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以馬克思列
寧的「階級鬥爭」學說而建立的政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習慣從「鬥爭」的角度看世界，看人（包括自己人）以及看具體問題。這導致它們都不可避
免地出現一個先天性的缺陷，就是脫離現實，即主觀認知與客觀世界相悖離。在共產黨的術語中，這叫做「左」。
除了「脫離現實」外，「階級鬥爭」理論的另一個毛病，就是强調立足於「鬥」。既然立足於「鬥」，就需要有高度敏感的「敵情觀念」，因而凡事都習慣用「陰謀論」去分析。
這兩種「左」的毛病，在中共處理香港普選問題上表露無遺。
簡單訴求複雜化
「脫 離現實」的「左」病，正是導致中共在香港普選問題上出現嚴重的誤判。明明香港人的訴求很簡單直接，就是要求中共兌現它30年前的承諾（即趙紫陽總理對香港 大學學生會的覆函提出的「民主治港、理所當然」），給予香港人真正的普選，但是，中共「左」的慣性思維，卻把一個簡單的訴求複雜化為：
‧顏色革命（以香港為契機顛覆中共政權）；
‧分離主義（爭普選是假，搞香港獨立是真）；
‧搶奪香港管治權（以遂當年英國人的夢想，建立一個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政府）等。
這些責難，香港人嗤之以鼻，我們哪有這麼複雜？可惜北京卻信之確切，因為它被自己「左」的慣性思維所蒙蔽。於是，明明是中共自己不願意信守承諾，卻誣衊香港人「不愛國」、無視「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了。世界上是非之顛倒，莫此為甚。
立足於「鬥」的「左」病，見諸「佔中」之後內地與本港親共人士的叫囂。短短1個月內這種叫囂計有：
‧饒戈平的「補上去殖民化課」；
‧張榮順的「再啓蒙」；
‧陳佐洱的「補腦」論，和「苦瓜毒豆」論；
‧梁振英狠批《學苑》；
‧吳秋北的引入內地《國家安全法》；
‧李源潮聲稱「反佔中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今後好戲還在後頭」；
‧此外，又成立具有强烈「洗腦」性質的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等等。
如何反「左」？
面對滔滔「左」浪，香港人唯有奮起反「左」。如何反「左」？筆者一介書生，只能從文章入手。我認為：
第一，從全局觀點來抗衡「左」的叫囂。
我們要大力在青少年學生中普及「左」毒對中國、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禍害。筆者常常用兩組數字來概括這個禍害：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1億人遭政治迫害（這 是最簡單化的概括）。讓學生認識這一點是最好的國情教育。與此同時，我們要重溫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提出防「左」的迫切性，他說：
「現
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柢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
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
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我們可以用鄧小平這些話，比對一下發出「左」囂的人，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危害性。
第二，從香港局部的觀點來抗衡「左」的叫囂。
我們不妨詳細閱讀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後的回憶錄《回歸的歷程》，他承認中共自1949年以來在香港工作上犯了幾次嚴重的「左」的錯誤，對香港社會帶來重大的損失。我們可以讓年輕人多了解這段歷史，從而自覺抵制「左」的叫囂。
對 於建議引入內地國家安全法來香港的吳秋北先生，他作為工聯會理事長，應該記得工聯會在1967年策動「反英抗暴」的「極左」角色吧？在工聯會65周年會慶 紀念特刊裏，你們把責任一推給港英（民族壓迫），二推給北京（受文革影響），就是不怪責自己中了「左」毒，才幹出「火燒林彬」、炸死兩姐弟的惡行。這些事 情都應該讓年輕人知道，使他們懂得自覺反「左」。
第三，我們也可以敲問一下那些發出「左」囂的高官，他們有沒有反思「左」的傷痛？如果有，他們為什麼還要把「左」的一套施加香港？
在 香港問題上最為港人熟知的「左」王陳佐洱先生，曾經在其父親、名教育家陳汝惠先生逝世15周年時發表題為〈生我劬勞 欲報罔極〉的悼念文章（載2013年8月《炎黃縱橫》），其中提到：「20年極左路線製造的冤假錯案……使他過早衰老健忘，開始癡呆」。又提到：「經過了 『文革』的摧殘浩劫之後，他晚年感恩鄧小平同志……想起自己已經結束長長的噩夢，錯案獲糾，終於能夠安心地閉目養神乃至無憂無慮入睡了」。
如 果陳先生有感「左」禍對其父親的摧殘，那麼他理應成為反「左」的先鋒，否則又何以告慰乃父在天之靈？他也應該明白我們香港人今天關於真普選的訴求，正是為 了避免其父親的遭遇不致重現香港？連這麼一個卑微而又很人性的要求都要狠狠扼殺，你又如何向接近1億的與乃父有相同厄運的國人同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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