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市場於鴉片戰爭後逐漸開放，中外貿易急速增長，而香港則成為中外貿易之中轉站。由於中國政治局勢長期不穩，中國商人在一八五零年代末起大量移居香港。由於中國的市場機制未成熟，法制亦不如西方般講求合約精神，令到於中國商界政界有人脈關係的華商更能把握中外貿易帶來之機遇。洋行要做中國生意，亦要透過華人買辦之幫助，而制度亦容許買辦趁機做自己的生意。而洋行要聘用華人勞工，亦需透過外判商安排。此等華商因而在一八七零年代成為香港經濟最重要的力量，亦成為政府稅收之主要來源。
華商亦積極參與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亦為印度的棉花出口貿易帶來競爭。這又使棉花價格保持穩定，促進英國蘭開夏郡紡織業之發展。本土及全球經濟之因素，令香港政府不得不更重視華人商家。
華人精英於一八七零年成立東華醫院，自此透過慈善活動換取社會地位，便成為華商的慣例。共同參與慈善活動之經驗，亦使華商逐漸形成一個緊密的華人資產階級。而早期東華醫院亦是香港華人向政府申訴之渠道，令華商可以擔當為華人大眾請命之角色，從而得到籌碼向政府討價還價。在之前討論東華醫院之文章，已討論到東華如何成為華人社會的領導者。到了一八七八年，保良局成立，而東華保良兩者之董事局交織者眾。自此東保兩局便成華人資產階級展現其影響力之工具。
東華醫院及保良局皆為華人社會中之權威，常能強迫華民依從其意思行事。居港西人經常投訴東保精英以威嚇的方式，企圖在香港建立華人的國中之國。這些投訴固然是種族偏見，反映了西人資產階級對新興華人資產階級之恐懼，但這些指控卻非完全無中生有。當年的東華醫院和保良局，與現代概念的志願團體有一些分別。它們在法律上是志願團體，在講究人倫關係的華人社會中卻是權威。東保精英經常透過密集式的探訪，以社會權威或人情壓力進行酬款。募捐行動可算是東保精英就華人社區事務向華民徵收非正式稅款。比如說在一九零九年，果欄行會因行業收入下降，希望能暫停向東華醫院捐款一年。東華醫院即召開會議予以遣責，在會上亦駁回了讓行會分期捐款此折衷提議。即使名望強如南北行公會，亦難免要受東保精英之氣燄。在一九二一年，南北行公會遲了繳交早前認捐之尾數，即接獲東華發出之警告信。
東保精英雖靠做華民代表起家，但在華人資產階級站穩陣腳後，卻開始與普羅華民保持距離。後來新一代的華人資產階級受過英文教育，生活較為西化，因而受到港府重用。雖然他們當中偶有開明的自由主義者，但整體上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高等華人，與低下階層的華人愈走愈遠。在二十世紀，階級分岐逐漸取代種族差異，成為社會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華人精英的政治吸納
自東華醫院創辦起，香港政府開始有組織地將華人精英吸納入政治體系內，逐漸強化東華保良體系。在一八九一年，總登記官駱克改革團防局，成立團防局委員會。此委員會吸納了華人社會最顯赫的精英，其委員大多做過東保兩局的總理。政府在治理華民的問題上，都會咨詢團防局委員會的意見，一些學者因而稱之為華人的行政局。與此同時，鑑於東保董事局均是一年一屆，政府於其上增設由官員及前任總理組成的顧問局。這一方面加強港府對東保兩局之控制，另一方面亦容許部分總理於卸任後延續影響力。
政府亦委位華人精英擔當原先只限西人之公職。港府先是委任華人精英為太平紳士。在一八八零年，伍廷芳被委任為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兩年後伍到中國擔任外交官，黃勝接任他的崗位，自此立法局會預留一個華人非官守議席。到了一八九四年，相關議席增加至兩個。自此華人精英於香港政治有一定影響力，雖然他們要到七、八十年代才能取代西人資產階級的優勢，但至少也能夠分庭抗禮。到了一九二六年，周壽臣成為首位華人非官守行政局議員，華人資產階級逐漸能與其西人對手平起平坐。
