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群博士(1958-2008)
在《精英惡鬥》中，有提及過香港的資產階級，如何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中逐步分享到權力。不過，書中的焦點始終是放在近幾十年。而書中討論的，亦集中在政商非牟利網絡中的交織精英中的資產階級代表，而非整個資產階級。至於香港資產階級的歷年發展，亦不在書中的討論範圍。
陳偉群博士的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至今仍是探討香港資產階級起源最重要之著作。書中提及到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人資產階級如何在開埠初起踏入歷史舞台、華人資產階級之後如何隨香港經濟發展崛起、而與兩者相對的華人勞工階層又如何組織起來為其權益抗爭。
西人資產階級之崛起
遠在香港未開埠之前，之後長期叱咤香港政商兩界的西人資產階級已經成形。他們多是從事中英貿易的英國商人。縱然早期英國東印度公司獲中英貿易的專營權，不少英國商人卻透過成立海外公司，繞過專營制度的限制。他們長期在廣州十三行共事，又一起反對過專營制度，很快便成為一個內部關係緊密的階層。在一八三二年，東印度公司的專營權結束，以威廉渣甸（Willian Jardine）為首的在華英商便把矛頭指向十三行制度，爭取中英之間的自由貿易。
廣州十三行制度對西人之停留諸多限制，英商亦只能在秋冬之際從事交易。英商因而希望可以像葡葡牙人那樣，可以在珠江口一帶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貿易基地。維多利亞港為英國商船中途停泊之地，亦是中英走私貿易的據點，令英國很早便留意到香港這個地方。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在與中國官方發生衝突後，於一八三四年在澳門患上瘧疾而病逝，離世曾建議英國佔領香港。到了一八三六年，怡和洋行合伙人勿地臣（James Matheson）亦舊事重提。英國之後於香港開埠，在某程度上可說是在華英商的主意。
在一八三九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英商因著與林在鴉片貿易上的分岐而被逐出廣州。英商之後逃往香港暫避。到中英開戰後，英軍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進駐香港。基於香港之地利，再加上英商與早已維港一帶居民一起合作，或是補給、或是走私，旅港英商急不及待的築起他們的永久基地。他們擔心在中英正式講和時，會放棄香港：早前中英於穿鼻同意割讓香港之口頭協議，中英政府均拒絕承認，雙方之主事官員均遭撤換。在港英商便加緊遊說主事和談的駐華商務總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還透過與怡和關係良好的奇切斯特（Chichester）議員約翰亞伯史密（John Abel Smith）向下議會進行遊說。到了一八四二年八月廿九日，中英兩國正式簽署南京條約，香港正式成為英皇屬下之殖民地。英商的香港基地亦變得安穩。
染指香港政治
要在香港開埠，並把香港割讓為皇室領地，此兩者均原先是英商提議。沒有英商的努力，也就不會有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是以英商從一開始，便希望可以主導這片新領域之政治。在一八四五年，英商向倫敦殖民地大臣投訴港督戴維斯，要求由西人自治。戴在一八四八年黯然下台，但自治一事則不了了之。到了一八四九年，英商再向國會陳情，要求西人自治。香港政府便在立法局增兩個非官守席位，而怡和的代表總能佔一席。到了一八八三年，香港總商會成立，立法局增一非官守議席，由總商會主席莊遜(F.B. Johnson)擔任。到了一九二二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席增至六個，怡和與總商會仍然穩佔一席。
