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發言應辛灝年先生的要求，就一些敏感的民族問題談我的看法。有些研究民族問題的學者不願意過多談西藏，覺得西藏問題是一個「雷區」。但是我的研究早就進入了「雷區」, 當我們討論民國期間的西藏問題時，又進入了一個更加深入的「雷區」。然而，我們只有勇於深入「雷區」，才能破解關於國家、民族、中藏關係、漢藏關係的迷思，不進入「雷區」把以往的迷思炸掉，我們就無法建立一個真正的復興民國、建立民國、更新民國的基礎。這個問題如此之重要，使我必須按照今天的「中華民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主題來演講。但是主題要做一點修改：即中華民國和西藏關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簡單說說我的觀點。
2011年10月，我在臺北國史館搜集漢藏關係史料，10月10日正好趕上了民國百年的慶典。2013年1月，我在大陸翻墻上網看到一則消息：達蘭薩拉的一些藏人在慶祝西藏獨立100周年。這也就是說，1911年的辛亥革命，對於漢人、滿人、蒙古人、藏人的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說，辛亥革命啓動了我們的百年憲政夢，開啓了古老的漢民族的現代化道路，於此同時，辛亥革命也啓動了藏民族百年的獨立夢想和現代化進程。漢、藏民族自辛亥革命以來所追求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相互衝突的。
先講幾個重要的史實。1909年，趙爾豐在川邊改土歸流之後，清政府命令鐘穎率軍入藏，要把「改土歸流」政策施行到西藏去。1910年，1700多名清軍進入拉薩，導致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年後，1913年1月11日，蒙古和13世達賴喇嘛的代表在庫倫（烏蘭巴托）簽訂了《蒙藏友好同盟條約》，該條約明確規定了雙方互相承認對方的獨立。1914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出了4名西藏貴族青年出國學習，此舉也可視爲十三世達賴喇嘛尋找現代化路徑的努力。然而，這四名青年的走向是英國而不是北京。這段歷史，無論是以往還是現今的民國研究者都很少提及。我認爲它傷及了一些「大中華主義者」及漢民族主義者的傲慢：當藏民族的民族獨立和現代化道路出現轉機的時候，這個我們一向認爲是野蠻落後的民族却向我們認爲是蠻夷的西方國家尋找現代化路徑，而不是走向中央帝國。如果說民國從滿清承續了全部的地域/版圖/疆土，我們却忽略了一個事實：清王朝崩潰後，原先與滿清存在關係的各主要非漢民族開始重新洗牌，「五族共和」的五族中，至少有兩個大的民族在民國初期就曾宣布獨立。
我在尋找資料中，看見過一組類似於奏摺性質的檔案，可以統稱爲「籌藏策」。從普通的大學生給蒙藏委員會寫信說西藏問題應當如何解决，或者各種形式的高官報告/建言說西藏問題應當如何籌劃解决。這些資料總體說有幾個特點。1、除了極少數外，主要是漢族知識精英寫的，反映了漢族知識精英對怎樣處理西藏（被稱爲「脫繮之馬」）問題的看法。2.這些「籌藏策」不外乎兩個重點：控制、改造。有的建議武力控制，有的建議「攻心爲上」，有的建議文化改造等等。3. 「主權不可退讓」，因此無視藏人的意願。事實上，當蒙、藏簽訂條約互爲承認的時候，也就說明蒙、藏事實上已經跟中央政府决裂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無法修復。當漢人知識精英們倡導「五族共和」時，却有蒙、藏這兩個大民族要脫離出去，不打算跟你們「共和」。南京政府成立的時候，另外兩個民族在簽訂獨立條約，這段歷史，我們的史書都在回避。偶爾提到這個協議時，往往又會陷入「條約合法性」的爭議。其實上，更重要的是事實是：在民國成立之初，蒙藏兩個民族通過簽訂條約明確表達了獨立的意願, 蒙藏兩個民族都認爲「五族共和」跟自己無關。
那麽，這些「籌藏策」說明什麽問題呢？說明在那個時期，民國和西藏沒有實質上的關係。如果有實質性關係的話，也就無須朝野各界人士如此出謀劃策了。事實上，民國從來沒有治理過西藏，民國時期，西藏事實上處於獨立狀態。民國政府並沒有將他們的統治推行到西藏，就連四省的藏區，包括康區、安多等的大多數地區，特別是在高原牧區，民國的行政也沒有推行到基層。比方說，儘管青海建立了行省，但是在藏區的玉樹、果洛等地並沒有施行實質性的統治，這些地區的管理還是傳統的地方王。
