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Donald,
昨天,特首辦邀請我撰寫800字短文,放在你的facebook專頁,內容是從中港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港矛盾爭議,據說這是開了先河,在此衷心感謝你的轉載。有朋友認為這是你的公關工程、或政府抽水,我並不認同﹕在目前的氣氛,政府正視上述問題是值得嘉許的,學界也有責任帶出信息,和分擔一些公眾情緒,因此引起你facebook粉絲的激烈回應是必須的,我是很樂意的。但這只應是開始,不是終結。假如政府只把問題定性為文化融和,這卻是真正的問題,因為相關爭議同時暴露了香港面對的四大潛在危機。它們互為表裏、互為因果,短文談及的是其中一點,以下是整全的框架。那篇短文的另一動機,就是希望引誘你和你的facebook粉絲閱讀這篇足本長文,這是爭取話語權的唯一途徑,用心良苦,你不會不看吧。=)
(一)人口政策內容的「非本土化」危機
追本溯源,新移民、內地遊客、「雙非人」引起的爭議,反映香港人口政策出現危機、不合國際慣例。這不是我今天馬後炮說的,而是數年前擔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時正式說過的。設定移民政策本身不會構成歧視,因為無論是多開放的地方,都不可能接收來自全國、全球的新移民;唯有制定合理、符合本土期望和發展需要的人口政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仇恨出現。然而,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區,一直沒有人口政策的清晰指標,也沒有完全的執行能力,高度自治性不但不及澳門,在個別範圍,甚至不及內地省市對戶籍的控制。這雖然有歷史上中英協議接收內地華人的背景,但放在今天全球化人口流動便捷的年代,漏洞太多,無疑已不合時宜,容易激起本地人不滿。如林瑞麟說﹕漏洞是要堵塞的。
要扭轉上述局面,我們的人口政策應作出五項根本變革。第一,香港應制定有具體指標的理想人口藍圖,例如要促進香港的多元性和國際性,即使不效法新加坡的族群比例指引,也應對多少新移民以普通話或英語為母語有指標;要整體人口保持競爭力,也應對不同年齡層、教育水平等有指標。第二、要落實上述指標,不可能不掌握(或部分掌握)各地新移民、包括內地新移民的審批權,這與來港團聚家庭的訴求並無衝突;即使北京不接受,審批權也應是中港共同參與的決策,這可說是我們忽略的「內交」一環。第三,就何者擁有居港權,隨着時代發展,愈來愈難單以出生與居留時間判斷,例如被視為以「出生地原則」判斷居留權典範的美國,近年不斷受共和黨挑戰要修憲,雖然短期內不易成功,但整體支持是愈來愈大;取消「雙非」子女居港權的理據,亦應作如是觀。第四,政府對遊客、成為香港公民前的新移民、正式公民分別的權利與義務,應有明確分流,特別是對非緊急事故使用香港公共資源的外來者,應有明確準則決定是否接納,例如讓公立醫護人員專業判斷;即使是私營公共服務,也應制定服務非本土人口的限額,並嚴打違規的中介公司。第五,政府應有具體的「熔爐政策」,確保無論是新生命、還是新移民進入香港時,以認同香港核心價值為本;這可以從針對性的教育、社會工作入手(不代表新移民立刻享有一切福利),也可以從審批時進行考核入手,起碼新移民不應連香港實行三權分立也不知道 。
(二)人口政策制定過程的民粹化危機
以上五點,有些涉及行政指引,更多則涉及法律,容或不可能霎時間全部解決,但相信在你的餘下任期,應有能力解決大部分。但必須說明的是,讓民眾逼政府解決這些問題,是十分不理想的。政府處理人口問題的責任,應該在議題變成社會焦點前防微杜漸,先發制人,制定相關政策,因為人口議題有一條金科玉律﹕既絕不能閉門造車違背民意,也不能100%由政黨、民意帶領,否則人類的天性被問及「是否願意與外人分享資源」這類問題時,正如被問及是否願意在本區興建骨灰龕,肯定是不願意的,因此決策過程又必須有大量數據支援。那特區政府有沒有既能掌握民意、又能先發制人的人口政策機關呢?沒有。對此,作為政府首長的你自然有責任,但長期在政府的那兩位特首候選人,若是到了選舉才將之變成議題,卻在政府坐視問題惡化而不作聲,不論動機,責任同樣嚴重。
