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黃毓民近日提出香港需要進行一次「新民主運動」，香港人把「新民主」這三個字炒熱起來。恰巧，前一篇有關《建國大業》的網誌文章，亦有提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這三個字便讓我記起，昔日曾寫過一篇有關新民主主義的短文，現轉貼至下面予大家參考。
「新民主主義」帶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民主運動」會為香港帶來甚麼？黃毓民以「新民主」這三個字來為自己的政治動作來命名，絕對是有其隱含意義。但黃毓民是否有毛澤東的雄才壯志與及視野，則留待大家細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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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後的內戰，能夠打敗國民黨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在1940年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為當時中國人民所接受，並相信這是一個建國的新策略方針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新中國的政治理念。在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尚未正式通過前，以新民主主義為骨幹的《共同綱領》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唯一國家契約。而實際上，一些對中共政權有意見的學者也都認為新民主主義對國家的發展有著正面的作用。[1]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是一項對1949年新中國順利建立有實質貢獻的理論。
然而，新民主主義在1953年好像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責任一樣，被毛澤東急速中斷並丟棄，隨之而來便是國家加快步伐向社會主義邁進。不同研究者對新民主主義被急速中斷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大陸的研究者較大程度認為中國在建國後的前數年，社會上出現了有利社會主義發展的變化，加上當時正在摸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解決國內窮困問題的作用，促使快速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的過渡角色。[2]若果這個觀點成立的話，那麼明顯地有兩個基本前提或假設必須成立：第一，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一個以經濟為主導的理論，因此為著解決經濟問題，便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及向社會主義急速過渡；第二，新民主主義的中斷原由只是牽涉到國內的社會環境因素，而完全沒有任何國際因素的成份在內，因此國內環境的變化已足夠決定了政策的中斷。要去反覆考量這兩個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就需要從新民主主義的本質理論來研究，並且理解新民主主義在實踐時的一些細節，特別是毛澤東推行新民主主義的決心。也是只有從這兩個方面來開始研究，方能更全面理解新民主主義被急速中斷的原因。
新民主主義的真正內容及寫作動機
新民主主義乃出自1940年毛澤東的手筆。毛在他這篇論文內明確提出了他構思出來的新中國藍圖。毛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主要包括三個範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及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內容，大抵是建國初期《共同綱領》內的那個構思，即國家由不同階級成立聯合政府，實行人民民主專政，而並非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3]新民主主義經濟則明確容許資產階級在不影響國家資源的情況下，可以擁有部份私有財產，用以共同建設國家，從而使國家獲得最高的利益。[4]而新民主主義文化則相對比較抽象，是指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5]由於新民主主義內的三個範疇沒有以教條式推銷社會主義，加上抗日戰爭後國民黨表現出極度貪污腐敗，致使毛澤東的中共獲得了大部份知識份子的支持。
但是，若細心分析新民主主義內的三個範疇，很容易可以看出新民主主義文化這環節其實並沒有一個明顯獨立的框架。它只是建立在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因素下的一個副產品，從這一點可以推論毛澤東對這個文化範疇並不是那樣著重的。再在政治和經濟這兩個範疇細心閱覽一下，不難發現毛在討論兩者時所用的篇幅相距甚遠。毛在論述新民主主義經濟時，前後用字不足一千，但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用字卻數以倍計。從字數的多寡來考量毛的心思的話，那就有明顯充足的理由去相信毛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基本上是一項純為政治動機出發的理論。若果持著這個觀點來研究新民主主義被中斷的原因時，便更需要理解1953年時的政治環境因素，因為政治因素才是毛澤東原本提出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動機。不去理解動機，反而在其他範疇猜量的話，是沒有充份掌握政治家的心術。因此，以為毛是由於經濟原因中斷新民主主義的話，從當時客觀經濟環境與及動機上，都不存在令人完全信服的理由。反之，毛的政治誘因才更是值得考量的因素。
國共內戰時期新民主主義的實踐經過
在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理論寫下來之後，到其成為《共同綱領》的骨幹部份，當中還存在著很多實踐上的波折。大部份人都錯誤以為毛澤東擺脫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影子，為新中國締造了一個跟蘇聯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體系。[6]的而且確，新民主主義理論所描繪的影像與及各種意識形態，皆沒有蘇聯的社會主義味道。若抱有這個假設，那就很容易誤解了新民主主義的中斷是代表毛澤東在建國後，選擇了在短時期內便向蘇聯快速傾斜。這一點或許跟毛澤東在1949年建國前的時刻曾暗示中國需要向蘇聯一邊倒不無關係。[7]但若以此來理解毛的政治心術，那就不大準確了。
事實上，近十年間才被公開的前蘇共歷史材料，揭開了不少有關中共方面的情況。儘管1945年毛澤東在寫《論聯合政府》時，把新民主主義理論及觀點推前了一大步，但其實在1947年11月的時候，毛澤東曾向斯大林發過一封電報，內容除了報告國共兩黨的內戰情形外，毛在電報內的第9點更向斯大林請示中共倘若打敗國民黨的話，將準備建立一個類似南斯拉夫鐵托政府的獨裁政權。毛的這段請示，原文如下：
9. 隨著民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不復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們黨的人，雖然它的多數領導人是動搖份子。他們迫於國民黨的壓力解散了同盟，從而表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8]