整個民國時期，國民政府使出渾身解數來進入西藏，往往在青海格爾木、四川的金沙江一帶就被擋住了。同時，在民國期間，兩方還發生過幾次衝突，史稱「青藏戰爭」、「康藏戰爭」。 民國政府做出的全部「統治西藏」的努力就是要恢復某種聯繫，而他們做到最好的地步，也不過是蒙藏委員會在拉薩建立過辦事處，駐藏時間很短。在民國時期， 西藏還出現過兩次「驅漢」，即「驅逐漢人」事件。一次在1913年，13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時候就發生了。民國初年，當辛亥革命爆發消息傳到拉薩時，拉薩的川軍發生了嘩變，川軍在拉薩燒殺搶劫，引起了藏人驅漢。這是第一次驅逐漢人事件。由此開啓了西藏歷史上事實獨立的階段。此後，民國政府全部努力就是試圖與拉薩的噶厦政府建立關係。
民國期間，一共出現過兩次建立關係的機會。一次是13世達賴喇嘛圓寂，民國政府趕緊派人去給吊唁，並給予一個封號；第二次是現在仍然健在的14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國民政府派吳宗信去出席。現在有充分證據證明，吳宗信「主持」14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是不真實的，他的報告中描述的細節與其他在場者所描述的細節不相吻合。第二次藏人「驅漢」事件是國民政府撤出大陸，藏人展開了第二次驅逐漢人的運動。蒙藏委員會派駐拉薩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被噶厦政府限期離開，經過印度回到中國。此後，1950年，中共通過「昌都戰役」打開了西藏關閉的大門，1951年中共派兵武裝佔領西藏，開啓了中藏關係第二階段。然而，中共入藏帶來了西藏歷史上最大的灾難。
民國退守臺灣後雙方政治缺乏互信
民國退守臺灣後，與14世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是什麽關係？這就是我想要說的民國與西藏關係中的「現狀」。1959年拉薩事件後，蔣總統發出聲明，支持西藏人民的反共抗暴運動，承諾並肩作戰，並承諾光復大陸後會給藏族人選擇的權利。但藏人置之不理，覺得不能再次上漢人的當。對於藏人來說，中土政權誰掌權不重要，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漢人了。2009年我在達蘭薩拉采訪達賴喇嘛尊者時候，他說：「在西藏的語言裡面，對中國所有的朝代，遠點說，從唐朝開始，還是宋，元，明，清，不管是哪個民族統治中國（不管元朝時蒙古人的，清朝是滿族的），我們對他們的稱呼，都是『甲那的皇帝』。對印度稱『甲噶』，對中國稱『甲那』，對印度和中國稱：甲噶和甲那。在歷史上一直是這樣。」
我對此的理解是，從歷史上來看，藏人從來就不認爲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提出的「五族共和」，儘量想要把藏人納入民國體系，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願。13世達賴喇嘛在1913年就發出了藏人的獨立宣言。這說明我們（漢人）對藏族和其他民族的瞭解，與事實有很大的誤差。這個誤差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當現代化的曙光照耀民國的時候，漢族的民族精英並沒有解决好新的國家如何接納既不同文、也不同種、又不同歷史，在不同朝代中被皇權强行納入帝國的非漢民族的問題，這個問題，民國並沒有解决。到了國民政府退守臺灣的時候，這個問題再次出現。以蔣總統的善意沒有獲得回應的方式出現。
後來，臺灣民國政府派人接觸西藏流亡政府，希望西藏接受蒙藏委員會的領導，西藏流亡政府當然拒絕。後來蒙藏委員會又在流亡社區做了許多不太有建設性的事情，導致雙方的關係進一步惡化。當時流亡政府甚至把他們認之爲中共之外的第二號敵人。西藏流亡政府做出過一個决議不與蒙藏委員會來往，這個决議至今有效。達賴喇嘛尊者第一次去臺灣是1997年，他已經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翻過喜馬拉雅山已經快40年了。這給我們什麽啓示？達賴喇嘛尊者從1959年流亡，走進自由民主的印度，花了兩個禮拜；達賴喇嘛尊者從印度走向民主自由富强的西方世界花了20年；這次會議上很多朋友稱中國大陸爲「中華民國淪陷區」，臺灣爲「中華民國自由區」，可是，達賴喇嘛尊者走出「中華民國淪陷區」只用了兩個禮拜，走進「中華民國自由區」却用了近40年。儘管達賴喇嘛尊者可以自由來往美國，却至今還不能自由來往臺灣。這些問題說明什麽？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