要人口政策掌握民意、避免民粹,必須做到三點。第一是徹底改革目前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以此統籌相關方向性舉措。這委員會目前說是制定長遠人口政策,但明顯欠缺效果,其官員班底更容易脫離民情,未來必須加入足夠比例的民意代表,讓民情發酵前防微杜漸,也讓政客分享責任。第二是決策過程必須加入量化分析、並對公眾公布,這不是說為了吸納專家學者而吸納,而是政府應掌握具體數字,例如每年究竟用了多少公共資源在新移民、「雙非人」身上,趨勢是上升還是下跌等等。這除了有助研判政策,也可以發現一旦這比例下跌、民情反彈卻上升,應如何對症下藥。第三,人口政策修訂不應是一次過的,反而應由這委員會每年檢討、微調,像一些國家地區會每年更新移民政策大綱,這會避免人口議題每逢選舉才發酵。假如你不處理上述問題,對已有情緒的民眾而言,是很難說服他們放棄對立來捍衛核心價值的──在理念層面,我不認同前者的解決必須犧牲後者,但要匡正這思想,是常年累月的事。在執行層面,政府必須正視相當一部分人是這樣想,才能標本兼治。
(三)「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機
為什麼不是任何形式的釋放怨氣都應接受?這涉及我們的信念問題。在文明社會,基於個人所屬群組(例如種族、膚色、族裔、鄉下、性別、宗教等)的籠統形象的歧視性言論,普遍被視為「hate speech」,在好些國家被列為非法,一些國家稱呼黑人為「negro」,足以被控告,由此衍生的「hate crime」,更不待言。「我認為雙非人不應佔用香港公共資源」,這是一個政策建議的陳述,不會因為這些人說普通話、廣東話還是英文而改變;「我認為新移民不應在成為永久性公民前享有全部福利」,這也是一個政策建議的陳述,不會因為新移民喜歡蹲還是站而改變;「我認為蹲坐不符合市容」,則是一個公民教育的信念,解決應是對學童、對新來港人士教育禮儀,而不是批評此人的同胞佔用香港資源。正如歐洲國家對中國、俄國暴發戶在當地的個別行為不可能沒有不滿,但只在相關人士觸犯規例時斥責;又如我們若在歐洲衝紅燈過馬路,自應被當地人斥責,但若在過程中被斥為佔領他們資源的「蝗蟲」、或被嘲笑何以不蹲在地上,那人即不足取。這是諺語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當然,「政策」和「人」,在現實世界難以完全分清楚,但政府也好、民間團體也好,還是應該盡力把關,盡力讓討論停留在政策層面,而不是人。仇恨言論只要成為常態,無論在網絡世界也好、現實世界也好,足以輕而易舉的轉換對象,例如在非洲贊比亞,從前的仇恨對象是帝國主義,到了最近的大選卻變了排華。在任何國家地區,只要與身分認同相關的議題變成常設項目,無論是基於族群、宗教、新移民也好,都是開啓了潘朵拉的魔盒,仇恨的對象今天可以是菲傭,明天可以是內地人、越南船民、東南亞來港難民,那後天也可以是佔用福利較多的天水圍人、殘疾人、接受綜援的人,這是學界泛指由hate speech、hate crime衍生的hate politics。無論目前情况是否已到臨界點,我們有備無患提高警惕,對任何立場的朋友都是正面的。
國際社會對近來風波愈來愈關注,但它們的切入點多是中港的「雙向歧視」。一旦港人容易把對政策的不滿和對人的不滿合二為一,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會有很負面的影響。孔慶東教授的言論,有刻意散播仇恨之嫌,明顯是混淆政策和人的反面教材﹕若他是不滿內地對香港有政策傾斜,無論多激烈向內地政府反映也是其自由,這是政策;但通過刺激香港人、製造矛盾,這卻是傷害人。同理,在前述政策層面,我們多激烈向政府施壓也無妨,但在人的層面,製造「蝗蟲論」、指罵遊客,既對政府沒有壓力、在內地引起反感和反擊,更容易片言隻語被標籤為非理性,一切得不償失。因此,在制定符合本土利益的人口政策的同時,社區組織協會的建議,即把新移民納入反歧視法保護,是應該同步落實的。至於新移民如何符合族群的理論基礎和國際案例,我想你從前應看過施麗姍女士的相關報告,這就不贅了。
(四)核心價值的虛空化危機