但香港英商的政治野心不止於此。到了一八九四年，英商與居港西人聯手要求政治改革，爭取引入普選。他們的口號自上去似乎十分進步，但事實上他們要求的，只是西人的普選權。他們希望繼續排拒華人的政治參與。也就是說，他們希望能在民主自治的旗幟下，實施由西人主導的種族隔離政策。儘管如此，這運動還是吸引了一些思想西化、傾向自由主義的華人支持。港府最終以避免中國政府透過華人干預香港內政為理由，拒絕了政治改革的建議。不過政府為表現自己從善如流，還是加強了政治吸納的制度，以示其尊重民意。政府把立法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由一位增至兩位，表面上回應了增加參政渠道之訴求，事實上卻暗地拒絕了西人排拒華人參政此潛在訴求。不過，西人資產階級在此運動中郤不無得著：行政局自此引入了兩個由西人精英擔任的非官守議席，而其中一個則順理成章地預留給怡和洋行的大班。
精英關係網
在《精英惡鬥》中討論過的精英關係網，在開埠初期即已存在。不過，各界精英的關係不只建基於企業之間的董事交織。在香港社會的草創時期，非正式之私人關係比起規範化的董事交織更為重要。
香港英商之間的商業關係，往往會帶來商人之間之友誼。透過互惠互利的交易來交朋友，對於求利之商人來說可謂是最理想不過。住在香港的商人之間大都同為一個緊密的交易網絡之成員，此網絡把香港的英商連成一個團結的資產階級。像怡和一類的大洋行在此交易網絡中，擔當著中樞的角色。怡和洋行與香港大部分的商人都有交易，比如說它是香港最大的地主，精英階層要租住高尚住宅，大都要租住怡和的物業。怡和可以透過優惠的交易條款，與重要的合作伙伴打好關係，最終促成了階級的團結。值得留意的是，早期香港並未有公務員制度（那要到一八六二年起才逐漸建立起來），制度容許政府官員從事私人業務。是以英商可以透過與官員交易，建立與政界之關係。
在一八六零年代，英商之間開始建立起規範化的交織關係。在一八六一年，香港總商會成立，主要商行均於其理事會中有代表。怡和洋行在總商會佔主導地位，在一八六一至一九零零年間，共有二十位正副主席為怡和大班。而在一八六五年由英商集資成立的匯豐銀行，其董事會長期都是香港董事交織網的核心。同樣，怡和等大洋行之代表經常成為匯豐之正副主席。
英商在社交上之連繫，亦是促成西人資產階級團結之因素。在開埠初期，怡和洋行在銅鑼灣之大宅，乃是香港上層社會舉行社交活動之場所。到了一八四六年，香港首間西人會所﹣香港會正式成立。香港會之入會要求嚴格，其入會費格外昂貴，只有最富有的英商以及政府和軍方的高級官員方能付擔。有色人種，不論貧富，當然亦會遭拒之門外。而香港會對其會員之行為有極其嚴格的規則，比如說禁止賭博、禁止在星期日進行競技、不許為戶外的活動煮食、不准把會所的酒帶到戶外等。違反規定者，最嚴重可引致開除會籍。然而限制愈多，西人愈是對香港會之會藉趨之若鶩。
香港的英商大都出身於英國的中下階層，他們大都是為了尋找上流機會，才冒險來到香港。香港會嚴格的入會資格，以及其行為守則，令英商之舉止能夠迅即比得上英國本土的上流社會。嚴格的規條令英商能夠與低下階層作出區隔，因而使在港西人比英國本土居民更重視上流社會之禮儀。這亦令香港的英商建立起一份共同的文化意識，促進其身份認同，使香港西人資產階級日益團結。在香港會成立後，其他西人會社或西人社交盛事如雨後春荀。之後的週年大賽馬，以及由此發展起來之英皇御准賽馬會是為一例。
不過，隨著香港經濟之發展，英商之經濟優勢逐漸為華商所取代。華人資產階級即將挑戰西人資產階級之主導地位。
Filed under: Elite Studies, 港人講史 Tagged: 行政吸納政治, 香港開埠, 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 官商勾結, 權力精英
from 徐承恩網頁 http://sytsui.wordpress.com/2013/01/07/%e9%a6%99%e6%b8%af%e9%9a%8e%e7%b4%9a%e9%ac%a5%e7%88%ad%e5%8f%b2%ef%bc%88%e4%b8%89%e4%b9%8b%e4%b8%80%ef%bc%89%ef%bc%9a%e5%95%86%e7%95%8c%e7%b2%be%e8%8b%b1%e9%96%8b%e5%9f%a0%e8%a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