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在本周一人物栏目的《民主斗士黎智英，后“占中”时代何去何从》中介绍了黎智英，他创办的壹传媒(Next Media)
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苹果日报》及《壹周刊》，不久前，他辞去了该公司主席职务。在亲民主的“占领中环”抗议活动中，黎智英是一个核心人物，该活动从9月下
旬持续到12月中旬，封锁了香港三个地区的主要街道。现在，香港官员指认了抗议活动的主要成员数十人，正在考虑正式起诉他们。上周五，66岁的黎智英被要
求1月21日到总警局报到。
因为他的反共理念，他所支持的丑闻调查，以及有时像狗仔队一样的报道风格，黎智英常常在香港遭到攻击，不管是口头上、政治上、网络上，还是在身体上。本周一清晨，就有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向他的家和壹传媒办公室入口处投掷燃烧瓶。
上周，他在家接受了采访。那是一栋20世纪30年代的别墅，位于九龙绿树成荫的安静街道上。黎智英在采访中讲述了自己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角色，离开自己的媒体公司的原因，以及他将面临的挑战。
以下采访内容经过编辑与整理。
问：你一向支持民主，但在过去几个月里，你出版物上的报道是否变得更加极端了？
答：我 想，在“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期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受到了攻击——黑客袭击，有人到我们的地方来示威。仅仅是为了防御，这也绝对会推动我们的人变得更加极端。 但在那之后，你会看到，香港现在走向了两个极端，蓝色和黄色[分指亲北京和亲民主阵营]。我当然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媒体有必要越来越趋向 中心，越来越远离极端。因为你不想进一步走极端，以免社会变得四分五裂。
我认为紧张局势已缓和了一点。人们回顾这场运动的时候已经变得更加明白和理性，因为情绪上的紧张已经大大缓解。
问：占领中环或雨伞运动取得了什么成就？
答：这个运动让争取普选的过程变得简单了。这是年轻人开展的公民抗命活动。显然，政府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长期动荡。我觉得这个运动是一个警钟。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了桌子上，通过占中运动，他们就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
问：更激进的民主抗议者说，你和占中运动做得还远远不够。你怎么看？
答：有 什么其他选择吗？我们可能会毫无成果，但是道德力量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此外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出去砸汽车，烧写字楼，冲击警局，放火焚烧政 府大楼。我们不能那么做；那样就太荒唐了。只要做一星半点那样的事情，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不会再得到公众的同情、世界的同情。我们将失去道德的立足点。
问：抗议爆发时，9月28日，你被催泪弹击中了。
答：公众抗议警方的时候，我和李柱铭（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76岁）走在前面。在金钟和肯德基门前，我们站在那里，看到了大家冲上道路，占领了它，那时候我说，‘上帝啊，这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担心，如果事情演变成了暴力冲突，局面就会失控。李柱铭和我出去安抚大家，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活动的根本是和平与爱。我们站在公路的水泥隔离带上，对大家讲话。就在李柱铭讲话的时候，警察施放了催泪弹。
我有点害怕，因为有传言说警察会使用塑料子弹。我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想，‘哇，也许是塑料子弹。’但只是一个催泪弹。我拿到一条湿毛巾，然后回去了。大家都回去了。只要用湿毛巾捂住嘴，就完全不用担心催泪弹。开始时就是那样。
问：在11周的时间里，你几乎每一天都在抗议活动现场。但经过最初的几周后，你说，示威者们、学生们，应该从街头撤退。这么说是不是有些打击士气？
答：我 当时想，“你们必须撤退，”但如果他们不撤退，我也就得在场。我感到有点无计可施，但我也很理解小孩子。这就像带他们进入一家糖果店——如果他们没有拿到 糖果，他们不会离开商店的。抗议也差不多。我能理解他们，但我有点无计可施，因为我们越是继续抗议，公众对我们的好感越少，这个运动的前景遭受的破坏就会 越大。争取民主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斗争。你不能指望一次静坐就成功。
问：有些人说，占中运动如此明确地激怒了北京，更加不利于香港民主的发展。
答：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当然，如果占中活动进行两周就结束了，之后我们再回去，状况会更好。但是，在过去30年中，我们没有做过任何激怒北京的事情，结果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这一次是我们正面面对北京、面对政府的一次尝试。这是一种抵抗。