至於你現在關心的中港衝突破壞融合、破壞和諧、破壞核心價值的問題,這確實是我擔心的問題,但為什麼在社會得不到重視?除了上述原因,這也涉及香港核心價值本身的虛空化危機。在外傭居港權爭議中,或新移民爭議中,經常有一個論調﹕一旦問題涉及社會利益、經濟利益,就是「實在」的;若是對法治有衝擊、破壞學術自由、引起仇恨情緒之類,哪怕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也是「虛嘢」。以上的觀點也不能說是錯,當生存權的侵蝕過了臨界點,核心價值自然會被放下,這是古今中外戰爭最慘烈時,必會人相食之故。問題是,我們的臨界點似乎很低:假如明天直選特首,候選人甲保證每人減稅50%而言明收緊言論自由,乙保證捍衛核心價值但要加稅1%,恐怕甲還是當選無疑。
造成這狀况,固然與核心價值的捍衛者不懂將其重要性聯繫到民生、不懂「sell」有關,但更與政府以「有事鍾無艷」的態度看待核心價值有關。當特區政府在中港爭議時提倡理性包容,自然政治正確,但恐怕沒有太大公信力﹕為什麼在已成為國際笑柄的「落敗替補制」推出的時候,就不用常識和理性?唐英年和梁振英現在都滿口核心價值,但前者不會認為浸大民調涉及核心價值,後者則不會認為鍾庭耀和成名涉及核心價值。而且我們既相信制度,也相信社會規範;一個理性社會的規範,包含對專家學者的尊重。但在親建制報章,只會在言論相符官方立場時高調採用相關意見,以權威視之,不相符時就變成訟棍、學棍,充滿人身攻擊。這一種氛圍,到了事急,還有誰能有效維繫核心價值?郝鐵川部長認為學者在社會發揮影響是超越了學術,某程度上,我是認同的,只是擔心現在的社會科學研究一律要求「社會應用性」,而學者幾乎人人使用社交網站,根據上述定義,恐怕「真學者」會「被絕種」了。
在一些國家,理論上,國民愛國,先是因為認同一系列價值,然後相信那個國家代表這些價值,才去愛。這說法容或虛偽,但畢竟能彰顯核心價值的重要性。相反單憑「大局」、「國家利益」維繫的愛國情懷,卻容易滋生仇恨,正如孔教授也是從這樣的高度發表言論的,而他在內地一些互聯網,竟然極受歡迎。這自然不是說國家利益不重要,而是說我們無論推廣公民教育也好、國民教育也好,自稱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也應將核心價值內化為身分認同的根本,以此來規範新移民,也以此來規範自己。要達到這效果,一方面自然要政府牽頭,一視同仁;但我們也知道政府的局限,因此另一個捍衛核心價值這類沒有即時經濟效益、卻有長遠社會效益的方法,還是與制度有關。曾有學者提出全面普選後的制衡機制,例如讓一半議員代表小區、而任期較短,另一半議員代表大區、而任期較長,像美國兩院制那樣,讓後者較能對核心價值一類宏觀問題把關,前者則負責回應即時民意。相關思維並不成熟,但這問題是政治家應該及早思考的,否則無論如何高呼「捍衛核心價值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也是捍衛不了的。
千秋歷史如何評說?
我明白,你和你身邊的人經常覺得很冤屈,在餘下任期,也不能有大作為。正如我曾跟你說,我對你這些年來裏外不是人,是同情的,但政治人物的宿命,就是這樣。以上提出的四點,必須同時處理,若只處理後半部而忽略前半部,只會令市民對任何價值觀都倍加犬儒;相反若只處理前半、而不處理後半,同樣會令我們的核心價值喪失。
你一直對特首候選人抽水十分不滿,而防止別人抽水,最有效的做法,自然是在你的任內回應上述訴求。只要你願意,我深信不少人不在乎夕陽政府,也會襄助。但假如你任內不處理相關問題,讓它延續到下屆政府,恐怕歷史將記載「中港融合危機於蔭權七年全面爆發」,雖然你視民望如浮雲,但我們也不希望上台時民望高達七成的你,會被春秋史筆如此評述。難道你希望餘生日日夜夜被曾太埋怨?一旦豬或狼上台立刻解決了問題,你顏面何存?假如你在餘下的半年對症下藥,香港人會對你最後的努力「心中有數」,會記得你是一個「香港仔」,在我心目中,這是一個自豪的身分,希望在你心中也是。
Yours,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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