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交界，成為立法局議員乃華人仕途之高峰點。這些議員大都受過英文教育，有一大部份做過洋行的買辦。他們都曾做過太平紳士，大都是東華醫院或保良局的卸任總理、或是團防局委員會的委員。值得留意的是，這群立法局之間多有親屬或姻親關係，來自三個大家族。他們分別是囊括了首兩個華人議席的何啟-伍廷芳家族，何福-羅文錦家族，以及周少岐家族。
香港政府的政治吸納制度，為華人資產階級譜出了一幅獨特的陞官圖。他們先是活躍於商會、行會或街坊組織，然後被推舉為東華醫院或保良局的總理。若被賞識，他們會在卸任擔任顧問局的委員，然後再被委任入團防局委員會。聲名顯赫的，則會成為太平紳士。在升降機的頂端，則是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席，以至是二十年代之後的行政局議席。
備受壓迫的普羅階層
華人資產階級縱然一度扮演為華民請命之角色，但暗地裡卻為了自己之利益壓搾基層華民。此等壓榨可見於香港華民惡劣的居住環境。在十九世紀大量人口湧入香港，令住屋供不應求，樓價持續高企。香港普羅華人大多只能分租房屋，以至是租用床位，而露宿街頭之情況亦十分普遍。華人地主常用盡土地面積，樓宇密度遠比西人社區高，而地主又會毫無節制地將樓宇分間。一層大約介乎四百至一千平方呎樓面，會住上十餘人。平均每戶可分得一百平方呎的空間，間格之設計不利通風。而且不要忘記，當時的華人樓宇未有下水道及抽水馬桶，而華人亦有於家居飼養禽畜的習慣。這種擠迫而不通風的環境，乃疫症之溫床。西人社會恐被波及，再加上其對華人生活方式之鄙視，使他們屢向政府施壓。
在一八八六年，港府提出要規管華人住屋，使其更合符公共衛生的原則。但此舉將減少華人土地可建屋之面積，亦局限了屋宇的間格，使華人資產階層群起反對。這些屋宇的業主，大多是洋行中之買辦，他們常將分間的房屋租予旗下之外判工人謀利。當時華人資產階層與普羅華人之關係尚算融洽，華人精英亦擺出一副為民請命的姿態，指出華人對居住環境的標準有異於西人，是以目前之居住環境對華民來說是最合適云云。不過，事實上這卻是以中西有別為籍口，掩蓋華民生活狀況之惡劣。港府的建築標準看法縱然可能有西方中心主義之色彩，但當時普羅華人之生活環境，用甚麼標準看都是強差人意。
潔淨局委員何啟乃當時華人社會之領袖，亦大力以上述理由反對政府的建議。有趣的是，何啟本身在英國讀過書，行為舉止甚為西化。他亦是愛丁堡大學畢業的西醫。是以他不論是在文化思想上，還是在專業判斷上，都會知道此等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不過，何啟與華人資產階級有業務以至是家族上的連繫，而他本身亦有投資香港的地產。最終一已的階級利益，勝過了所有的理據。後來何啟成為了立法局非牟利議員，在一九零八年曾慷慨發言反對禁售鴉片。公白行的利益，凌駕了專業判斷、亦違背了國際社會反大煙之潮流。
與此同時，華人勞工之就業，亦受制於外判商。香港的洋行因不熟悉華人之工作文化，而其對人力資源的需求亦甚不穩定，使他們倚靠外判商簡接聘用工人。這些外判公司，往往是由洋行的買辦所開辦。最終香港之勞動市場便為外判商所壟斷，華人勞工若非透過外判商，便難以找到僱主聘用。華人勞工與判頭之關係，權力極為不對稱。外判上往往會將工作再外判予其他行家，此等判上判的安排進一步壓榨華人勞工的收入。華人勞工往往要和其判頭上繳一半的酬金。華人勞工作為外判工，往往不能享有一般員工的福利。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華工也要面對西人的剥削。他們支取著近乎可恥的酬金，在工作時還要面對形形色色的種族岐視。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劏房僭建局長、以中華文化掩飾剥削的詭辯、還是外判制度對工人之壓榨，都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
然而，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香港沸騰之日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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