问：反腐官员目前正在调查你向政治人士捐款的事情。
答：既然案子已经在办了，我最好缄口不言。但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畏缩。我不担心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做错过任何事。
问：虽然你仍然是壹传媒的所有者，但上个月却辞去了主席职位。为什么呢？
答：我 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越是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和媒体保持太近的关系就越不合适。你不能和媒体如此接近，让它变成你的声音。这是不行的，因为媒体会变得太 极端，人们会讨厌它。此外，辞职后我就有了更多的自由，来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不担心他们会转投蓝色阵营。每个人都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需要指示他们做这做 那。
问：在生意中，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专注和创造力。这确实帮助我渡过了很多 的难关，让我比别人更成功。甚至在我做制造业的时候，我就创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用佐丹奴开创了快捷零售业务。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而且我觉得自己 有点天马行空，因为我不是非常循规蹈矩。如果我不喜欢一件事，我就不会去做，所以有时候人们觉得我不是很可靠。虽然有这种种障碍，我仍然成功了，因此我肯 定有一些可以弥补短处的优点。当我有一点点钱的时候，我就想掀起一场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有点天马行空。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赚到这么多 钱。
问：亲民主和反共是你的商业策略之一吗？
答：如果这是一个商业策略，我可能有机会把报纸全卖光。我从来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策略。这么做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是个反叛者；我喜欢找麻烦。但这必须源自于坚定的信仰；这不是某种策略。
问：你说自己不会卖掉出版业务。那你打算让自己的孩子接手吗？
答：不。 我觉得让他们做媒体生意不公平。做这个的人必须像我一样能承受压力，而且要有做这一行的坚定信念。我一出门就会有记者跟着，每天跟24小时，这样的情况已 经有两年半了。我想让自己的孩子承受这种事情吗？不，我不会让孩子来接手生意，因为他们的起点和我的不同。我来自社会底层。我属于非常不同的类型，一辈子 都是个斗士。
翻译：土土
因为他的反共理念，他所支持的丑闻调查，以及有时像狗仔队一样的报道风格，黎智英常常在香港遭到攻击，不管是口头上、政治上、网络上，还是在身体上。本周一清晨，就有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向他的家和壹传媒办公室入口处投掷燃烧瓶。
上周，他在家接受了采访。那是一栋20世纪30年代的别墅，位于九龙绿树成荫的安静街道上。黎智英在采访中讲述了自己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角色，离开自己的媒体公司的原因，以及他将面临的挑战。
以下采访内容经过编辑与整理。
问：你一向支持民主，但在过去几个月里，你出版物上的报道是否变得更加极端了？
答：我 想，在“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期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受到了攻击——黑客袭击，有人到我们的地方来示威。仅仅是为了防御，这也绝对会推动我们的人变得更加极端。 但在那之后，你会看到，香港现在走向了两个极端，蓝色和黄色[分指亲北京和亲民主阵营]。我当然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媒体有必要越来越趋向 中心，越来越远离极端。因为你不想进一步走极端，以免社会变得四分五裂。
我认为紧张局势已缓和了一点。人们回顾这场运动的时候已经变得更加明白和理性，因为情绪上的紧张已经大大缓解。
问：占领中环或雨伞运动取得了什么成就？
答：这个运动让争取普选的过程变得简单了。这是年轻人开展的公民抗命活动。显然，政府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长期动荡。我觉得这个运动是一个警钟。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了桌子上，通过占中运动，他们就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
问：更激进的民主抗议者说，你和占中运动做得还远远不够。你怎么看？
答：有 什么其他选择吗？我们可能会毫无成果，但是道德力量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此外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出去砸汽车，烧写字楼，冲击警局，放火焚烧政 府大楼。我们不能那么做；那样就太荒唐了。只要做一星半点那样的事情，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不会再得到公众的同情、世界的同情。我们将失去道德的立足点。