這個想法跟毛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內，爭取多個革命階級聯合執政的說法，剛好是一個南轅北轍的立場。從這份電報，可以理解毛澤東在1947年內戰尚未完結的時候，已經有意思不按照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去實現其1940年時政治諾言。倘若當時斯大林同意毛的請示的話，新民主主義理論便不會成為《共同綱領》的骨幹，當然跟著也不會存在中斷或不中斷新民主主義的問題。
斯大林看過毛的請示電報後，在1948年4月回覆了他不同意毛澤東企圖成立獨裁政權的看法，並建議毛需爭取中國境內不同革命階級的支持。斯大林的回覆電報摘要如下：
“…………信中只有一個地方引起了我們的疑慮，那裏說：「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它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長期存在，中共將不得不同它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要保留自己的領導權，也就是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和孤立帝國主義者及其國民黨代理人。
…………這意味著，暫時不實行所有土地國有化，不廢除土地私有制，不沒收全部大小工商資產階級的財產和不沒收不僅大地主而且靠僱用勞動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財產。實行這些改革還要等一個時期。…………”[9]
毛是清楚並接受了斯大林在電報內的意見。在1949年，中共去解放天津及北京時，劉少奇就曾經按著新民主主義理論下的基本精神，來說服這兩個地方的資本家去繼續生產的工作，並表示國家不會沒收他們的資產。[10]其後在建國的《共同綱領》上，亦看不到毛澤東試圖建立獨裁政權或社會主義的影子，但這無疑是毛澤東接受了斯大林的勸籲多於毛澤東對自己構思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真心支持。
從這一點觀察，有很大理由相信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落實是斯大林一手促成的，而並非毛個人於建國年間選擇了的政治方向。因此到新民主主義被中斷時，研究者也有必要考慮斯大林及蘇共方面的影響。
1953年的政治變化
到1953年新民主主義被中斷的時刻，國內和國外政治局勢起了不少變化，絕大部份皆對毛澤東及中共有利。中共在建國初期很有毅力地進行了多項政治運動，包括土改、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這些運動的結果對中共而言，大抵都是正面的，亦使毛澤東相信他已牢牢到掌握了國家的政治脈膊。毛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這是毋容置疑的；毛是一名追求絕對權力的政治家，這一點(從他日後發動文革的動機來看)也是毋容置疑的。從這些分析來看，很難想像毛是甘心接受多個革命階級共同執政這個概念。因此，中斷新民主主義時期是一個非常適合毛澤東性格的決定。從新民主主義理論開始時作為一件毛澤東的政治工具，實在有足夠的理由去推論中斷的原因也是應該出於政治的考慮。這是非常脗合而又有理據的推論。
除了國內政治運動的成功，在1953年還有兩個國際因素對當時新民主主義的中斷有可能起了十分直接的關連。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和美國在韓戰上打成平手，最終達成和議。撇開戰事對中國的人命及財力損耗，中國能跟美國打成平手，在當時而言，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從國家民族觀念的層面上看，也一吁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西方列強所欺壓的一份怨氣。很有理由相信，毛澤東以為這項軍事成就可以為其建立一個獨裁政權提供可觀的籌碼。而毛亦十分相信他的成就應該獲得全國人民的擁戴和支持，儘管這種假設在1957年的雙百運動的時候被徹底否定。
第二個因素是斯大林於1953年3月逝世後，毛澤東終於不用再事事遵從斯大林的意見。再者，毛澤東對蘇共接班的赫魯曉夫不甚重視，毛再也沒有甚麼理由去請示蘇共的看法。從這一點出發，很合理地會發展到毛認為再也沒有甚麼必要，去繼續執行斯大林生前提出中國不應該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議，因為毛已經決心脫離蘇共的制肘。這一點更可從毛在50年代不按牌章攪大躍進，及60年代初期趕走所有蘇聯專家，獲得印証。儘管當時中國尚未達到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基本條件來實現社會主義，毛還是選擇了社會主義理論一躍而成為國家的主要型態。這個改變頓使毛毋須再遵守新民主主義內多個階級聯合執政的規定，使其逐步邁向專政獨裁之路。
結語
從毛澤東原來寫作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動機和他在國共內戰期間曾向斯大林表示有意不恪守新民主主義的精神，毛對執行新民主主義所提出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針政策，有多少誠意實屬疑問。在充滿濃烈政治味道的毛時代，一切行為皆套上了厚厚的政治包裝，若要研究此段時期的歷史，不由得研究者不以政治方向來考慮一切事件的前因與來龍去脈。
而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關係，更令人不會忽視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影響。若果研究者認為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對毛中斷新民主主義無直接關係，而堅持中斷原因只涉及國內因素的話，那無疑是在歷史的拼圖上拿走了一大片拼塊，令人們永遠沒法看得清楚事件原來真實的面貌。
[1] 蘇紹智在一篇文章，提到：「縱觀八十年的歷史，中共和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是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見〈中共建黨八十年評說〉，《爭鳴》，2001年，7月號。)
[2] 這個論點主要是考慮胡繩的觀點，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 《毛澤東選集》，頁670。
[4] 《毛澤東選集》，頁671。
[5] 《毛澤東選集》，頁688。
[6] 蘇紹智在一篇文章，提到：「(新民主主義)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抵制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干預而提出來的。這是中共自己的創造性的貢獻。」(見〈中共建黨八十年評說〉，《爭鳴》，2001年，7月號。)
[7] 《毛澤東選集》，頁1477。
[8] A. 列多夫斯基：〈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88。
[9] A. 列多夫斯基：〈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89。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47-59。
參考書目
1.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蘇紹智：〈中共建黨八十年評說〉，《爭鳴》，2001年，7月號，香港：百家出版社。
4. 胡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3期，北京：中共黨史硏究編輯部。
5. A. 列多夫斯基編，馬貴凡譯：〈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北京：中共黨史硏究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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