了都记得,我想我会使劲的抓住他的胸口,不杀他也得打他几个耳光,告诉你,我对你的仇恨永远到死亡,就这样不一定杀他了。哪怕是个老头,我也要打他几个耳光,这是对他最轻的一种惩罚。

陈晓楠:你永远不会原谅他吗?

席庆生:不会,原谅不了,无法原谅。

人们在走在公园,这外面是公园,叫沙坪坝公园,很多人在这里休闲唱歌,他们永远就是偶尔看到这里有一个一群坟墓,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坟墓,这个时代离他们太遥远了,30多年,他们可能有些人遗忘,有些人也淡淡的记得,但是人们开始不太关心这个事。每一次我都进到这里,像进到一个时间隧道一样,进到里头,有这种感觉,我就看着有被打死的,那些被枪毙的,我母亲的死,那些被枪毙的父子,那些躺在大街上的尸体,那些战壕里的尸体。几百条生命啊,我的母亲和他们这些年轻的红卫兵,这些青年学生,他们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让人们还记住这一段历史,这种凝固的历史,这种雕塑的历史,他们都唯一的一点,残存的价值就这里。

陈晓楠:这是唯一的他们生命的一点价值。

席庆生:残存的价值。

陈晓楠:他们的死亡的价值?

席庆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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