问：抗议爆发时，9月28日，你被催泪弹击中了。
答：公众抗议警方的时候，我和李柱铭（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76岁）走在前面。在金钟和肯德基门前，我们站在那里，看到了大家冲上道路，占领了它，那时候我说，‘上帝啊，这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担心，如果事情演变成了暴力冲突，局面就会失控。李柱铭和我出去安抚大家，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活动的根本是和平与爱。我们站在公路的水泥隔离带上，对大家讲话。就在李柱铭讲话的时候，警察施放了催泪弹。
我有点害怕，因为有传言说警察会使用塑料子弹。我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想，‘哇，也许是塑料子弹。’但只是一个催泪弹。我拿到一条湿毛巾，然后回去了。大家都回去了。只要用湿毛巾捂住嘴，就完全不用担心催泪弹。开始时就是那样。
问：在11周的时间里，你几乎每一天都在抗议活动现场。但经过最初的几周后，你说，示威者们、学生们，应该从街头撤退。这么说是不是有些打击士气？
答：我 当时想，“你们必须撤退，”但如果他们不撤退，我也就得在场。我感到有点无计可施，但我也很理解小孩子。这就像带他们进入一家糖果店——如果他们没有拿到 糖果，他们不会离开商店的。抗议也差不多。我能理解他们，但我有点无计可施，因为我们越是继续抗议，公众对我们的好感越少，这个运动的前景遭受的破坏就会 越大。争取民主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斗争。你不能指望一次静坐就成功。
问：有些人说，占中运动如此明确地激怒了北京，更加不利于香港民主的发展。
答：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当然，如果占中活动进行两周就结束了，之后我们再回去，状况会更好。但是，在过去30年中，我们没有做过任何激怒北京的事情，结果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这一次是我们正面面对北京、面对政府的一次尝试。这是一种抵抗。
问：反腐官员目前正在调查你向政治人士捐款的事情。
答：既然案子已经在办了，我最好缄口不言。但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畏缩。我不担心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做错过任何事。
问：虽然你仍然是壹传媒的所有者，但上个月却辞去了主席职位。为什么呢？
答：我 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越是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和媒体保持太近的关系就越不合适。你不能和媒体如此接近，让它变成你的声音。这是不行的，因为媒体会变得太 极端，人们会讨厌它。此外，辞职后我就有了更多的自由，来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不担心他们会转投蓝色阵营。每个人都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需要指示他们做这做 那。
问：在生意中，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专注和创造力。这确实帮助我渡过了很多 的难关，让我比别人更成功。甚至在我做制造业的时候，我就创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用佐丹奴开创了快捷零售业务。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而且我觉得自己 有点天马行空，因为我不是非常循规蹈矩。如果我不喜欢一件事，我就不会去做，所以有时候人们觉得我不是很可靠。虽然有这种种障碍，我仍然成功了，因此我肯 定有一些可以弥补短处的优点。当我有一点点钱的时候，我就想掀起一场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有点天马行空。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赚到这么多 钱。
问：亲民主和反共是你的商业策略之一吗？
答：如果这是一个商业策略，我可能有机会把报纸全卖光。我从来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策略。这么做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是个反叛者；我喜欢找麻烦。但这必须源自于坚定的信仰；这不是某种策略。
问：你说自己不会卖掉出版业务。那你打算让自己的孩子接手吗？
答：不。 我觉得让他们做媒体生意不公平。做这个的人必须像我一样能承受压力，而且要有做这一行的坚定信念。我一出门就会有记者跟着，每天跟24小时，这样的情况已 经有两年半了。我想让自己的孩子承受这种事情吗？不，我不会让孩子来接手生意，因为他们的起点和我的不同。我来自社会底层。我属于非常不同的类型，一辈子 都是个斗士。
翻译：土土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115/c15lai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