必須承受中共的「負資産」
我們想要恢復的民國究竟應該是什麽樣的民國？儘管民國政府在西藏和其他民族沒有欠下大筆血債，但如果民國恢復之後，我們應該建立怎樣的一種民國與西藏的關係？「光復民國」不能跳過1949年之後的歷史，不能繞過這段歷史以及它所承載的一切，直接銜接到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說，恢復的民國必須要承受中共在西藏留下的負資産，而中共不止在西藏有血債，我可以說出至少有10個非漢民族經歷了中共的屠殺。
繼承了這筆負資産後又怎麽辦？我非常贊成辛灝年先生提出的民族問題原則，非漢民族的社會制度可以自决。但是，我完全可以想像，許多非漢民族的知識精英對於以漢人爲主的中央政府的態度會是：「沒有你對我最重要」。這個時候，我們怎麽辦？我們的認知能否超出鄧小平說的「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的跨度？無論未來的中國有如何美好的前景，但在民族問題上，現在的知識精英們，不管政治立場和對未來的願景是什麽，恐怕大多數都沒有超越鄧的「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的跨度。當人權、主權這些問題放到具體的民族關係上時，其內涵很可能會有改變。也就是說，對非漢民族來說，獨立也是天賦人權。我們漢人作爲一個大的、强勢的民族，有沒有權力來替被壓迫的非漢民族作出選擇？
達賴尊者在1999年在華盛頓說，西藏問題是個道德問題。爲什麽說他沒說是領土問題、政治問題、人權問題，而是「道德問題」？對於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來說，我們必須關注和思考這個道德問題。西藏問題在拷問我們的良知，也拷問我們有多少權力來替非漢民族决定他們的未來？這是個不可回避的問題。西藏問題到現在已經有100年了，它伴隨著中華民國的誕生而誕生。它會不會隨著一個未來民主的自由的中國誕生而結束？這有待我們的努力。
最後，說到未來的中國是個什麽狀態。不久前，我陪兩位中國大陸來美國旅游的年輕人去費城參觀獨立宮，美國的建國者在1776年簽署獨立宣言，在1787年制定憲法的地方。參觀的人有來自全美國各個種族的人，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游客。我們今天看到，美國是不可動搖的世界第一强國，而美國不僅種族、文化多元程度是世界第一，美國多種族多文化的人民和諧共處的程度也是世界第一。而這一切，都來源於二百多年前在那個大廳裡開會的幾十個紳士，來自於他們秉持的理念。他們不僅超越了他們個人的富貴榮辱，他們也超越了他們所生活其中的宗教、文化、社團、族裔、政治活動所規範的團體利益和價值觀。他們不僅繼承了自古羅馬以來西方文明傳統中崇尚理性、崇尚高尚道德的理想主義政治觀，他們更突破了自身文化傳統的局限，看到了人類自由理想的未來，看到了「人生而平等」的理想能够在這塊土地上第一次真正實現的可能性，爲了這一人類最高理想的實現，他們能够放弃自身一切狹隘利益和狹隘觀念。正是由於這幾十個人秉持了這樣的理念，有這樣的精神，才有了美國獨立宣言，才有了美利堅合衆國憲法，才有今日美國的一切，而我們，也才能够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現在，我們這些生活在自由土地的人，能否接受在國家、民族、統一、政府等等概念之外，還有道德、倫理、正義這些概念？我們能否走出鄧小平的認知水平？如果我們不能走出這樣一個認知，我們這個國家最多只能走到「中華民族」和「五族共和」這個節點，决不能達到美國今天各族裔和諧共處的水平。我只是個歷史學家，不能預告未來。但是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很大程度上，作爲思考者，今天我們自己的思想能走多遠，未來的中國，或者未來的中華民國就有可能走多遠。
（「民國研討會」發言整理）
2014年10月，三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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